杏林史话——悬壶济世权爱棠

（十三）悬壶济世权爱棠

文/康桥

权爱棠，字国仁，甘肃省武威市人。生于1889年，卒于1965年，终年76岁，是久负盛望、誉满陇右的知名老中医。

爱棠幼年就读私塾，15岁随父宦游，教读经史，并学习岐黄之术。其父尚忠，是清末进士，兄弟国敬熟读史书并擅长医术，以治内伤脾胃病见长。

爱棠出身于儒门世家，自幼就奠定了医文并茂的坚实基础，一直喜欢易理，精书法善国画，其功力可与医术相媲美。20岁毕业于甘肃省旧政法专门学校，早年曾在武威中学任教， 后应聘至绥远省实业厅任咨议。

1942年，被吉鸿昌将军委任为绥远省警察厅医官。委状题有《都统训言》，其中道：“清，冰洁玉温悬镜临民，流泉止水不着一尘；慎，眼到口到手到心到，渊渊夜思详人所略；勤，运璧惜阴一刻千金，坚苦卓绝日新又新；廉，取与辞受一介弗荀，耿耿孤忠有为有守；明，眉睫千里烛照靡遗，英气内敛才大心细。”十句格言以清、慎、勤、廉、明五字概之，以资勉励爱棠立身拯民，济世活人为立本。

爱棠幼承庭训，铭记先公“为医济人”的遗训，所以，他并未在仕途上发展，而是于1929年返乡在武威行医。抗日战争前夕，金城（兰州）著名医家柯与参先生邀他到兰州任国医分馆任主任，创办医刊，培育杏林人才。在该馆任职期间，伪中央政府有取缔中医的意图。消息传开，群情激愤，举国哗然。爱棠耳闻目睹伪国民政府扼杀中医之举，深感愤慨，偕同柯老等同道联名上书请愿，据理抗争。在国内中医界的抗议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下，伪政府不得不取消前议。

1938年，受柯与参先生的委托，爱棠携眷返乡筹建武威国医支馆，遭到地方政府和反动军阀的干涉，逼迫停办。他欲承继先贤、启迪后学的志向未能实现，但未因此而气馁，更是以坚强的毅力，悬铜牌于市，以济世活人、教书育人为己任，扶危救厄，带徒授业。

新中国成立后，他随80岁高龄的中医妇科名家刘慎诸一起，扶杖步行城郊农村普种牛痘，预防天花，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爱棠德高望重，为人正直，诊病省疾时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并常向贫苦就诊者馈赠药品。20世纪30年代，他从京城带回许多珍贵药品，不到10年在济困扶厄中馈赠一空。他一直说：“古之为医者每常自己制药，则近可视亲，远可济众。”并告诫门人“为医者首在立品，况其性命在我掌握中，此岂同儿戏，若一涉利心，则贫富攻视，致人之生死于不顾，非良医之所为也。”

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曾传授多人医术，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严师。晚年虽卧病简出，仍教子女于床前继承家业。一生忙于诊务。求诊者接踵其门，无暇著述问世，晚年写成《续名医类案》《傅青主先生女科歌诀》，成稿未能发行。

他一生深研中医经典，旁及诸子百家，撷取众长，不拘一格，兼容并蓄，勤于实践，诊病问疾无不成竹在胸。对同道，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非常谦虚。他常言道：“医学浩如烟海，经验各有所长，为医者既不可偏执己见，亦不当轻讥同业。应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相资并用，庶多一点经验则少一点谬误。”

20世纪40年代，爱棠曾诊治一高烧患儿，用清平消导之剂而无效，后经延某医投调胃承气汤一剂而热退。爱棠得知后索要其方，看后说：“此彼之所长，吾之所不及也。”

权爱棠一生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培育人才，扶厄救伤而奋斗了一生，不幸因患肝癌于1965 年逝世。他平生潜心医学而禅精竭虑，堪称一代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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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强（康桥），男。依崆峒山，傍泾河水。生桫椤塬，学哈尔滨。年逾五十，历经风霜。出身医科，偏爱诗文。弄情笔墨，习修武学。“兰马”拥趸，万步有约。运动达人，健康桥梁。曾在《散文选刊》《家乡》《飞天》《甘肃日报》《平凉日报》《甘肃农民报》等媒体发表散文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