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嫌弃北京的台湾女生，最终收获许多大陆人的肯定

“台湾人就是白眼狼”、“一边赚钱一边骂”，您是否也是这样想？

我知道，这想法的造成有一部份是台湾人自己的“锅”，但是，身为一个在大陆多年的台湾人，我碰过非常多亲身力行“两岸一家亲”的台湾人。

他们认为，好好在这里赚钱，也要反馈一些给脚下的土地。

今天这个故事，就是我身边碰过最成功的一个两岸交流范例。

而这位台湾女生，一开始，也是一个“大陆怎么这样这样”的“标准台湾人”，大陆朋友一开始可能会想掐她的那种。

正是这样的人，后来，得到了许多大陆朋友的肯定。

故事有点长，但很好看。

1 “三年而已”的台干太太

绍嬅和她老公都是台湾大学财金系毕业的，标准资优生，绍嬅更有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执照。“妳那时在台湾，一个月收入大概是多少？”

我问的同时在心理抓了一个数目，台湾高薪族，一个月大概十万台币吧。

绍嬅说，可以到近二十万(约四万人民币)。

她是董事长助理，在为全台湾最有钱的那票人服务的业界、跟着最牛的老板，俨然金融女魔头。

一个月二十万台币，在台北超级滋润啊！你怎么愿意到北京！

绍嬅笑了，“所以我当时，非常非常不想啊！”

故事的开始，就是一个标准的台干太太的故事。老公被公司外派到大陆，也想去拚一把，太太不爽“我们在台湾过得也不错，干嘛过去！”

最后传统的台湾南部女生，还是“以夫为天”了。

老公说，签三年约，你就忍三年。

好，三年。

2011年，三十多岁的绍嬅带着四岁、以及刚出生一年的两个女儿，跟着老公一起到北京。她告诉自己，三年而已。

“你知道2011年时的北京多脏吗？”

我说，还好吧，我是2012年来的呀？

“很多人吐痰啊！那时去菜市场、去哪里，地上都一堆痰，那时我带着两个女儿出门，甚至还不让他们踏到地上。”

我拍拍她的肩膀。“绍嬅，你就是我刻板印象中那种台干太太，一边大惊小怪‘这里好奇怪’、‘脏脏的’，以前我在学校时碰过这种太太们，各种小孩上学、家长里短、嘴碎抱怨。”

绍嬅耸肩，对啊我就是。“但是那时的我忙着带孩子，不认识任何台湾人，反而跟北京社区的妈妈交流比较多。我那时完全以过客的身分看北京，以过客的身分评价这里的一切。”

绍嬅的盘算是，等三年，先生期满回台湾，大女儿正好能上台湾的小学。所以她没有让女儿在大陆的学前班，而是自己在家教她繁体字、教注音。

没想到三年后，先生跟她说，又跟公司续约。看到大陆市场广大潜力的先生决定再大展身手，大女儿要上小学的绍嬅则感觉晴天霹雳。

霹雳归霹雳，已经四月了，孩子得赶着七月注册入学。于是她带着两个女儿，冲去离家最近的小学。

“我要见你们招生办主任。”她对保安说。

保安一脸困惑。啥招生办主任？

“招生办主任，还是教务主任？”她把台湾用的名词都念了一遍，保安总算明白她的意思。“这事情，你得找学校书记。”

书记？书记是什么？三年来没有融入大陆社会、自许过客的绍嬅傻住了。“那麻烦你把书记的电话给我一下。”

保安头子冏了。“不能给你书记电话，不能随便找书记的！”

“我女儿要入学啊！你不是说书记负责这一块吗？我女儿得入学啊。”

大陆保安与台湾小辣椒就这样在校门口闹了老半天，最后保安头子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问了一圈人，把书记电话给她，想意思意思打发掉这位上访的台湾同胞。

没想到她在校门口立刻开始打电话，保安头子也紧张了。“您怎么这样直接打给书记了？不能这样打给书记啊！”

四月的北京，那天刮着大风，绍嬅就在校门口反覆打电话，伴随着保安头子“您不能这样啊”的声音。

不行啊我女儿得上学啊！

打了二十分钟电话，刚忙完的书记终于接了。一番商量，顺利入学。

我提醒绍嬅，这段故事写下来，“因为你是台湾人他们才帮你”、“优待台胞”的声音会很多。

绍嬅说，是呀，确实是对她开了一扇门。

但也正因为如此，女儿上学了，开启了她跟北京的缘分。

2 狗狗天堂

大女儿小学一年级下学期，对小孩教育很重视的绍嬅，自己在家成立了一个故事会，每周五下午，邀请女儿的同学们到家里听故事、或是一起做披萨等康乐活动。

二年级上学期，她开始带着故事会的小朋友们排练戏剧，去孤儿院表演。到了二年级下学期，某个大陆妈妈建议，反正故事会的孩子们都排练过戏剧了，干脆在雷锋日那天大家一起演一齣音乐剧，去小学附近的听障人士康复中心表演。

