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红战校”的日子

改名是“文革”时期较为时尚的举措，无论是街路、商店、企业、学校甚至人名都改成革命色彩浓郁的名称，并以此为光荣和自豪。14岁那年，我升入初中。那正是“文革””轰轰烈烈“的“斗、批、改”阶段，所就读的中学是企办学校。企业“革委会”为紧跟新形势，把原分属的中学和小学合并。改称战校，并冠以颇具革命色彩的“东方红”一词，统称“东方红战校”。

图片为当年牡丹江市“东方红战校”教学楼北楼

即称“战校”，其校内编制都是与“战”相关。教学年级不叫学年，而称其为军队编制中的连；教学班级不叫班，而称其为军队编制的排。如我所在的八年级（实际是初中二年）二班，便称其为八连二排。至于教室里通常按座位排序的四行小组，则称其为班。从编制的名称可看出，是典型的军事编制的称呼。这也与当时企业里，编制的叫法大致相同，工厂内，车间称其为连；工段称其为排；生产班组叫班。这些都是“文革”时，学习人民解放军而出现的全新编制。随着“运动”的结束，称谓又恢复原有的叫法了。

图片为当年牡丹江市“东方红战校”教学楼南楼

记忆中学校的文化课很少，因当时旧的教材被废除，新的教材尚未编排出来。学生上课无课本，只配发几册印制的不能再简单的小册子。战校的政治课主要是搞阶级斗争即大批判。

图片为在“文革”时期学生的农业基础知识课本

开设的文化课主要有数学课（包括几何）、工业基础课（包括物理和化学）、语文课（课本内容有报刊社论、毛主席语录和诗词、小评论等）、俄语课、革命文艺课（即音乐）、军体课（即体育课）、农业基础课（主要讲解农作物种植和栽培知识）等几门课程。

图片为当时“东方红战校”中学《数学》课本

记得学校的正常教学，是每天7点半到校。第一节课通常是“天天读”，这在那时是“雷打不动”的。班主任老师一般不参加教学班的“天天读”，而是在教师办公室读。教学班的“天天读”是由学生（通常是排长），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或报刊社论。从第二节课开始，才有老师讲授数学、语文等课程。

图片为当年使用的封面为“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图画本

在“战校”里， 印象最深的当属“大批判”了。其联系实际的“革命大批判”更可谓别具一格。将教室里的课桌，由原来面朝黑板方向摆放，改为与窗户平行桌对桌四行摆放。学生分坐两旁，被批判者站在两行桌子前中间位置，剖析自己的错误思想，上纲认识自己的问题。大家则帮助深挖其根源，并不时手举“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可谓革命气氛浓烈。

图片为当年带有“样板戏”彩色剧照年历片

当时的政治气候范围，在校不敢口无遮拦。因为不知哪句话说得不对，便成为批判或帮助的对象。有位同学，仅在学校组织吃“忆苦饭”时，随口说了句“好吃”，便成了班里的批判对象 。按当时的观点，地主和资本家剥削压迫穷人，受苦人每天吃这些充饥窝头，是不能说好吃的。但说“难吃”也不妥，解放前劳苦大众每天就吃这饭，你嫌难吃。不是忘本了吗？总之，以当代作家的笔名“莫言”为佳，即不出声为最好。

图片为“文革”时期的小学使用的《政治》课本

还有一种有“活靶子”的大批判，即事先准备好发言稿。就是把“战校”已揪出的原学校领导拉到教室前面，低头站立。然后由主持“大批判会”的“工宣队”人员或同学宣布其人的错误或“罪行”，再由学生起立发言批判。这种“大批判”火药味很浓，从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触及灵魂”的作用。

图片为当年学生们在领袖像前学习《毛主席语录》

那时的“革命文艺课”，主要是学唱当时盛行的革命歌曲。教这门课的老师姓倪，据说是“文革”前音乐系科班毕业。倪老师不仅乐理知识全面，且手风琴技艺也很高超。记得有次革命文艺课，倪老师教我们学唱《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歌曲。倪老师先把歌词用粉笔写在黑板上，接着他拉手风琴，拉一句，教我们唱一句。由于教室门开始未关紧，被风吹开了。为了不影响别的教室教学，倪老师竟一边拉着手风琴，一边走至门前，用手臂轻轻地将教室门关紧。倪老师这样熟练的手风琴技巧，真让我打心里佩服。

