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纪行有感：新时代仍需激发全党的“东方魔力”

延安纪行

文 | 钱声广

那是一个烟柳刚透绿芽的早春，我怀着朝圣的虔诚之心走进延安。一大清早，我便踏着草地上的霜痕，去登宝塔山。

蔚蓝苍穹下屹立的那座砖塔，始建于唐，历经千年风雨，依然是气宇轩昂，坚固挺拔，它是延安的独特标志，一道景观。我对塔没有什么研究。在大多数人心里，作为佛教特有的建筑，它一定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庇佑一方土地和生灵。否则，此山不会因一座砖塔而称为宝塔山。

在我少年时，宝塔山就已根植于心，它和天安门一样成为宣传栏固有的刊头画。那时，我还背诵过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只是觉得宝塔山是神圣的，但并不明白它是中国革命圣地的象征，它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一段厚重的历史，诠释着不同时代的延安精神。

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到1948年3月离开陕北，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转战了13个春秋，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很多年以后，当我站在宝塔山上，望着那涓涓流淌的延河水，不由得遐想追思，在上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书写的一页页辉煌篇章。

延安战友陪同我驱车去了杨家岭、枣园等地参观。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这里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居和中央机构驻地旧址，有很多革命故事，也是最能感受延安精神的地方。

我们随着如潮的人流来到了中央大礼堂。这幢起脊挂瓦的青灰色建筑是中共七大的会址。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总结出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七大的召开指明了抗战的前途和任务，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循着领袖们当年的足迹，透过窑洞的几许斑白，我们目睹了领袖们居住的窑洞设施是那么简陋，生活是那么艰苦……此刻，我再度想起当年访问过延安的两位名人，他们曾用亲身的经历撰文记录了延安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最早访问延安的外国人应算是埃德加·斯诺，一位美国作家。那是1936年6月，延安的夏日，草木葳蕤，芳草碧绿，到处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当斯诺看到了毛泽东住在十分简陋的窑洞里，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彭德怀穿的是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时，他简直难以置信：中共的领袖们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指挥中国革命。他在与毛泽东、彭德怀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又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他由此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东方魔力”，断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之本。

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可以说，斯诺的这本书是以中国革命者的生命和鲜血写就的，它深刻阐明了红军和中国革命的这篇“大道理”。

另一位就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梁漱溟。在1938年那个滴水成冰的严冬，梁漱溟带着“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这两个蕴蓄已久的目的访问了延安。陕北的冬天是荒凉凄惨的，但他所到之处看到的却是“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

他通过深入调查走访后认为：延安的教育是成功的，亮点纷呈。生活风气很好，人人好学。他说，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风气。特别是他与毛泽东两次彻夜长谈，毛泽东对“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论述，让梁漱溟深为折服。这次延安之行，是延安精神感动了他，让他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成见，使他深深地感到：“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

是啊，正是延安窑洞内那如豆的灯光，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阴霾，正是延安精神孕育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正是被外国友人称之为“东方魔力”的伟大力量，在关系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唤着无数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这里之所以成为进步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先进分子心中民族希望之所在，正是因为它的民主平等、团结进步、朝气奋发……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坚定伟大的理想信念以及由此焕发的蓬勃生机和磅礴力量。

延安之行虽短，但所受教育深刻。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认真践行、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些新要求，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激发全党的“东方魔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更强，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驶向更加辉煌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