如此一来，所有的孩子都可以交雷锋日作业了！

“等等，听障孩子怎么听音乐剧？”我举手发问。

绍嬅大笑。“对啊！所以那时的我们，就只想给孩子们交差作业，并没有真的想做什么善事。”

出乎预料的是，康复中心的听障孩子们看得很认真，也会因为故事情节而笑。原来用心做事情，对方能感受到啊。绍嬅第一次真正感受到。

演出结束，康复中心的校长问她，愿不愿意留下来，教听障孩子们演音乐剧。

“他们也想站在台上，而不是永远，都只能在台下听。”校长说。

绍嬅不会手语，中心的孩子们许多不太认字，于是比手画脚的戏剧培训班，诞生了。

为了能融入康复中心，绍嬅每周六日，都会带着两个孩子去康复中心，两个孩子也开始在环境并没有那么好的康复中心食堂吃大锅饭。

而在几年前，绍嬅可是个外出连地都不让孩子踏、动辄嫌脏的台湾妈妈。

从三月雷锋日过后，整整四个月，绍嬅教康复中心的孩子们排练一齣音乐剧“狗狗天堂”，剧的内容是一群对社会人情失去信心的流浪狗，最后终于找到家、也体会到社会的爱的故事。

七月，狗狗天堂演出，演出地是长期赞助康复中心的一家企业园区。

演出结束后，有一家位在天津的企业董事长，递了名片给绍嬅，跟她说如果以后想做什么事情， 愿意出一份力帮忙。

那时的绍嬅并没有放在心上，演出结束，孩子圆了上台梦。这该是个快乐结局。

不料，就在狗狗天堂演出结束的两个月后，因为房租压力，康复中心从黄金地段海淀区，搬去了非常偏远的地方。搬离市区后，康复中心许多志愿者也不方便过去，康复中心顿时冷清许多。

康复中心新址，离绍嬅在海淀区的家，两个小时地铁。正当绍嬅犹豫以后还要不要继续留在康复中心帮忙时，听障孩子们跟她说，大家都走了，不要我们了。

就跟狗狗天堂里的流浪狗一样。

绍嬅决定，留。

3 初代“彩虹天使咖啡屋”

搬去郊外的康复中心规模挺大，可以好好利用。绍嬅突然想到，来到康复中心参观的人、或是康复中心志工，是不是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吃个饼干？于是她写了一份听障人士咖啡屋的企画书。

许多人跟她说，别想了，康复中心环境又不是那么理想，谁不想在时尚的、漂亮的咖啡厅吃下午茶？而康复中心的听障孩子许多出身贫苦的农村，你如何教从没喝过咖啡的他们冲咖啡、做点心？

绍嬅募捐募了老半天，被泼了一堆冷水，还差一些钱。

记得上一章的那位天津企业家吗？那位企业家补上了差额。

而在她成立的故事会中，有一位女儿同学的妈妈很会做饼干，正好拉来培训已经成年的听障师傅们。

初代的彩虹天使咖啡屋，2017年3月，诞生了。

热腾腾的手工饼干包装好后，绍嬅不知死活地，跑去学校的门口贩卖饼干。

大陆朋友惊呼，城管抓你啊大姊！

她愣愣地想，什么是城管？

咖啡屋开业后，绍嬅真切明白朋友昔日泼的冷水，确实有道理。没有人想在康复中心里面喝咖啡。手工饼干卖着，也是靠亲友支持，收入不稳。

2017年7月，咖啡屋陷入困境。绍嬅人生的又一个转折到来。她所在的学区改变台湾子女上学政策，小女儿上学再次碰到困境，学校建议她去找区台办。

区台办的人建议她，该区的台商组织可能会有台湾人上学的名额，可以去找认识的台商问一下。她告诉台办，“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台商或什么组织。”

对方愣住了，你来北京六年了，六年来你在做什么？

她说，做...咖啡屋？

区台办的人把她拉进了台商群，就这样，她的故事在台商群打开。她获得了许多在京台湾企业的订单，也有大陆媒体开始报导。

“但是，那时候咖啡屋的点心，是真的不怎么好吃啊。都是大家友情相挺。”她笑。“咖啡屋的很多点心，都是我回台湾学，学回来再教师傅。我本身也是烘培小白，在做咖啡屋以前对这些一窍不通。”

她说，曾有一位台商吃了她的苹果酥，面露难色，不知当买不当买。

“你是烘培小白，怎么敢做咖啡屋啊！”我忍不住吐槽。

对啊，怎么敢。她笑。就做了呗。

甚至在教听障师傅做点心时，绍嬅的手语还是半吊子，师傅们也大字不识几个。

就是几个半吊子，有勇气，开了一间咖啡屋。

4 “他们必须学会独立”

