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去洛阳机车厂的马老师

每个人都有自己学生时代，每个人的学生时代或多或少总会有些值得回味的往事。而记忆较多的莫过于童年读书时的老师和同学了，尤其是每学期在校时，天天相处的班主任老师。

我对自己的班主任老师，记忆较深的是五年级时的班主任马淑梅老师。尽管时光已飞逝半个世纪，可模糊的记忆里，有时仍呈现出点点清晰的往事。

图片为当年五年一班所在的机车小学的南教学楼

1965年秋季开学，我升入五年级。其所在五年一班换了班主任，由原四年一时的男教员韩老师，换为女教员马老师。

马老师那时大约有三十五、六岁，中等个，留着六十年代较为流行的女式齐耳短发。她常穿着稍有褪色的蓝色或灰色上衣，黑裤子，脚上是拉带儿黑布鞋，给人一种大方朴素之感。

马老师讲着一口略带北京语音的普通话，说话时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开学最初几天上课，给我的感觉是，其板书和汉字写得好，课文分析通俗易懂，且课文读的极佳。

图片为红军长征时穿越草地

五年级第一学期课文中，有篇“长征”的论述文。这是篇取自《毛泽东选集》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马老师先将生字列出，然后领着我们一字一句朗读。

从她的讲解中，我更深刻了解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进一步得知现实幸福生活，是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马老师还结合课文，穿插讲述红军长征中的故事，对大家理解和消化语文课，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图片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宣传画

冬日学期，天短夜长，尤其是下午课，放学时已是夜色降临。地理课王老师，自备理发工具，常给学生们剪头。那次放学后，王老师在办公室给我剪头。

此时天已黑了，马老师从她的办公桌前走到正在理发的我面前，关切地问到：“王耀礼，剪完头，自己敢回家吗？”我不太坚定地说，“敢！”马老师道：“不然的话，等你剪完，我送你回去吧！”我一听，很是感激。

说实话，那会儿年龄小，走夜路真有点心里发毛。可人家是班主任老师，小学生对班主任，比对领导还要尊敬，怎能让自己的领导送那？况且还是位女老师。于是，鼓足勇气答曰：“马老师，没事儿，我自己敢走。”马老师也没再坚持，只是叮嘱道，“路上多加小心！”我听后，心中顿时泛出丝丝暖意。

这是绿树环绕的牡丹江机车小学南楼

然而，次年，也就是五年级的下学期，一件小事，遭至马老师对我的严厉批评。那是上午九点多钟，刚做完课间操，各班整队回教室。马老师走到站在队尾的我面前，把我叫出队，示意其他同学回教室。

我站在她面前，心里嘭嘭地直打鼓，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马老师开口道：“王耀礼，你是不是有个手戳？”“是有。”那是年初放寒假回家时，二哥用捡的废麻将牌，给我刻了一个挺大的扁手戳。

由于我名字中间那个“耀”字，笔画太多，不好刻，他便刻成了足字旁，变成了“跃”字。因将名字刻错，我就拿着它玩耍。

开学时便带到学校，向同学炫耀。有几个同学觉得挺好玩，便找来印泥，印在自己的作业本或练习本上，我也没在意。

图片为当年的机车工厂职工住宅东大楼

其中有个叫单军的同学，不但把我的手戳印在他的作业本上，还印在他的语文和算数课本上。马老师看到他交上的作业本，几乎每篇都盖着我名字的手戳，很是生气。

马老师说：“手戳在哪？”我从裤兜里掏出来，递给她。老师接过手戳，看了一眼说：“你这个手戳是不是给同学用了？”我低头称：“是”。

马老师说：“有几个同学作业本里都盖了你的章。”“你看单军，连语文书都盖了许多你的手戳。这是不是影响同学的学习呀？再说盖了那么多手戳的作业本，给老师批改作业增添了麻烦，也不利于学习用品的整洁呀！”我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是1965年的年画“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马老师看着我又说：“你父亲是不是不在机车厂工作？”我点头称，“是”。她说，“你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就用电话和他联系，让他看看你做得对吗？”我低头小声说：“不对”。顿觉脸上火辣辣的。

马老师又看了看手戳说：“这个东西，我没收了。”便叫我回教室了。这件事至此告一段落，我的手戳，老师再也没有还给我。

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几个同学面前，我好像总有种灰溜溜的感觉，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曾详细知道此事。

图片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牡丹江火车站

五年级的第二学期，根据马老师的提议，班级在教室最后面北侧，建立了一个图书角。书籍的来源都是班里同学捐献的，为那时的少儿读物和连环画即“小人书”，大部分同学都捐献了书。

马老师也捐献了一个一本苏联反特小人书《靶场的秘密》。我特别爱翻看此书，书中故事情节扣人心弦。

苏联反谍报人员勇敢机智，特别是该书画得特别好，看了真实可信，宛如身临其中。

图片为连环画《靶场的秘密》封面

那一阵午间放学匆匆回家 ，吃了口饭，便早早来教室，好多些借书看的时间。记忆里我捐了三本“小人书”，一本是根据同名电影绘画的《英雄虎胆》；

图片为连环画《英雄虎胆》的封面

一本是描写红军故事的《火苗》、还有一本是神话故事连环画《三支黑天鹅》。

图片为连环画《火苗》封面

而恰恰就是这本《三支黑天鹅》，引起了马老师的关注。因那时的政治气候，“兴无灭资”是主基调，《三支黑天鹅》所颂扬的是不劳而获。该故事不是靠奋斗得来幸福，而是神仙恩赐，是“封资修”的书籍。

