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伟国与“南派足球”：在他身后，国家队中场空白了二十年

天下武功出少林，少林流派分南北。“南少林”出福建，技手短小，马步小而稳，多以声助力，发力时摇身抖胛，极显阳刚之气。粤与闽相邻，经纬的差别似乎在印证着后者更有南派的气息。

广东也的确是有武功的，在这座极尽务实的城市中，有着无数血脉贲张的英雄传说。无论是黄飞鸿悬壶济世，还是方世玉锄奸铲恶，又或者写几笔“酒醉一分功高一倍”的苏乞儿，再后来孙文发布“讨袁檄文”、创办黄埔军校、缔造革命的坚实基础，这些无不显示着广东历史的传奇意味。

它最市井又最革命、最功利却又最侠义。在“虎门销烟”的绚丽火花中，在“三元里抗英”的大刀长矛中，在黄兴土制炸弹的轰轰炸响中，甚至在“佛山无影脚”和十三姨纯情而搞笑的恋爱中，这座城市逐渐沉淀出一种兼容而务实的境界。

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厅堂，上海是中国的账房，昆明是中国的后花园，那么广州就是中国的厨房，真正的富庶之城，足球在此应运而生，而它毫不意外地被铭刻上“南派”的印记。“南派足球”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宽泛又有点狭隘，终其一生都和广东足球纠缠在一起。

起源

1925年，适逢省港大罢工，香港的华人球员纷纷回到广州，并将香港华人球队注重技术短传、边线进攻的打法传播开。这种技战术有利于规避广州球员在身高、力量上的落后，发扬其灵活的特点。

1959年亚运会广东队只拿到了第五名，但广东队飘逸的球风和精彩的表现，让“南派风格”这一名词首次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

1977年9月，广州市体委决定组建广州青年足球专业队，欧佰谦任领队，罗荣满出任主教练。“矮脚虎”赵达裕、“点球专家”麦超、“快马”吴群立、“罚球专家”李超波、“国门”孔国贤、“拼命三郎”吴方和曹阳等一批骁将不仅成为80年代中国国字号队伍的中坚力量，还成就了广州足球最早期的辉煌历史。

广东足球的似乎总是走在中国的前列，1984年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以每年赞助二十万元的条件与广州市体委签约，联合组建广州白云足球队，这是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支企业与政府合办的足球队，“官办民助”的“万宝模式”以及“民办官助”的“佛山模式”随之先后出现。

1989年1月，广州白云队扩大为足球俱乐部，统管一、二、三线队伍，打破队员集中住宿的一贯制，实行球员生活自理的走训制。1993年1月8日广州市体委以公开招标的形式联手广东太阳神集团，正式成立了中国首家股份制职业足球俱乐部，“广州太阳神”。

1994年广东队取得全运会亚军，恰逢中国足球正式迎来职业化改革，此时的广州足球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甲A元年广州太阳神夺得联赛亚军，队中的胡志军、彭伟国、周穗安分获金靴、金球、最佳教练奖。

但没有人想到过，1994年不是广东足球最繁荣的时刻，却是广东队甲A时代成绩最巅峰的时刻。这像极了彭伟国的职业生涯，“最闪亮的时刻没有出现在最重要的场合”。

无论是“三三三”的造血模式，还是顶着“人贩子”名号的陈亦明以近一百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引进黎兵、马明宇，广东足球始终保持着专业时代的风格，务实又灵活。

国仔

广东人对男孩子的昵称，是在其名字后面加个“仔”，相当于国语的“小”字。古广明被叫做“古仔”，正如彭伟国叫“国仔”。

广东职业足球球员最初是广州市体委的集体户口，彭伟国的编号是187号。

1992年1月广州队中彭伟国、胡志军、黄洪涛、沈嵘、蔡庆辉等五人被徐根宝选入国奥队，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预选赛。

同年彭伟国初进国家队在亚洲杯独进两球掀翻卡塔尔，是1994年亚运会中国队最佳射手。与胡志军组成“太阳神双子星”，携手带广州太阳神队获得职业化元年亚军。

彭伟国是典型的南粤足球风格球员，脚法细腻，头脑清晰，视野开阔，善于协调全队的攻防节奏并传出致命传球，也具备个人进球得分的能力，是全队进攻的策划核心，同时也是罚球及角球专家。缺点是体能相对欠佳，速度及对抗能力一般。

当时年纪轻轻的彭伟国与曹限东并称“南彭北曹”，当时是公认的中国最好的组织中场。

1995年徐根宝祭出“抢逼围”战术，申花势如破竹，这让中国足球前所未有地重视起球员身体和拼抢能力，比赛的节奏和激烈程度迅速提升，“南派足球”难以立足，彭伟国与国家队缘分也基本结束。

1997年的十强赛成为压倒“南派足球”在国家队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戚务生的4-5-1阵型中的五个中场球员：防守型后腰是李铁，两个边路是姚夏和李明，中路是全面均衡的马明宇，前腰是个人突击力极强的于根伟。

当时彭伟国受膝关节伤困扰，在国足一球领先后，戚务生用彭伟国换下了李铁，国足中场失衡。这步棋赛后成了失利的矛头所指，而彭伟国也一并承受了外界的批评，这是他最后一次入选国家集训队。

