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率领红七军转战广西、广东和江西，进入江西崇义之后，因这里有到上海可靠的党的地下交通线。由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太久，出于一个党员的责任感，邓小平决定去上海找总部汇报红七军的工作，同时了解我党当时的决策。邓小平从上海回来的时候，红七军在李明瑞、张云逸的带领下已经找到中央红军，且编入了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并肩作战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又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而随着博古、李德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把毛泽东排挤出军事指挥核心团队之后，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全面失利。红军被迫战略大转移，邓小平也被安排在转移的名单中。

后来，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问他在长征的过程中干了哪些事，邓小平用他那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女儿说：“跟着走！”，实际上这是邓小平同志非常谦虚的说法，他不仅仅与红军一起走完了整个长征之路，而且在长征路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是没有参加一线作战指挥而罢了。

邓小平与《红星》报

在长征初期紧张的行军战斗中，邓小平克服种种困难，亲自动手刻版、油印，主编印刷了《红星》报第七期和第八期，为红军战士们即时提供着“精神食粮”，鼓舞着全军的士气。1935年6至7月之间，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从事革命宣传鼓动工作，激励着广大红军战士克服种种困难，勇往直前；是他，同战士们同甘共苦，爬雪山，过草地，跨江河，跃关隘，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

当时的在瑞金革命根据地，红军内部就发行刊物《红星》报。《红星》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是中革军委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进行编辑和出版。内容主要是反映红军和根据地军民军事斗争的情况。编辑部设在总政治部。

当时邓小平从上海回到苏区，同样因为博古等在中央苏区继续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们不但排斥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且排挤和打击拥护、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人，在中央苏区发动了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

邓小平也被停职、批斗，后来蒋介石正调集五十万兵力，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反“围剿”作战成为中央苏区的中心工作。前线吃紧，一些在机关工作的军事干部纷纷被调往前线。这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萧向荣调到前线去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在住院疗伤，总政治部明显缺少人手。

临时负责总政治部工作的贺昌是邓小平的老朋友，他想到了邓小平。于是，他向王稼祥推荐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由于邓小平是“戴罪之身”，王稼祥又亲自向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提出，几经努力，才得到博古的首肯。

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工作，也是事务性的工作，负责定期收集、综合各军团的情况，向主任、副主任汇报，并代总政治部和中革军委起草各种指示和其他文件。邓小平当过党中央的秘书长，做这些工作当然是轻车熟路。干了个把月后，邓小平提出想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于是，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具体负责主编《红星》报。

说是主编，其实邓小平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内只有两个人，几天要出一期，工作量很大。邓小平从策划、组稿、编辑、印刷到发行，经常是上演一条龙。美术编辑、校对都一个人搞定。文字标题大多是由他写下后，别的人在木板上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苏区当时的条件也不太好，很多文字并没有铅字印模，邓小平别出心裁，印大号标题缺铅字印标时，把几个小号字在一起拼成大字。

他既是主编，还得自己当记者和评论员的角色进行撰稿。《红星》报上刊很多文章、评论都出自小平的手笔。但他写的稿件一般都用化名。

邓小平非常重视发挥《红星》报作为红军的“政治指导员”的作用。他认为，《红星》报担负的很大的任务，就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将士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除了经常组织在报上刊登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的有关决议、命令和通报外，还经常约请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同志写稿。从八月六日到十月八日出版的前十期，就先后刊载了约请洛甫、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罗迈、朱德、王稼祥、贺昌、杨尚昆等写的社论和其他文章。他还在报上开辟“红星号召”和“响应红星号召”两个相互呼应的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极富号召力和鼓动力。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没几天，就约请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为第二期《红军故事》专栏写了一篇题为《吉安的占领》的文章。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集中总结了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红一军团攻占吉安的经验与教训。其中特别说到：攻打吉安之所以成功，第一条就是抵制了立三路线的主张，那时立三路线统治下的中央是要红一方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九江的。如果照立三路线的话去做，就不会有攻击吉安作战的胜利。

这时的毛泽东已被中央“左”倾领导人排挤出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身处逆境。不少人对毛泽东犹恐避之不及，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鬼都不上门”。