一天中午，马老师郑重地从管理图书的同学那里，把这本小人书没收了。我看在眼里，心里不由产生懊悔，因为这本书是我从哥哥几年前积攒小人书的箱子里偷拿的。较真的说，它还不是我的小人书。

1965年春五年一班少先队员在校操场参加工厂大会

那学期开学已是1966年的三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观念，正贯彻到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当时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娃娃，头脑中即有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

更有向少年英雄刘文学那样，与坏人坏事作斗争。也就是那年五月的一个午后，班里的几个男生去学校厕所，（那时学校没有院墙，校外人员可到学校如厕）。

这是机车小学南北楼之间的学校水房原为锅炉房

其中一位细心同学发现，厕所内蹲着的人，上节课间就在此蹲着。无缘无故谁也不可能在这呆一个小时，顿时几人警惕起来。有人监视，有人回去报告马老师。

那时学校没有警务室和保安，马老师立刻找到体育课代老师，代老师如厕看了一眼，便回去跟马老师商量下步如何办。也就是这时，那人拎着布兜，快步从厕所出来，匆匆向南而去。

在旁盯着的同学，立刻警觉地跟上那人，其行动，有点像电影里跟踪追击的一幕。那人行至造纸厂路口，又匆忙向东，朝铁岭河江桥方向而去。几位同学也顾不得上课，也远远跟着去了铁岭河 。

这是六十年代的年画“热爱祖国”

后来据跟踪的同学回来讲，到铁岭河后他们告诉了镇内驻军部队。部队同志讯问了那人，因未有确凿证据证明其有破坏行为，便在讯问后，把这人放了。

虽然是场虚惊，耽误了几位同学上课，但马老师还是在班级对这几名同学提出了表扬。

图片为机车小学教学楼北楼

进入六月，轰轰烈烈的“文革”烈火燃向全国。学校也号召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校内的黑帮、黑线人物和各类牛鬼蛇神。开始，大字报张贴还比较规范，由校方在走廊指定地点张贴，并设专人登记撰写者姓名、班级、标题等。

随着运动的深入，大字报逐渐贴满走廊。而且铺天盖地，加上吊在天棚上的有好几层之多。若是要看全，需在几层大字报之间穿梭。那些日子，一进教学楼，闻到的几乎就是贴大字报的浆糊味夹杂着臭墨汁味。

七月初放暑假，也没有了以往印刷版的暑假作业本。取而代之的，是老师布置学生假期学习的“毛主席语录”。当时，“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由于印量有限，还未达到人手一册。

所以，只能是动笔抄写。放假的前一天上午，马老师在黑板上写了满满一黑板毛主席语录，要求大家抄下来，在假期学习。

图片为“文革”时期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那年的暑假，可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假期了。进行“文革”运动，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已被完全打乱，整个学校处于瘫痪状态。

一直到初冬时节，才通知到校。但不上文化课，也无课本。只是组织大家集体学唱革命歌曲，或学习“老三篇”、《十六条》等。

图片为“文革” 时期手举《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

再次见到马老师，是在次年也就是1967年的春天。学校虽开学了，但无课可上，我所在的原五年级一班又换了新班任郭老师，学校和班级的学生组织头头，在我班召开了一次对原班主任马老师的批判会。

据说是此前，马老师参加了学校教师组织的一个群众组织，该组织政治倾向较为保守，受到校内造反精神强烈的激进组织的反对。会上的火药味虽不十分浓烈，没有“打到”、“砸烂”等激进口号，但也非常严肃。

图片为“文革”时期的宣传画

发言的学生不称马老师为马老师，而是直呼其名。这些发言者大致为两类同学，一类是过去学习好的学生，紧跟新形势；另一类则是过去学习成绩较差，受到过老师批评，且造反精神强的学生。

我还是属黄花鱼的那种，开会不爱发言，况且是批判和指责自己的老师，因而只能溜边。

图片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牡丹江机车厂正门

批判会进行约一节课时间，便草草收场。马老师始终站在教室前严肃认真地接受了学生到批判，对发言同学讲得那些她认为是自己的重点问题，马老师还拿出本和笔，做了认真地记录。这也是马老师最后一次进入她教过的五年一班的课堂。

图片为六十年代机车学校 毕业生与学校教师合影

又过了两年，即1969年。我们企办校所在的牡丹江机车工厂，根据全国工业布局和战备工作需要，分迁去中原地带的河南省洛阳市一部分人员和设备，实现一厂变两厂。

马老师也随着工厂及厂办学校的1000多名职工，去了洛阳机车厂子弟学校。

图片为现在的洛阳机车工厂正门

弹指一挥五十载，也不知这期间，马老师是否回看过黑土地上，她曾经执教过的牡丹江市机车小学。

这是九十年代笔者中学班任孙老师从洛来牡时合影

作者：王耀礼

2021年3月15日写于山东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