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真能鼓励犯罪？

2021年1月22日17时许，一名男子在昆明市五华区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门口持刀劫持1名儿童，后被击毙。生前曾要求记者前来采访。

昆明事发以后，有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详细讲述了案情回顾。

作家@水木丁发表了一篇看法，抨击媒体和社交平台热衷于报道犯罪行为。类似的看法@二逼瓦西里也表达过。

以下为其原文（看可略过看总结版）：

你们想过吗？为什么昆明那个劫持人质歹徒会要求见记者？
他还曾拿着喇叭公开喊话，抱怨这个社会不给他出路，自己无所谓死不死。
很显然，这是一个亡命徒，他最大的诉求，就是自己在临死前拉上几个垫背的，搞一桩大事出来，让全国震惊，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委屈的人，他希望所有人都看到他的委屈，这样他就死而无憾了。
另外，他也知道媒体喜欢这样的故事，而且他想的还是对的。
在曾经发生的许多次震惊全国的类似的恶性事件中，我们的媒体，网络上的很多人，都曾经表示过，非常理解罪犯的苦衷，他们乐于和罪犯共情，认为罪犯杀孩子，放火烧公交车，是因为他们太不容易，帮罪犯指责这个社会的不公。
所以，这个人一定在作案之前，曾经一遍遍幻想过，在自己死后。自己的“凄惨”故事终于被人们看到，他终于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
不幸的是，他的幻想会实现的。
我印象里，这个风气，是当年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开始的。当时有许多媒体和许多网友同情陈水总。
后来这个风气也没有改变，每当有这种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总会有人出来站在凶手一边，和他们共情，替他们抱屈，还美其名曰，我们了解凶手，是为了防止犯罪。
不对！这不是在防止犯罪，这是愚蠢的行为。这不是在阻止犯罪，这是在鼓励犯罪。事实上，你越共情，越理解，越一遍一遍地去描述，越容易激发那些潜在的凶手，博得公共媒体和大众的共情，本身就可以成为犯罪动机。
我看了十多年的《犯罪心理》，看过无数冷酷杀手的测写，大多有不幸童年，对社会的仇恨，但是这部剧传递的最正确的一个观点就是，无论什么原因，这些人都是反社会者，是人类公敌，他们威胁了我们的生活。
在这部剧中，《犯罪心理》小组有专门受过训练的新闻发言人，他们绝不会在公开媒体上，对凶手表现出任何的同情。他们经常为了不满足凶手的快感和虚荣心，会封锁消息。他们反对给凶手起专属的外号，因为这会让凶手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只会鼓舞他犯罪……
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社交平台在做什么？每次发生这种事情，铺天盖地的对凶手的详细报道，同情，理解balblabla……这就是为什么，昆明的这个歹徒，拿刀逼着孩子的时候，直接要求的是，我要找记者。他还让被绑架的孩子叫给我听，哭给我看。
这是他希望对公众进行精神虐待。这个男孩恰恰做了犯罪心理里说的非常正确的事。这种时候，你绝不能哭，不能显露出害怕和恐惧，绝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要。
但是我们的媒体从来不曾反省这样助纣为虐的行为。这种愚蠢的行为，做了一次又一次。而且还没法制止他们。
我从当年厦门的陈水总事件时，就曾经讲过一段话。今天我想再说一遍。
陈水总和挪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从犯罪心理上来说，没有区别。
挪威社保体制比我们好太多，一样出反社会杀手，就这个个案来说，陈水总的个人因素，才是他犯罪的原因。
他无法对抗强权，就选择一车无辜的人下手，这些坐公车的人和他一样是弱势群体，他能杀这么多人，这说明即使没有社会原因，没有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这个人也绝非什么善类。
为他们开脱，就是在给我们自己挖坟。无非是在暗示这种人，无论你杀多少人，你受过的苦都会被大家看到，你被忽视了一辈子，你会成为重要的大人物的……
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也不会好到哪去，你看吧，过两天各种给我们挖坟的言论和文章就都会冒出来了。
那些媒体和那些糊涂人就这么给我们挖坟，我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除了写几句，呼吁一下，算是尽个人事吧。
别人糊涂，至少咱们自己不能糊涂。希望糊涂人，少一个是一个吧。

水木丁提出的文字里大概包含两个层面的的意思。

第一， 不要报道犯罪，因为这容易引发犯罪模仿。

第二， 不要报道犯罪者的人生经历，因为这容易引发和坏人共情。

我有另外的看法。

01

犯罪模仿，英文“copycat crime”，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社会心理学现象。

