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金钟六项大奖de《我们与恶的距离》，值得讨论一下

作为一部豆瓣高达9.5分的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以下简称《与恶》）有许多值得讨论之处。

“我过不去，过不去。”宋乔安呼喊出的痛，无人能够感同身受。

从功能性的角度来看，《与恶》其实是透过述说完成了一场“叙事治疗”。

台湾近六七年来，发生了若干起无差别杀人事件（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郑捷随机杀人事件、北投八岁女童遭割喉案、小灯泡事件），平均每两三年一起，每次都震动全台湾。岛屿不大，是高度凝聚的社会，恶质事件让人心共同经历了恐慌，也留下了明确的伤口，但这些片段的记忆与经验却一直未被全面梳理与统整过，而《与恶》是首部以此为题材的虚构创作。

观众可以看到郑捷、小灯泡等无差别杀人事件的影子，剧中对李晓明执行枪决的情节，也影射了郑捷案司法审判以死刑安定人心带给许多人的困惑和不适。不过《与恶》并没有把焦点放在“该不该废除死刑”的狭义讨论上，而只是如实呈现出社会上的两极观点，并尝试在截然不同的立场间创造理解——这可能也是该剧最珍贵动人之处。

作家胡慕情说过：“在这个现世，当我们要理解一件事，必须跨越非常多的阻碍。而一旦这些阻碍有一关过不去，暴力就可能产生。”

理解暴力背后的成因，并不是要为大恶之人辩护开脱，而是为了让人们认知“异质”的阻碍少一点，从而预防暴力在未来发生。

大致捋了捋每条人物线的进展，基本上都可以概括为：遭到阻断的沟通，而阻断来源于人物彼此间预设的立场。或许，这部剧的题眼可以理解为英文剧名所说的： The World Between Us。

我们与恶的距离并不远，恰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远。

当那些骇人恶意，在以人情和煦温厚著称的台湾社会横空出世时，人们的直观反应都是愤怒声讨，但强烈的愤怒背后，其实是更强烈的无能为力。

人的动物性中有对安全感本能的需求，会不自觉地拒绝外来的不确定性，并乐于寻求因果关系。然而社会问题的复杂带来各种不确定，简单的因果关系几乎不存在。正因潜意识里对复杂的逃避，人总难免论断和贴标签，通过否定、排斥来自我肯定，获取安全感。

即使有所谓“推己及人”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很多时候也只是将他人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是黑白分明的简化，少了弹性光谱的思辨。

人的悲欢固然不能相通，但社会并非原始丛林。文明之所以延续，不正因为人类理性、情感、智慧与生物本能之间的协调平衡吗。

与其用一种简单粗暴对抗简单粗暴，不如抛掉标签，正视复杂的“为什么”，试着改变一下谈论世界的方式。

《恶的距离》编剧吕蒔媛在访谈中说，写剧本时，其实设定了李晓明肇祸的原因，但决定不写出来。

“那是一个我猜测的标签，做了这些田野看了资料，并不表示我理解人性，作为一个编剧，我只是希望这出戏能让大家试着了解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不能认同他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试着了解背后的原因，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这些伤痛在周边发生。如果不愿探索原因，我们是真的无法预防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所谓我们与恶的距离，甚至根本不是一线之隔，而是众生身处其中，共享着那些恶意却不以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