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本草纲目出版推动了医家撰写药学专著的热潮

7、(三)其它在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医家研究本草学的风气颇为高涨,虽然没有取得象李时珍、赵学敏、吴其浚等人的成就,但对本草学的研究也作出一定的贡献,概括说来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配合临床,切合实用:《本草纲目》问世以后，虽然受到人们欢迎,但由于这是一部总结性的作品,内容包括繁多,对于医家临床使用,存在某些不便,有些医家因此从事一种由博返约的工作,编写了一些切合临床实用的小型本草书籍,如汪昂根据《本草纲目》辑成《本草备要》(1694)一书,载药460种。后来吴仪洛在汪昂《本草备要》的基础上,又加改编,写成《本草从新》(1757),载药720种,比《本草备要》更加完善,因此也受到人们的欢迎

2.考据辑佚: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起始于明末,但盛行于清代。如明末卢复就依据《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所引的《本经》原文,辑成《神农本草经》(1616)三卷,使该书在散佚多年后,又初步恢复旧观。至清代,考据学盛行,像孙星衍、顾观光等,也先后做了同样工作(日本人森立之也做过这方面工作)。其他如缪希雍《本草经疏》(1625),张璐《本经逢原》(1695),张志聪、高世《本草崇原》(1767),邹澍《本经疏证》(1837)等著作,也都是在考据学的影响下产生的。

　　3.炮炙专书和食疗本草:明代有关药物炮炙和食疗本草方面的著作较清代为多,如张文学《炮制药法》(1585)、缪希雍《炮炙大法》(1622)等都是论述药物炮炙的专书。另外如朱橚《救荒本草》(1370)、鲍山《野菜博录》等都属于食疗本草专书,类似著作在清代是不多见的。这固然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明代劳动人民制药技术发展的水平,以及灾荒年景对野生植物的知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