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俊：洋务学堂及其近代化意义辨析

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近代化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这次运动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地寻求变革之路，并且意识到了教育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步，和与传统教育培养封建士大夫和进行人文教化不同, 洋务运动的教育理念充分反映了实际变革的愿望。而其中的重要体现就是洋务学堂。洋务学堂主要是根据洋务运动的要求, 培养掌握现代技术、工艺知识的技艺性人才，虽然还有体制上很大的局限性但确实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努力。《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卷第十章对于自强运动的纪录对此阶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因此，我们小组的读书报告主要争对这一章进行了阅读和讨论。

一、洋务学堂开设的大背景

晚清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这样一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记载：“1860 年和约签订以后，中国的国际处境整个说来虽然更坏了，但由于同治时期镇压了叛乱，清代又得以延续了半个世纪。经历过这一事件的政治家们不会轻易地忘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这一耻辱。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日本的兴起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才有可能再引起一场对外战争。这段间隙的和平时期使清政府有机会为准备将来抵御列强而积蓄军事和财政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对维持国内秩序当然也是可贵的。”我们从官方的文件入手，也可以发现“自强”一词成为了士大夫阶层思考的对象，“从 1861 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 []”这说明，知识分子首先意识到了在这一世界巨变的情况中，首先应该应对的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的问题，因为国“弱”，因此要寻求“自强”，而自强必须通过教育，尤其是自我教育，将未来看作国家的出路在这一时期就生根发芽了。

因此，我们熟悉的洋务运动又被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这是19世纪60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洋务运动也经历了口号上的变化，洋务运动的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观点，“自强一词就变成与其说是一个号召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吁，倒不如说是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口号。总的说来国内秩序维持下来了，许多地区性的暴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但中国在 1894— 1895 年中日战争中的战败，表明这一被称做是防御外国列强而制订的政策是失败的。”但是，“虽然如此，以自强的名义作出的一些革新确实产生了意义深 远的成果。新政策必然导致对传统的经世致用说的背离；追求“富强”的行动逐渐压倒了儒家偏重德政的传统。当然，所采取的妥协性措施从来没有达到引起制度方面重大变革的程度。但是新知识和新看法传了进来，尽管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没有变化，但还是为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材提供了某些机会（虽然机会是偶然的，而且为数很少）。大力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愿望不但出现在身负要职的政治家之中，而且还出现在人数越来越多的开明知识分子之中。 []”因此，无论上层阶级的实际目的如何，我们最终不能否认的是，新文化、新知识终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也被认为是新式学堂最有益的贡献，并且这一功劳也尤其受到历史学家们的重视。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洋务运动的主要思想就是“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道路。

二、教育思想变动——对“器”的再判断

作为洋务学堂最重要的推动着，李鸿章的观念对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与此同时，对“器”定义的突破是其思想上的重大突破。我们知道，孔子有“君子不器 ”之说，对此的解释大致可以认为是：君子不像器具那样，作用仅仅限于某一方面，而真正有能力的人不会去做具体的事情，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是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在晚清国家危难的情况下，“器”无论对于知识分子的主体还是对于技术性的客体而言，都是相当重要的。因此，专业性的技术人员的价值就突破了传统中国的“定义”，变得尤为重要。

在此基点下，李鸿章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单纯使用西方武器。根据他在上海的经验，他多少已知道一些关于机器生产的复杂性及西方挑选和培养人员的办法。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强需要调整中国现存的教育制度和文官录用制度。当他建议在上海设立一所外语学校时，他还要求学校教授西方的数学和科学。 因此，“李鸿章抱怨在政府的从事制度中强调文字之学，其结果把军事交给了一些未受过军事知识训练的人，而这些人与上流人物一样蔑视技术 。”

但是，思想界的变动在这一方面又是保守的，因为晚清虽在西方强大的压力下洋务派的人才观有所改变, 但在洋务派看来, 中国的文物制度是西方不能望其项背的, 中国的纲常名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因此, 人才的德行标准不能有丝毫改变。