邓小平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即，毛泽东的军事谋略对反“围剿”斗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应该让红军指战员了解和掌握。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发表毛泽东这方面的文章，很可能会引起“左”倾中央领导人不满。在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已完全统治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下，他又刚被打为“毛派”分子挨整不久，这样做确实需要胆识和勇气。

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后，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红军指战员更加怀念在毛泽东指挥下战斗的日子。不久，邓小平还特意编发了一位红军团长写给毛泽东的信。写信的这位团长得了痨病，生命垂危。信中说：“我由南昌暴动参加红军数年来，不能光荣地死在战场上，死在病床上，是我参加红军以来最不幸事”，自己不但不能上前线为苏维埃流血牺牲，反而得到政府的额外优待，心中很是不安。他在信中向毛泽东请求，从他每月的休养费中扣除一块钱，并将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两年政府发给的公谷费交公，用这笔钱充作战争经费。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经坚持了一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也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博古和李德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红军屡战不胜，局面越来越被动。

九月上旬，红军驿前以北的阵地沦陷，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进攻，红军在原地想粉碎敌人的“围剿”，几乎没有了可能。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央决定红军主力部队将于当年十月开始，集结逐步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也就现在所讲的“长征”。

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撤离瑞金出发前夕，邓小平得到了随军转移的正式通知，这是由红军总政治部领导决定的。这时，主持总政治部工作的是李富春，他十月初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

为了便于转移，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及直属单位人员编为两个野战纵队行动。第一野战纵队主要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代号为“红安纵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李德等都编在这个纵队。

第二野战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组成。

邓小平在长征途中刊印的《红星》，发挥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和《红星》报编辑部随总政治部机关被编入第二野战纵队。

十月十日傍晚，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于都河（即贡水）以北地区集结。长征由此拉开了序幕。

经过一周的行军，十月十六日，第一、二两个野战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共八万六千余人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十七日，分别从于都、花桥等十个渡口南渡于都河。

这时，党中央在中央苏区办的其他报刊都已停办，《红星》报是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唯一报刊。《红星》报编辑部的两名工作人员各挑着两只铁皮箱子，走在队伍的中间。铁皮箱里面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石印机扔了之后，只剩下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奥国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红星》报变成了一张挑子上的报纸。在瑞金办报的时候，环境相对稳定，随时可以得到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指示。现在行军作战，报纸工作虽仍归总政治部领导，但总政治部领导实际上已无暇顾及，而主要靠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水平和能力。

行军途中办报十分紧张。邓小平一边赶路，一边搜集各方面的情况和材料。一到宿营地，其他人睡觉时，邓小平把铁皮箱当办公桌，开始写稿、编稿、刻版和油印报纸。

中央红军主力先后到达仁风圩桂林江等地区，国民党军陈济棠部已经在这里构筑了围堵红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二十一日，红军突围战斗打响。

就在突围战斗打响前夕，十月二十日，邓小平主编的长征中的第一期《红星》报出版了。报头“红星”二字，是邓小平的手笔。报纸内容显然是紧密配合突围战斗的。头版的通栏标题是

“实行坚决的反攻，首先打击南部敌人”。

文章首先简明扼要地指出了红军执行战略转移的必要性，特别提到这一年多以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红军将士们即使在阵地战中也是顽强守备，取得部分胜利，客观上加强和锻炼了红军的战斗力，但这些胜利依然没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如果继续采用阵地战进行防御，红军将会被束缚起来无法求得发展

文章指出红军面临的战斗任务是首先瞄准南部的敌人，突破敌人的封锁线。

在新的战斗和任务面前，每个红军战士以最负责的态度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坚决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用自己的模范来影响和领导其他同志。

红军指战员们再一次读到了熟悉而又多么喜爱的《红星》报，心情相当激动。因为离开苏区十多天来，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博古和李德等少数人的策划下秘密行动，指战员和战士们几乎听不到党中央什么声音了。如今《红星》重新发刊，可以看成是又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离开中央苏区的沉闷心情此刻一扫而光，都感到兴奋和鼓舞。

