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密：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李顿调查团报告

国联斡旋初告失败

国联是国际联盟的简称，又称国际联合，成立于1920年1月10日，总部设在日内瓦。国联虽号称“万国联合”，但到1931年，也只有六十三个国家参加该组织。当时的常任理事国有英、法、德、意、日五国，非常任理事国有中国、波兰等九国。苏联没有参加国联，美国虽然曾经是首倡国，但和英、法等国在争夺领导权上矛盾尖锐，所以也未加入，真正起作用的是五个常任理事国，领导权操纵在英、法两国手中。国联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自身的软弱无能，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联的身上。

1931年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接到张学良关于日军侵占沈阳的报告后，立即召开临时会议，由外交部电令出席国联理事会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本入侵东北的情况，要求国联出面干涉，主持公道。9月20日，南京政府再电驻国联中国代表，进一步说明日军占领沈阳、安东等地的情况。

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根据南京政府电文，正式向国联递交声明书，揭露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事实真相，控诉日军侵占沈阳、安东及其他各城市的暴行，请求国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日军的侵略行动，恢复事变前的状态，要求日本赔偿损失，并表示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从此，调解中日争端一度成为国联活动的中心议题。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在中日双方均有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组织讨论施肇基的请示。日本代表芳泽极力为日本侵略行为诡辩，宣称远东问题应排除第三国干涉，由中日直接交涉解决。结果，国联理事会在没有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情况下，对中日两国政府提出内容相同的“紧急警告”，要求两国立即撤兵，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碍和平解决的行为。

南京国民政府视国联决议为制止日本侵略的最有效良药，所以一接到国联通牒，立即电复国联，重申一切听命于国联，已严饬中国军队不得与日军发生冲突。但是，屈辱妥协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撤兵所抱的幻想却一点点在无情的现实中破灭了。

25日，日本政府在给国联的复文中亦表示同意将军队撤退到“满铁”附属地内，还声称对中国东北并无领土野心。但其实际行动却与此相反，在“撤兵”的烟幕弹掩护下，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迅速出兵“北满”，侵占吉林、敦化、洮南一线。

国联轻信了日本的虚伪承诺，对中日双方就国联决议所作出的反应表示满意，而在实际上，这个决议对日本而言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由于中国代表施肇基就日本方面对国联决议阳奉阴违的事实再三申诉，请求国联再向日本施加压力，制止侵略蔓延。9月30日，国联理事会在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前，就日本撤兵问题专门作出九条决议，要求日军在10月14日前撤至南满铁路沿线，并对日本政府声明的所谓“无领土野心”表示肯定，还屈从日本要求，以中国方面要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为撤兵条件。这个决议不仅歪曲了九一八事变的性质，而且还为以后日本以侨民安全得不到保障而拒不撤兵、继续扩大军事行动提供了借口。事实也是如此，日军从10月起，开始向锦县、大凌河一带进攻，派飞机轰炸锦州，指挥汉奸张海鹏进攻黑龙江省。面对这种局势，南京国民政府虽一再训示施肇基，恳请国联敦促日本撤兵，并不断将日军的侵略活动报告给国联，但是国联仍然无所作为。日本侵略者还在一意孤行。

1931年10月13日，国联理事会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提前召开审议“中日冲突”的第二次会议，其中心议题仍然是关于日本撤兵问题。10月23日，国联理事会依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和《非战公约》第二条，作出了七项决议，中心内容是限日本于11月6日以前撤兵。日本不同意对其撤兵日期作出规定，声称必须根据中国保护日侨的进展情况进行撤军。10月24日，理事会以13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理事会决议案。这个决议，日本非但公开拒绝接受，并且仍然遵照既定计划，动用兵力直接进攻黑龙江。束手无策的国联对“中日争端”采取的第三次行动也宣告失败。

随后，面对国土大片沦丧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无奈之下向国联提出在锦州设立中立区，由中立国英、美、意政府委派视察专员并军队驻守中立区，在十五日内监督日本撤兵。但因该方案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联不得不放弃。

长达八十天的国联斡旋丝毫也没有能够阻止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而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就在这种虚弱不堪的国际交涉中被日本侵略者鲸吞殆尽。

