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评：确立台湾大学校训

摘要：傅斯年“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接第四任台大校长，耗尽心血经营这所台湾省最高学府。

台大“功人” 定海神针

“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创建于1928年的台北帝国大学是台湾大学的前身，也是日本殖民统治的产物（日本共有东京、京都、东北、九州、北海道、京城、台北、大阪、名古屋等9个帝国大学）。抗战胜利后，台湾省回归中国，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以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大学之日（11月15日）为校庆。

此时台湾局势动荡，台大问题成堆，经费不足、师资薄弱、学潮迭起、管理混乱，三年换了三任校长。1949年1月，傅斯年“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出师表》），接第四任台大校长，耗尽心血经营这所台湾省最高学府。

他身患严重高血压，已不允许繁重工作，经不起老领导朱家骅再三游说和老朋友陈诚再三邀请，不得不接下这个“烫手山芋”。1月20日，傅斯年来台，陈诚亲到机场迎接，以示尊重。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短短1年11个月，在其位谋其政，为台大主要建立“四功”。

第一，组建雄厚师资。

早在1932年8月28日，傅斯年就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认为“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只有先“澄清了大学教员界，然后学术独立、学院自由，乃至大学自治，皆可付给之。”

然而，中共军队势如破竹，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前途渺茫。台大师资捉襟见肘，滥竽充数者多，原台北帝国大学中的日本教授几乎已离台（这些教授在日本大多是二流，才到台北工作），大陆顶尖学者来台又少。胡适也是先到美国观望几年，不轻易上孤岛漏船。

傅斯年、蒋经国、陈雪屏主持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就没“抢”出多少有份量的学者。傅斯年赴台后不死心，又邀请陈寅恪、竺可桢等大腕来台，无人响应，感慨“基于政治情形，此地请人大不易也。简直请谁谁不来。”（《致李书华信》，1950年10月18日）

如此艰难困苦，难不倒奇才傅斯年。他果断对台大师资“动手术”，而且是大进大出。所谓“进”，就是成立“教员聘任资格委员会”，专司招聘，聘任教授的准星锁定“中央研究院”。

他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长期在“中研院”史语所做所长，极具号召力，把史语所整建制搬迁到台湾。所以有本事聘任到“中研院”数十位大师，任台大教授或兼职教授。台湾岛内著名学者，几乎被傅斯年的台大一网打尽。

“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1948年9月考取台大历史系，作为亲历者，在《永怀师恩》中回忆，“傅先生莅任数个月后，一切校务都很快地走上正轨。傅先生不但在短期间内稳定了整个学校的行政，而且‘带’来大批在国内学术界极负盛名的学者。”

所谓“出”，就是不称职的教师，坚决淘汰不许上讲台。他铁面无私，以真才实学为择师的首要标准。例如直接听课，判断教师的学术能力、教学能力，不称职的教师被他陆续“听”掉。做校长期间，台大不续聘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共有70多人。

长期做傅斯年助手的那廉君回忆：“一个名贤的后裔，总想到台大任教，但他（傅斯年）硬是不聘！接任校长之初，发现他的好友又是老友的弟弟教书不理想，绝不顾虑地劝他自动辞职！又发现一位教授，绝无教书的能力，只好叫他做些行政工作。”（智效民《傅斯年的教育理想和实践》）

第二，确立台大校训。

1949年11月15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上演说，期勉台大学生：敦品、力学、爱国、爱人。此后这八字成为台大校训。

把“敦品”（敦厚品行）放在“力学”（勤奋学习）之前，是因为他认为，“青年是领导下一时代的，他们的品行在下一个时代的影响必然很大”。“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事，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希望学生“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

台大在官网“有关台大·校徽”专栏中，将傅斯年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训示，称为“立教之根本，修身之准则。”

台大还在官网“有关台大·校训”专栏中说明，当时傅斯年所用的是“力学”，不是“励学”。在台大1950学年度第二次校务会议中，这八字校训提案被保留并未通过。

有关台大校训的题字，目前可考的始自继任傅斯年的钱思亮校长。他在台大1964学年度毕业纪念册上题“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并注明“录本校校训与毕业班同学共勉之。”

（2015年11月29日一稿，12月8日二稿，【山水微言·75】。本文为《功狗·功人·功主──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功篇》第3节，连载第4节《“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待续。《“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言篇》6节已连载。压题照为台大第五任校长钱思亮题傅斯年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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