图片为那时候的《革命歌曲大家唱》歌本

“战校”的另一位音乐代课老师是体育教师于彬，此人个子不高。可体育项目精通甚广，也会演奏手风琴。一次，于老师代上“革命文艺课”。教唱歌曲是新改词的《歌唱祖国》，于老师先把用大纸抄写的词曲，挂在教室前面的黑板上。接着用脚踏风琴伴奏，他教一句，我们跟着唱一句。此歌曲是刚改得歌词，老师面朝同学教唱。黑板在身后，当教到第三句，新改歌词是，“歌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于老师竟唱出原词“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那年月，“亲爱的”三个字几乎是禁区。坐在下面的我们，竟不知如何跟着唱了！好在于老师马上意识到，重弹风琴，纠正过来。

图片是当年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学生使用的作业本

于老师不仅能教体育课、音乐课，还是工厂业余演出队成员。在普及“样板戏”高潮的1970年，“战校”选派十几名学生，参加工厂业余文工团排演的“样板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其演出角色有解放军战士、受苦群众、小土匪等，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图片为在当时有在校学生参加演出的《智取威虎山》的剧照

除文化课和“大批判”外，学校还紧跟新形势，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和“忆苦思甜”报告会的教育活动。“讲用会”是由学习“毛著”好的同学，在会上用现身说法的形式，介绍自己是如何学懂弄通并结合实际应用“毛著”。进而激发学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

图片为“文革”时期的“讲用会”

“忆苦思甜”报告会，则是请附近工厂或农村，在旧社会遭受剥削压迫很深的老工人师傅或贫下中农社员。讲诉解放前受到的苦难，从而激发学生痛恨万恶的旧社会，热爱社会主义的激情。

图片为当时印有“最高指示”的学生毕业证书

记忆里“忆苦思甜”报告讲的比较好的，是学校从铁岭公社某大队请来姓范的大爷。他现身讲诉了解放前自己悲惨的生活，以及只身闯关东到东北仍受剥削的苦难经历。其中一段，我记忆颇深，那就是他从山东省闯关东到沈阳后，已身无分文。无奈，只好从沈阳沿铁路线乞讨走到牡丹江市铁岭河镇，历时三个月的时间，其艰辛可想而知。那次“忆苦思甜会”是在工厂体育馆进行，范大爷忆完苦后。不少同学上台，把自己的毛主席像章戴到范大爷的衣服上。范大爷的胸前差不多戴满了毛主席像章，在灯光映照下金光闪闪。忆苦思甜报告会，使我们深刻感悟出社会主义好。

图片为当时贫农老大娘在向青年忆苦思甜

在“东方红战校”三年的校园生活，校外活动很多。主要活动有，学工：进厂帮助搞环境整治，上“工业基础课”组织学生参观工厂变电所等。学农，组织学生背上行李到郊区人民公社生产队，参加务农劳动，当时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再有组织去企办农场干农活，也是“再教育”。

图片为1970年时候的牡丹江火车站站台

“战校”组织最多的校外活动为参加战备工程施工。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全国都进行了“深挖洞”战备施工。牡丹江市战备项目便是七0五一人防工程，由市武装部统一分配各单位完成。我们在校生也参加了所属企业人防工程施工，说白了也就是锹挖土方，肩抬石头的繁重体力劳动。

图片为文章作者在当年修筑的战备工程前的照片

学校组织的上述所有校外活动，都是占用诸多课时时间进行的。再加上当时没有正规的教学教材，因而，文化课所占学业比重便可想而知。难怪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我们这届初中毕业生报考录取率是很低的。

图片为“东方红战校”的九年级毕业证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转眼50多个春秋过去了，尽管在“战校”，有时会闪烁出“火药味”很浓的思想抨击火花。可天真、欢乐、温馨的童年校园，仍令许多同龄人回味。童年真好！在“战校”的日子真好！飞逝而去的学生时代真好！相信挚纯的校园同窗真情，也会留在每位同学的心中！

图片为现存的当年教学楼，已改为阳光职业技术学院

文章作者：王跃礼 2020年11月22日写于山东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