其定义是，模仿过去某种犯罪行为，或被过去的某种犯罪行为鼓励而产生的犯罪行为。

犯罪模仿起源于美国，但是在中国、欧洲和日本，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讨论。

比如美剧《绝命毒师》热播以后，有一些制毒者开始自称“老白”（ Walter White，绝命毒师里的主角）。

比如1984年，日本发生著名的格力高-森永事件，以绑架著名食品企业老板江崎胜久为开端，发展为多起对食品企业的类似敲诈事件。

新闻报道要如何控制犯罪模仿，是一个很技术性工作。

依赖新闻专业主义，或者说媒体编辑的专业能力。

提出这一理论的美国，并没有禁止任何人报道犯罪，但很多媒体和司法机构，会注意从技术上来降低模仿或美化的可能性。

比如，注重事实而非噱头，注重中性表述，不要给罪犯起外号，反对对刑事案件采取“故事会”写法等。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指导意见，甚至连重要原则都不算，更非法律法规。

否则全世界所有的涉及犯罪纪录片、电影和电视剧都可以禁播了。

因为学术界，也没有办法证明，到底对一个案件报道到什么程度会绝对地诱发所谓犯罪模仿。

因为更加不可能证明，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手段，能够完全隔绝任何一个人接触到任何负面犯罪信息的可能。

一个从没有看过犯罪新闻的人，会不会从战争影视或电子游戏中获取什么灵感呢？谁能保证一定不会呢？

所以，要防止犯罪模仿，最好的方式是鼓励权威的媒体以更高的新闻素养去报道事件，去树立好的标杆。

也就是尊重新闻专业主义，及尊重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

当然，也许直接物理断网，会更有助于弘扬善念。

02

但与坏人共情，可以说更多是一个中国独有的“热议话题”。

比如在男女关系上，一旦出现纠纷，男性和女性经常会自动站队。

这个男人这么激动地打女人，一定是有难言之隐。

这个女性都要杀死自己的老公，肯定是被伤害得太深。

举个大家都不陌生的例子吧，家暴男蒋劲夫、劈腿男薛之谦依然有粉丝洗地：他们家暴、出轨是因为女人本身不是好东西……

不得不承认，这种共情有时候挺烦的。

但一些男性或女性共情伤害异性的人，因为他们可能有类似被异性伤害的经历。

在这个场景下，根本不需要什么媒体报道细节，老百姓直接根据自己的“肌肉记忆”代入立场。

所以，与坏人共情，不是什么媒体记者制造出来的现象，从有人类社会开始，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他天然存在，和你的社会立场或经历有关。

能制约这种共情的，是人类理性的进步，你能分清法律与道德、社会公共利益、人道主义等概念的时候，你就会超越这些简单的共情。

而严肃的新闻报道和社会批判，很多时候是产生这种理性的动力之一。

我相信水木丁老师，很可能在某个时候，与某种“坏人”共情，只要ta们有相似的经历。

明确的说，我也会。

这和有没有记者报道，有没有社交平台，真没什么关系。

03

我们再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要不要报道犯罪。

比如就是为了教化。

为了不让人做错事，不能给他们展现错的行为。

教化当然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很多动画片，包括那些可以直接在中国播放，都没法在欧美播放，或者说，需要处理过以后才能播放。

我们熟悉的《火影忍者》、《海贼王》等，都需要处理，要打码，要剪辑。

某欧美版的《海贼王》，长矛直接变成了铁铲

因为这些动画可能涉及暴力。儿童观看以后有可能引发他们不良联想。

那么教化这么严格的欧美，犯罪率是不是比日本更低呢。

我们就拿美国和日本来比。

日本的犯罪率远低于美国，这是常识。

那么是不是说明，美国对动画片的管制毫无作用呢。

这明显就是一种诡辩。日本比美国治安好，有很多原因，包括日本是一个岛国、单一民族、枪支管制、社会风气……

日本治安好或美国治安不好，和动画片怎么拍肯定有一点点影响，但暂时没人觉得起了什么关键作用。

所以说，既然社会治安本质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那么以教化为出发点，把犯罪问题推到媒体的关注或那些基于事实的报道，同样是一种诡辩。

报道犯罪就是引导模仿犯罪或与坏人共情。

玩游戏就是丧志上瘾。

企业加班就是剥削。

开除员工就是压迫。

子女爱父母就是PUA

女生穿短裙就是放荡。

xx就是直男癌。

xxx就是打拳。

……

把所有行为不按照度来区分，直接定性，就是诡辩。

如果说社交平台在这些年总是充满戾气，这种诡辩式金句的普及，大概亦有贡献。

04

最后，

水木丁老师举的那个挪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还真是一个好例子。

我们一般理解，2011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通过炸弹袭击和自动步枪扫射，造成69人死亡，是二战以后挪威社会最大的震荡，这一罪行是极右翼政治理念及种族主义的产物。

他的攻击对象是明确的，是带有政治标签的（挪威的左翼政党工党），他的手段是细致和精密的。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说辞，认为自己的行为“残忍但必要”。

挪威司法机关对他的罪行定义是恐怖主义。

结果被简单总结为，

陈水总和挪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从犯罪心理上来说，没有区别。挪威社保体制比我们好太多，一样出反社会杀手。

这真的不是帮坏人脱罪吗？

如果我是挪威人的话，真要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