比如说，张之洞的观点在其就极具代表性：“中国学术精微, 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 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足逮矣; 其（西人）礼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 学术义理之微, 则非彼所能梦见矣。”

而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也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 、武备 、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 ，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因此，教育界革命最终形成了一个“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它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中道西器”，“变器不变道”是洋务学堂对于新型人才的基本定位。但是这一思想最终并不能真正解决教育思想中的矛盾性。

因此，到了19 世纪末，教育思想界再次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张之洞强调“ 中学为内学 ，西学为外学 ；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所以说，洋务运动中新兴教育的革命的保守性一面决定了它并不能真正成为一套具有革命力量的教育逻辑。

三、新式学堂的发展

就新式学堂的发展来说，《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对此有很多纪录。还是以李鸿章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新式学堂逐步发展的进程和逐渐扩充的努力。这也可以在实际上说明洋务运动对于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些新学堂中，实际上还保留着很大一部分的旧学，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一些科技型的“专科”学校也需要相应的保障以及对学生的激励机制。

在1862 年，总理衙门主办了一所新的官办学校（京师同文馆），但是它的初意仅仅在于培训中西外交上所需要的翻译人员，因此，并不能充分起到技术性发展的作用。而到了1863 年 4 月，李鸿章奏请清帝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不过，李鸿章设想中的学校具有更广泛的目 标，打算同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他说： “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 1864 年 7 月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所取除十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四十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十四虚岁以下的青年。 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中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授讲授数学。

另外，广州同文馆虽然也是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 1864 年夏季以同样方式创办的，但它基本上是由广州的一位鞑靼将军所管辖。该校雇用了一个传教士讲授英文和数学，但学校的章程似乎是为了使这个城市的中国居民避免受过分的西方影响而制定的（由于英法联军之役，广州已被英国占领将近四年之久）。招生人数定为二十名，十六个名额留给在广州驻防的八旗子弟；十名年龄较大的学生取满族、汉族均可。虽然学校的章程一部分依据了新建的上海同文馆所采用的规章，但在实际上广州同文馆办得像一所满洲旗人学堂。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专科也在逐步地建立过程中，比如说，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开设了更多的科学技术专科。福州船政学堂建立于 1867 年（甚至在福州船政局奠基之前），有一百多名十四虚岁以下的学生，大多数是从没落的地方绅士家招收的。学生得到许诺，将来准许授给绿营水师官职，或者按照军功保举文职官阶，这也是与此相对应的教育激励措施。

事实上，《剑桥晚清中国史》中认为，洋务运动在当时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本书总结在当时，“即使是最出色的青年工程师和设计师，也不能被指望立即承担主要职责。由于财政困难， 1874 年以后福州船政局大大地削减了它的造船规划。从 1875 到 1877 年之间，只有四艘轮船下水……”实际上，萧条的经济和国际上的弱势地位并不足以确保清政府真正地发展起经济、教育、科技、强国等方面联动的国家机器来。

而《剑桥晚清中国史》对新式教育所做的最后总结则更具有启发意义，“所有以上这些开端都有助于提供文化借鉴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即经过训练的人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发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他们使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前进了一点，就此而论，他们推进了中国的自强事业。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自强新政作为中国对付外国问题的一项政策，比起六十年代时期来，已经变得大为多样化和复杂化了。中国国内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采用了西方技术，它开始使努力的中心从防务转移到工业化方面。这就要求在历史学家这一方面也要使研究重点有一个相应的转移，因为中国国内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所涉及的问题，其范围比自强新政的倡导者最初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所预想的要更为广泛。”

因此，在新式学堂力求通过一种与传统教育全然不同的新的教育形式去适应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的前提下, 由此推动着中国传统教育逐步向现代教育的逐步转化的贡献是我们不可忽略的，尤其是新式学堂培养的人才对之后中国的发展起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洋务学堂体现了中国近代教育 内部发展的自然进程。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 洋务学堂尽管有着十分保守的政治目的, 但它毕竟为古老的中国传统教育迈向现代提供了一种初级模式和一级认识的阶梯，尤其是它在新式学堂上对于人才培养的贡献来说，其价值确实需要我们对此进行更多的反思和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