调查团在东北

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申诉日本军队侵占中国东北的土地，要求国联主持公道的同时，也曾建议组织国际代表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但国联对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态度暧昧，所以肆无忌惮的日本侵略者才得以在几个月之内连陷辽、吉、黑，占领东三省，甚至已着手筹建“新国家”。日本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东北的侵占后，一反常态，同意国联派代表团来中国东北。

1931年11月21日，国联大会通过了组织调查团的决议案，规定：该调查委员会不得过问中日两国政府的交涉，不得干涉双方军队的行动，仅就双方有争执之处写成调查报告，不追究责任。这就意味着调查委员会即使来到中国，也不会给人们一个“说法”，至少不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1932年1月21日，由英、美、法、德、意等五国组成的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故也称李顿调查团。团员有四人：麦考易(美国)、克劳德(法国）、希尼(德国）、马克提(意大利）。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为调查团“顾问”，随团活动的还有聘请的各国专家及工作人员，总人数不下50人。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从瑞士的日内瓦出发，令人费解的是，调查团并没有走近路赶往东北调查，而是登上先到美国纽约的轮船，然后转往东京访问日本当局，3月14日才到达上海，随后访问了南京国民政府。调查团还分别到杭州、武汉、九江、宜昌、重庆、北平等地游览了一遭，直到4月22日才到达沈阳，不知调查团是别有用心，还是无所用心。

对于国联调查团前往东北，日本政府当然不能无动于衷。在刚刚获知国联调查团东来的消息后，日本政府就指示关东军、关东厅、领事馆以及满铁等机构，就如何对付、接待和安排调查团活动等问题，制定出了详细的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所以调查团一到沈阳，就被日方安排在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由日本特务日夜监视，未经日方允许不准任何人接近调查团。因此调查团就只有在日本侵略者的“指导”下，在他们划定的圈子里进行所谓的“调查”。

从调查团到达沈阳的第三天直到4月30日，李顿与本庄繁会晤了五次，还多次向关东军参谋三宅光治及伪辽宁省省长臧式毅等人调查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但得到的回答则是众口一词：满蒙需要日本，而日本也需要满蒙，日本对东北的行为绝不是侵略，日本人不干涉满洲国的内政，各机关的日本顾问都是应满洲人的请求安排的。

5月3日，调查团在长春会见了伪满洲国执政溥仪。调查团刚到东北时，板垣征四郎就勒令溥仪按照板垣规定的话回答国联代表的调查，即伪满洲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日本决没有干涉，等等。李顿与溥仪的会见仅用了一刻钟左右的时间，据溥仪回忆说：“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念头，我想起当年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呢?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地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拥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随后，李顿又问溥仪，为什么任命多数日本人为满洲国官吏?溥仪回答说：“日本人是讲义气协助这个国家，就如同美国独立时有法国人的帮助、希腊独立时英国诗人拜伦前去助战一样，我对于日本人只有感谢而已。”溥仪的侃侃而谈令板垣十分满意。“调查团走后，板垣的青白脸泛满了笑意，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风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

5月9日，调查团赴哈尔滨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重新打出抗日旗帜的马占山为揭露日军制造的伪满洲国阴谋，派王子馨和姜松年携带他的信函到哈尔滨面见李顿调查团，但因被日军得知消息，王子馨被杀害。李顿想同马占山亲自会谈，也被日方阻止。后来，李顿只好密派美国新闻记者米海斯和一名瑞士记者找到了马占山，与其“间接”会晤，了解真相。

不仅被调查的对象要受到日本方面的控制，就连调查团成员的活动也受到严密监视。中国代表顾维钧也受到关东军的严格限制，每到一处都只能待在旅馆，不准同团员一起出门，更不准会见中国人。正如中国代表顾维钧所说：“所经各地，看见同胞们想向我们讲话，但不敢谈；我们也想向他们谈话，但不能谈；因为皆是受着严厉的监视。”一位调查团的中国工作人员回忆道：“在我的房间门口，经常有两个日本侦探不分昼夜地监视我的动静。白天我在室内工作时，每隔两三小时，必有一个假扮服务员的日本侦探借故进来窥伺。当我和外边通电话时，我听见的机器声音，表明有人暗作记录。当我出门散步时，侦探必在我背后10米左右跟随，一刻不离。”这样的情景在《调查团报告书》中也有记载，其中写到：“搜集此项证据，颇多困难，对于调查团的特殊保护，就足以让一般的证人望风怯步。许多华人中，甚至有不敢与调查团团员会面的，以至于与各方面的调查谈话，实在不容易，非秘密约会不可。”

