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处在幼稚期，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

邓小平晚年曾谈道：“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怎样理解邓小平说的不“成熟”和没有“能力”呢？

在中共早期领导层中，除陈独秀作为主要创建人具有特殊地位外，其它领导人的地位是经常变化的。常常是一个人上来干一段，如果不行，再换人来干，没有一定之规。参与决策的领导层人员，变化很大，很不稳定，对自身领导人的选择还缺乏成熟的机制。总体来讲，那时候是一群年轻人在领导一个年轻的政党。

从年龄结构看，在陈独秀之后主导中央决策的，基本上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8岁、29岁，王明27岁时即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博古24岁便被推举为党内总负责人。作为革命家，这种年龄在信仰的激发下，感想敢干，具有充满活力的激情和优势。而作为政治家，还没有经过历练，自然不成熟，但他们却又显得很自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成为了决策人物后，都觉得比别人高明，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不愿做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

毛泽东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五位中央局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还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事实上是党内“二把手”。可一年后，他便离开了这个岗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同陈独秀有意见分歧。此后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起起伏伏，屡受排挤和打击。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进入核心决策层。

中共早期领导层的“不成熟”，具体表现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犯了右倾机会主意错误，将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右派。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意错误，但却发动了全国性的总罢工运动，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持续高涨，倡导举行全国总暴动，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是继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意之后又一次在党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那以后的几个月中，李立三的各项武装暴动计划纷纷流产，致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王明犯错误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他国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指导中国革命。

中共早期领导的不成熟和没有能力，最突出的体现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共产国际的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受到明显约束。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选择，主要看共产国际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由共产国际来主导安排的。

今天的人很难理解，中共早期为什么那样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这有诸多因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并且成为全党共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只能唯“共产国际路线”是从，由此难以独立自主地选择出能成为全党接受的权威。

值得强调的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不断探索，毛泽东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好评，共产国际机关刊物用三种文字刊载介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称赞这个报告“写的极为出色”。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也让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才干和贡献给予了认可，毛泽东的名字便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层里耳熟能详，引发了关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多次介绍毛泽东的活动，称他是“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是“极为出色的领袖”。为此，在王明、博古打击排挤毛泽东，要将毛泽东送到苏联“养病”时，共产国际并没有支持，坚持让毛泽东在中国党内“担负相当负责工作”。1931年11月毛泽东出任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4年1月毛泽东没有出席六届五中全会仍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共产国际提议和同意的。这些，渗透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态度，这就是：毛泽东虽然不是中共党内决策层起根本作用的人选，但作为领导层人选是不能缺少的。这才有了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

更值得祝贺的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