有了台湾圈子及各路大陆朋友的帮助，也受到一些媒体关注，绍嬅和点心师傅们不断精进手艺。但日子，并非就此安稳。

2018年7月，因为当地规划开发，康复中心再次面临搬迁问题。从通州搬到顺义，然后又因为建筑违建问题再次搬迁。短短三个月，康复中心搬了三次。

绍嬅决定让咖啡屋脱离康复中心，打造一个不只是去摆摊义卖、拜托朋友支持，而是可以让更多社会大众看见，是那种大众眼中普遍的、卖点心的咖啡屋。

独立的一大重点是，绍嬅想让这些成年、却一直住在家里或康复中心，对家人和康复中心非常依赖，几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点心师傅们，学会自立。

“他们现在不独立，以后可能也没机会了。”

于是绍嬅托了各种关系，找到北京较偏远的一个农庄，做为咖啡屋基地，农庄附近也有租金便宜的地方可以做师傅们的宿舍。绍嬅一方面继续咖啡屋事业，一方面也得教师傅们洗米做饭等基本生活技能。

绍嬅讲起教师傅们“独立”的过程，那简直笑中带泪啊！某一个月，点心师傅的宿舍花了近万的电费，一问，才知道师傅们将空调24小时随时大开，门窗也开着。宿舍面积大，自然电费高昂。

“那时看到电费，眼泪哗啦啦地掉，伴随着过去的各种压力，真的掉眼泪。”

2019年3月，“二代咖啡屋”开业，也开始办各种活动，比如来体验“农家乐”的企业团建、点心烘培教室等等。

2019年9月，一些企业找绍嬅订中秋礼盒，蛋黄酥卖到缺货。那时的彩虹天使咖啡店，比起“买了做慈善”，更多的是口味获得消费者肯定。

师傅们，逐渐被大众肯定，是合格的点心师傅。

一切看似再度好转，2020年寒假绍嬅带着女儿们开心回台湾，下一波冲击，再次到来。

2020年疫情，所有产业受到重创。绍嬅收到农庄主人的通知，受到冲击农庄也无力支撑。而纷纷回到老家的师傅们，已经各种帮忙家里务农养猪，但仍常常期盼地问绍嬅：什么时候咖啡屋能再开业？

那时疫情人人忧心，相比之下台湾没有受到太大冲击。绍嬅的亲朋好友、包含在北京的朋友，都劝她为了孩子，先留在台湾。但2020年3月，她还是带着孩子回到北京。

她再度透过各种人脉──台湾的、大陆的、在北京的台湾组织、地区政府，后来因为北京海淀区对台湾创业者的补助，咖啡屋搬到了海淀的一个创业小镇。

2020年一整年，大家自顾不暇，但咖啡屋，最后仍坚持下来，甚至在北京的一个商场，有了自己的小小分店。

咬牙开的分店，成为师傅们独立的一个大进步里程碑。

在商场弄一个小分店时，其实本店都快自顾不暇，但为了被更多人看到，绍嬅仍坚持做了。原先计划是，比较能跟客人沟通的师傅去招呼客人，比较不能沟通的专心做点心就好。

她也曾顾虑那些对自己没有太大自信、害怕外界的听障师傅们不想做。

但2021年的现在，这些师傅们已经可以独立开店、接待客人、闭店、甚至自己去跟商场开会。

独立的点心师傅们，现在也会回康复中心，去教其他人做点心。

解决温饱、感受到爱，最后也会回馈。

位于北京海淀区创业小镇的“彩虹天咖啡屋”总部。

写在最后：

绍嬅说，如果不是咖啡屋，恐怕她不会这么融入北京。咖啡屋的两岸志工，相处得其乐融融。

绍嬅也受到过许多质疑：世人为名为利，你是为名还是为利？

这是为什么，在受到媒体采访时，她一遍遍拿出台大财金、金融执照、高昂月收入这些关键词。

为了证明自己“不必做这些来敛财”。

台北女孩看大陆，比起做公益、或展现自己多有爱，发这篇文章的最根本初衷，是认为听到一篇值得写、有意思的故事。

我是做两岸交流的媒体人，想告诉大家，在政治对立的时代，不是“台湾人就是白眼狼”、“一边赚钱一边骂”。大家都生活在这里，平时生活中，都是与大陆同事、朋友同吃一盆小龙虾。

很多人默默工作，默默给社会尽一份力。

比起高来高去的官场漂亮话，这才是真正的两岸一家亲。

住北京的朋友，可以大众点评搜索“彩虹天使咖啡屋”，也可在今日头条搜索“彩虹天使咖啡屋”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