1997年广州太阳神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球队次年惨遭降级，当时队中包括区楚良、胡志军、彭伟军、黄洪涛在内的许多主力队员纷纷选择背井离乡，前卫寰岛出重金将彭伟国挖到帐下。

2001年，彭伟国以一种低调的方式退役。他自己说过，“其实按我当时的状态，我还是能再踢两三年的，但环境不允许我继续下去，我只得选择放弃。”

工体对阵桑普多利亚的惊天挑射，甲A元年倾盆大雨中6-1大胜申花的倒挂金钩，广岛亚运会半决赛转身抽射攻破科威特队大门，回顾过往的职业生涯，彭伟国的高光时刻显得有些零散。

衰落

彭伟国的无奈离开，是“南派足球”不得志的印证，与之相生相依的广东足球最终也输了，输给了“国进民退”的足球浪潮。

从广东足球的发展历史来看，民营企业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职业化后各地大型国企受地方行政的意志驱使，争相入主俱乐部。它们不计成本地投入，令广州太阳神等民企俱乐部望尘莫及。

在广东，一切人和物都相安无事地相处着，每个人每件事都能准确找到自己的活法，而不像北京、上海，一定要争出个高低优劣。所以广州足球在岳永荣、陈亦明辉煌之后就风光不再，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投入太多。

广州足球最“鼎盛”的时期是1996年、1997年，那时广州有三支甲A队，广州松日队的主场设在韶关，广州太阳神的主场设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广东宏远队的主场设在广东省体育场。但这种繁荣更像是泡沫，是被火爆的甲A市场拉拽着的存在。

那时广州松日球市极不理想，某场比赛只卖出去二十九张球票，松日的老板潘苏通无奈之下只得求助韶关市长，于是韶关大学组织上千人的学生去现场看球。后来学生们也不去了，球场常常是空空荡荡。

越秀山、东校场也好不到哪里去，广州球迷高喊“丢”。这一切并不表明广州人不喜欢足球，他们只是骨子里有很理性的因子。

1997年至1999年，广州甲A三队相继降级。2000年广州松日在从甲B联赛降入乙级联赛后宣布解散。2001年身处甲B组的广东宏远被变卖至青岛海利丰，广州足球只剩下了最初的广州太阳神，而太阳神也在当年年底宣布退出足坛。

此后十年，混乱、假球充斥着广东足球。金主退出，球队降级，元老出走，球迷倒戈，广东足球分崩离析。

恒大

2010年初，广州足球最危难的时候，彭伟国曾站出来接过球队教鞭，但很快被火速换掉。

2010年3月1日，恒大集团正式入主广州足球俱乐部。《足球报》记者白国华感叹道：“向来得风气之先的广州，锻炼出来的是对商机的异常敏感，兴盛时有太阳神接盘，低谷时有恒大抄底。”

2012年年中，里皮上任后不久，在谁担任预备队主教练的问题上，广州市足协秘书长谢志光直接推荐了彭伟国。“还是希望给广州本土的一些年轻教练一点机会，毕竟跟着里皮这样的世界级名帅的机会非常难得，彭伟国年轻、有名气、好学，可以考虑一下。”但仅仅一年后，彭伟国再次离任。

谈起这段经历，彭伟国也有些无奈：“我也想过把自己的东西传给下一代，抓几个本地球员，培养了之后输送到一队甚至国家队，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可以说当时在恒大预备队的时候已经慢慢成型了，但后来大家也知道了，里皮希望整个团队都意大利化，就把我和阿德(谭恩德)卸下来了，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这对我们广州教练来说打击确实挺大的，当然只能说这就是职业足球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也理解俱乐部很艰难地做这样的决定。”

2014年彭伟国谈起关于恒大“本土元素太少”的问题时说，“以前国字号球队里，广东球员也是大户，广州是国脚大市，广东是国脚大省。从最早上世纪50年代的苏永舜、杨霏荪，到后来的容志行、古广明，慢慢到我们。但现在很少，国家队里几乎没有广州籍的球员了。”

在俱乐部层面，恒大的模式无疑是成功的。恒大达到了甲A时代广东足球没有达到的高度，它也是中超时代唯一可以称为缔造了“王朝”的球队。

职业足球发展到如今，本土球员的数量似乎已不值得在意，用这个标准去评价一支球队的好坏也太过武断和偏激。“南派足球”只能代表一个时代，并不能意味着正确，我们如今去谈起广东足球的“南派风格”也只是惋惜它消逝地太快了些。

有人说，1996年全世界只有两个中场，迭戈·马拉多纳的中场，骨骼驱动的、现代的、欲望的、才华的。罗伯特·巴乔的中场，灵魂缔造的、古典的、纯洁的、感觉的。全中国也只有两个中场，曹限东的中场，杀机四伏的、网状的、残酷的。彭伟国的中场，单刀直入的、激情的、灿烂的。

彭伟国是幸运的，但他又有点不走运，他是“南派足球”，甚至是南粤足球的最后继承者。但他没有机会去发扬，也没有过多去国际赛场的机会。

现代足球总是不断发展的，身体对抗占据劣势的“南派足球”有些不合时宜。或者广东历经变迁也早已没有了“南派足球”成长的土壤，也或许早就没有了具有能够传承前辈灵性的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