但是，东北各界广大爱国人士、爱国团体和普通的爱国民众，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祖国的热爱，还是冲破层层阻力，冒着极大危险，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同调查团接触，递交各种文件、书信和材料1500余件，为后来调查团形成对日本侵略行为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报告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调查团走后，许多人因为向调查团递交了反对日本侵略、揭露日军罪行的信件、请愿书等，遭到日伪当局的迫害。

国联调查无效而终

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于6月5日回到北平，开始整理调查材料。7月份，又与日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交换了意见，随即开始起草调查报告。10月2日，关于“中日争端”问题的《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简称《国联调查报告书》或《李顿报告书》）在日内瓦和东京同时公布于众。

《李顿报告书》除“绪言”外，共分十章，十余万字。该报告书在事实和国际正义舆论面前，承认了中国对东北的主权等基本事实，揭露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扶植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报告书首先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在一切战争及独立时期，满洲仍然完全是中国领土，此为不可变易的事实。关于九一八事变，尽管中日双方所持“论点”完全不同，但是调查团得出的结论是：依据调查团所获知的种种事实，可知日方早有一种精心预备的计划，于1931年9月18日夜，以突然袭击方式付诸实施，而中国军队未作抵抗，故当日晚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报告书揭穿了伪满政权为“民众拥戴”之说，确认该政权实为日本制造的傀儡。报告书指出，在1931年9月以前，满洲毫未闻有独立运动，其所以有运动者，乃日本军队在场所致也。调查团根据各方面所得证据，认为“满洲国”之构成虽有若干助成分子，但其最有利之两种分子，是日本军队在场和日本文武官吏的活动。以调查团的判断，若没有这两种因素，则“新国”决不能成立。所谓的“满洲国”政府，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只是日本人的工具而已。

但是，囿于殖民主义者的偏见，《李顿报告书》不仅偏袒日本帝国主义，怂恿日本进攻苏联，而且污蔑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诅咒中国革命，强调东北“赤化”对日本的威胁。尤其荒谬的是，报告书一面打着解决中日争端的旗子，反对日本独吞中国东北，一面则提出“国际共管”中国东北的方案，企图变中国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统治的殖民地。

《李顿报告书》不仅没有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而且把事变的原因栽赃到中国身上，指责中国社会政治不安定，内战不断，进步迟缓，以及排外宣传，造成了“本案发生时的特殊空气”。对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和所谓的“生命线”，表示同情与谅解。对于如何解决日军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这种现状，《李顿报告书》认为，该地区如果既不能恢复到1931年9月以前的东北原状，又不能承认伪满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最妥善的办法就只有按照门户开放的原则，实行“国际共管”，即东北地方实行自治，由外国顾问会议商定其政治、军事、外交等政策。实际上，就是把东北变成日、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下的殖民地。

《李顿报告书》除了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对九一八”事变作些客观的反映外，并没有解决“中日争端”的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它甚至连国联前一阶段作出的要求日本方面从中国领土撤军的决议都不曾提到，反而提出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殖民主义方案。因此，《李顿报告书》一经公布，就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谴责与反对。中国共产党指出：“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民族的卖身契”，包庇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对国联寄予厚望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对《李顿报告书》的许多内容不满意，训令中国驻国联代表团，拒绝接受报告书中关于各国代表组成的“顾问会议”对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建议。而对于态度强硬的日本来说，不仅毫无作用，而且反对之声日高。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省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对报告书的对策是：贯彻既定方针，不采姑息手段。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泰国1票弃权，通过了十九国委员会根据《李顿报告书》起草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要求国联成员在法律和实际上拒绝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必须撤兵。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对该草案极为不满，当即中途退出会场。

1933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根据国联条约，国联应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但国联未有实行此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并非国联成员。即使日本因受到制裁而不能与国联会员国进行贸易，但仍然可以借着与美国这个大国贸易而维持经济水平。另外，国联理论上可以组成军队进攻满洲，但一些主要大国（如英国和法国）以专注内政（例如维持其殖民地现状）为由拒绝，故未有成事，只是在上海遭到威胁时进行了斡旋。至此，国联对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日争端”长达十八个月的调解活动，由于其自身的软弱与偏见，以及日本的阻挠、反对，最后以日本退出国联的结局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