邓小平和《红星》报也随着大军西进。《红星》报，一时间成为阐释、宣传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战略意图、行动方针的重要渠道。同时，邓小平以他丰富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验，紧密配合部队的行动办报，努力使报纸发挥指导红军各方面工作的作用。

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就进入了白区。在白区要不要做群众工作，怎样做群众工作，这是一个眼前马上需要解答的问题。因为上面的指示红军是进行战略转移，多数地方只是中午这而不会留下来；加上在行军作战非常疲乏，在这种情况，不少指战员不愿去做宣传群众的工作。有的指战员不够了解白区的环境和群众的特点，把在苏区做群众工作的办法，照搬过来，因此效果并不好。

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第二期《红星》报上，特意编发几篇文章，专门强调各部队在白区发动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指导部队如何在行军途中写标语、画壁报，做好群众作宣传工作。在十一月九日，又出版的《红星》报第三期，邓小平在报上又编发一篇文章，题目为《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社论提出要根据白区群众的实际情况，

“宣传的方式首先要关切群众切身的利益，然后才逐步进入到共产主义基本主张的宣传，必须以最通俗的语言，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

十一月，中央红军进入湘南后，蒋介石判明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立刻调兵遣将进行“追剿”和堵截的部署，布下口袋阵，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水和漓水以东的地区。

局势严重，大家都无法面对，军中开始蔓延失败情绪，甚至出现了逃兵。针对这一情况，十一月十四日，邓小平在第四期《红星》报上编发了一篇重头文章《我们在反攻中的胜利。文章在全面阐明红军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鲜明地提出要发扬红军的战斗精神，巩固队伍，加强纪律，每到一个地方都需要发动群众的斗争，把群众组织起来瓦解白军，这是完成任务的条件。一切怀疑我们目前行动的行为，前进中所发生困难时毫无办法悲观失望的行为，以及逃跑开小差和投敌的现象，都是我们坚决斗争的对象。

这一期还在第四版刊登一篇《逃跑的原因在哪里？》的评论文章，分析了发生逃亡的原因，提出要加紧巩固部队，彻底消灭逃亡的现象！

除了鲜明地反对和批评失败情绪外，邓小平还注意在《红星》报上刊载一些正面引导和鼓舞士气的文章、报道。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五期《红星》报在头版发表一篇社论《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说明大量地消灭敌人，才是红军摆脱困境办法，于是号召广大的红军指战员要更加发扬顽强战斗的决心，提高战斗情绪到最高限度，随时准备以坚决勇敢的战斗，完全消灭当前之敌。

在这一期的第二版上，还刊发了《学习‘无’团模范的战斗动作》《夜战中的模范连——‘牲’部第五连》和《这样坚决勇敢的支部书记，我们应该学习他》等一组报道英雄模范人物先进事迹的文章。

长征中的《红星》报，仍然保持了它贴近普通战士的风格，经常针对红军战士行军作战中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刊登一些小知识性文章。因离开苏区时走得匆忙，很多战士草鞋备得很少，有的甚至没有穿鞋打赤脚行军。《红星》报第四期第四版刊登一篇《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小文章，提出了如何解决部队穿上草鞋的问题的办法

后勤机关尽量有计划地收购成品草鞋，尽量给战士们发草鞋，而不是发草鞋费；收土豪的烂衣裤，作为打草鞋的原料分发给战士自己打草鞋；

动员会打草鞋的红军战士，帮助那些不会打草鞋的同志打草鞋。务必想各种办法保证红军战士没有一个打赤脚的。《红星》报这篇文章看起来很小，却帮助部队解决了大问题。

长征之路肯定是艰苦的，但对艰苦的感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离开苏区以来，红军大都是晚上行军天亮宿营，天天如此战士们都很疲劳，许多战士经常一边走一边打着瞌睡。李富春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夜行军》，文章中描写长征初期他和邓小平等人的行军生活，没有知情顾虑的时候，他们并肩而行，互相吹牛皮，半夜唱军歌。潘汉年、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加上李富春，组成了牛皮公司。

