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的“男耕女织”，是农耕文明的一种基础模式

“牛郎织女”的“男耕女织”，是农耕文明的一种基础模式

男耕女织生产方式最早可上溯到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即原始社会中晚期。随着社会第一次大分工，原始的锄耕农业发展为传统的犁耕农业，犁的进化史就是古代农业史，纺车史就是工业史。因此，男耕女织长期成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基础，成为自然经济的标志。

宋·罗泌《路史·后纪十二·夏后氏》:"男耕女织，不夺其时"

明·赵弼《青城隐者记》：女织男耕，桑麻满圃。

在古代的中国，历朝历代都将“重农抑商”政策奉为圭臬。这种社会氛围，使得农民对贸易的参与度极低，如果光靠种植棉花作物，恐怕很难养活一家老小。对于很少参与贸易的农民来说，最合理的种植方式，莫过于把棉花和粮食混种在一起。在此基础之上，家庭之内便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分工方式，这可以确保一家人有吃有穿，生活也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明太祖朱元璋，平生读书不多，最喜欢的是《道德经》，尤其是关于“小国寡民”的那一段。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打出的响亮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陈纲立纪，救济斯民”。在他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理想帝国应该就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为了建设这个“人间桃花源”，朱元璋建国后，逐渐剪灭了天下豪族，然后在耕和织两个产业上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他推行了一场重大的土地革命，基本消灭了大地主阶层，形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经济社会。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奠定了“男耕女织”的自然社会分工。当社会跨入到工业时代后，这种男耕女织的分工习惯，仍然被延续了下来。直到上世纪90年代，都一度流行过“男钢厂、女棉纺”这种说法。时至如今，在棉纺厂工作的工人，其实仍然是以女性为主。

黄道婆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宋朝时期棉花传入中国，向来擅长丝织的中国人在突然面对棉花时却有些手足无措，非常需要有人担负起棉纺技术引进的使命，黄道婆就成为这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为了躲避公婆和丈夫的虐待，她只身离开家乡逃到崖州，即今天的海南岛。因为住在当地的道观里，所以人们管她叫“黄道婆”。

在生活习俗迥异、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黄道婆学到了当地黎族妇女的棉纺技术，并且还改进了弹、纺、织等工具和机器，织出的花布“粲然若写”，鲜艳生动，就像是画上去的一样。黄道婆去世以后，她的故乡松江府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江布”也有了“衣被天下”的美称。后来，当地人为她建立了“先棉祠”，黄道婆则成了后人心中的“先棉奶奶”。

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有很多“织女”，她们的贡献未必可以和前面提到的几位相提并论，有的甚至都不是纺织高手，但却各有各的精彩。

最美丽的织女——西施。她是浣纱女，浣纱是纺织中的重要环节。有人推测西施浣纱有两种原由：一是当时出现了纺织分工，西施负责的正是浣纱这道工序；二是纺织的各道工序其实都由一人完成，只是恰好西施在河边浣纱时被人望见。

最智慧的织女——孟母。古代伟大思想家孟子的母亲，看到孟子不爱学习，便剪断了织机上的经线。孟母虽然不一定是纺织高手，但是她借用织布教育子女，让后人不由得钦佩她的睿智。

最勇敢的织女——花木兰。著名的北朝民歌《木兰诗》开篇第一句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句诗交代了花木兰的“织女”身份，与其后来征战沙场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从而侧面赞扬了她勇敢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但值得一提的是，男耕女织并非中国的专利。最早种植棉花的文明国度，其实都有着高度相似的经历。譬如非洲多哥地区的居民，便把棉花和薯类种在一起，玛雅居民则把玉米和棉花混种，科特迪瓦人把棉花和高粱种在一起，印度人将棉花和水稻种在一起。虽然细节各有不同，但结果却整齐划一——无一例外地导向“男耕女织”的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