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评：“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摘要：历史的车轮势不可挡，历史的公正一往无前。傅斯年为中国大学、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奉献的不朽功勋，被学界铭记，被民众传颂。

（傅斯年书法，来源：百度检索。）

史语所“功主” 学术界“超人”（续）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其三，抢救明清大库档案资料。

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但清朝终结后，几经迁徙，几易其主，损失严重。主管者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将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也已立约买下，打算运回日本。

幸亏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傅斯年与胡适、陈寅恪商议后，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一）此一段文物不致失败，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傅斯年《致蔡元培信》，1928年9月11日）最后以1.8万元将这批档案买下。他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立下汗马功劳，也为史语所历史组找到一个开创性研究选题，明清史研究因此有突破性进展，至今深受其惠。

1930年，傅斯年还在《〈明清史料〉发刊例言》中为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制定基本原则，提出具体要求。由于他对这批档案期望值过高，整理过程中流露出失望。有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史语所所址）对李济感慨：“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反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后大笑。（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其四，在中国开创史料学派。

傅斯年留学德国期间，正值兰克（Leopold von Ranke）派史学观点盛行之际。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欧阳哲生《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都认为，傅斯年在史学方面受到兰克的影响。

1928年5月，傅斯年创作《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下称《旨趣》），同年10月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这是他的就职宣言、治所宣言、挑战宣言（挑战西方汉学）。吴相湘在《民国百人传》第1册中，将此文与胡适所撰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相提并论，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亦为奠定中国现代历史学之两大柱石。”

在《旨趣》中，傅斯年系统地表述建设新历史学的基本思路和工作方法，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反对‘国故’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应该是“集众的工作”；强调主动接地气“求新材料”，不读死书，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据李怀宇《傅斯年：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介绍，这句话灵感来自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G. M. Trevelyan）的名言：“收集法国革命的事实！你必须上达天堂、下入地狱来获取它们。”）

（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傅斯年纪念室照片。来源：“qgl6577”的新浪博客。）

傅斯年既有强烈学术进取心，也有强烈文化自尊心。在《旨趣》中举多例论证，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有个好开端，但现代落后，是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之故”。

欧洲七年苦读，涉猎甚广，让傅斯年有宽阔的国际视野，“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学术交融的发展趋势，“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在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鉴于西方汉学之特长。”（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傅斯年在《考古学的新方法》分析，中国考古旧方法之弊，“都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肯定外国学者新的研究方法，“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做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所以在《旨趣》中提出“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的宗旨，还在结尾响亮喊出三句口号，最后一个口号极具煽动性，也是点晴全文的心声：“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本人在文史哲等众多领域建树颇丰，可惜天妒英才，否则学术丰碑更巨。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在《学术之外的傅斯年》评价，“作为学者，傅斯年本人的学问，在他同时代的学人中不是最好的，但他是有真学问的。”

也有学者对傅斯年的学术贡献评价很高。如他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中的五篇文章（《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何兹全认为“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独到的见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哈佛大学教授、考古学家张光直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并说此文与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两篇文章。（何兹全《独为神州惜大儒》）

史语所的学术重镇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介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孟真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季羡林在《扫傅斯年先生墓》也说，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集刊》在几十年内都是国内外最有权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刊物。一登龙门，身价十倍。”欧阳哲生在《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中称赞，“史语所《集刊》、《专刊》所发表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精心制作、严格编审。”

历史的车轮势不可挡，历史的公正一往无前。傅斯年为中国大学、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奉献的不朽功勋，被学界铭记，被民众传颂，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

（2015年11月29日一稿，12月8日00:46二稿，【山水微言·85】。本文为《功狗·功人·功主──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功篇》连载最后一节，有删节。《孟真不朽，则中国不朽、文化不朽！──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德篇》18节连载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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