李富春的文章写出了一群职业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群人中，邓小平有一段其他人所没有的独特经历。

四年前，他在广西率红七军转战黔、湘、粤、赣四省，历时几个月，七千里路去和月，已有过一次“准长征”。所以，面对长征中发生的一切，他看起来是那样地具有思想准备和精神准备，那样地从容。

十一月下旬，中央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广西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红军从开始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蒋介石调整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途中。博古、李德等不顾敌情的变化，仍决定红军按原计划向湘西行动。

环境更加艰难了。为了行动迅速，轻装前进，扔掉那些坛坛罐罐，邓小平也把那台笨重的油印机给扔掉了，只留下来一只手滚的油印机，继续编印发行《红星》报。

十二月五日，红军沿湘桂边界前进。这里，山岭连绵，道路崎岖，天气又是刮风下雨。中午，队伍来到著名的苗山——老山界下。这是红军出发以来碰到的第一座大山，“又高又陡，山路宽不到三尺”,“上四十五里，下三十五里。”邓小平背着行装和干粮，走在队伍中间，顶着风雨，连夜翻过了山顶。

越过老山界后，进入广西的龙胜县。这里是瑶族、苗族和侗族聚居地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造谣，红军到达之前，不少群众躲避到山上去了。为了让广大红军指战员了解和掌握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少数民族的群众工作，邓小平在《红星》报第六期及时地刊登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

提出了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瑶民的事由瑶民作主,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给瑶、苗族以实际的帮助，等一系列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

红军指战员严守群众纪律，以模范的行为很快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戒心，那些逃入山林的少数民族群众，看到红军的政策，相信了红军是天下穷苦人的队伍，纷纷返回了家园，还有不少青壮年参加了红军。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占领了湖南的通道县城。次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紧急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客观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极力主张红军放弃原定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转移计划，应该向西转移到到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敌人在贵州的力量相弱。

十二月十三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命令，将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统称中央纵队。十五日，红军攻克贵州黎平。

十八日，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正确主张，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向贵州进军，力争在四川贵州边境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

黎平会议之后，根据新的形势需要，红军开始压缩机关人员，充实到战斗部队，对机关干部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邓小平调任中央纵队秘书长，即中共中央秘书长。原秘书长邓颖超因患上了肺结核，无法正常工作。在这次干部调整的时候，她向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邓小平是第二次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同他上一次担任这个职务时相比，环境和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本人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这时，长征已进行了两个多月，《红星》报在长征路上出版了七期。《红星》报主编由陆定一同志接任。陆定一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红军，我们小学就学过他的课文《老山界》、《金色的鱼钩》。

中央红军向贵州北部挺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全部渡过乌江。第二天，占领遵义。一月九日，邓小平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城内。

这时，红军中越来越多的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及其错误领导产生了疑问和强烈的不满。

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之解密

特别是中央大部分领导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同也具务条件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进行经验教训总结，纠正博古和李德错误领导。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人，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等人，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参加了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

在遵义会议上，邓小平由于没有作正式发言，也没有留下反映他的活动的原始文字记载。因而过了若干年之后，邓小平到底有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一度成为有关遵义会议历史的一个疑点。因而一九五五年建成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开放时，邓小平没有陈列在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邓小平视察贵州，途中也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准确地走进当年使用的会议室，并肯定地描述了自己坐在那个方位。哪个地方是蒋家大院等等，参会的每个成员都住在那间房子，虽然现在已经没有房子了。原来的院子结构也非常复杂。那时候在走廊上议论走四川的问题，觉得走廊很宽，现在感觉就窄了！

随后，在纪念馆派人查证时，周恩来等一些亲历者均证实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小平同志的照片一度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室的墙上被取了下来。

对此，邓小平倒是非常坦然，认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已经很光荣的了，无论有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不会增加或抹杀一份光荣。

邓小平亲身参加了遵义会议，亲历了这一段历史，感受自然特别深。他后来说：“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我党还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

邓小平对长征中毛泽东的军事谋略非常敬佩。后来，他曾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他还形象地把当时毛泽东采取的那种同敌人兜圈子、打奇袭的运动战方式比作“猫捉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