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再道和陈赓正率军攻城，突然刘邓一封电报发过来，要求停止攻击，尽管陈再道心不甘，情不愿，但也只能奉命撤兵；陈赓则更亏，都已经在打巷战了，也只能撤出战斗。这是什么回事呢？

话说我军取得平汉战役的胜利之后，使国民党军被迫停止了沿平汉路北上的行动，晋冀鲁豫解放区暂时解除了战争威胁，出现了一段安定和平的局面。

战斗结束后，陈再道的二纵奉命进驻邯郸，纵队机关就在邯郸城西南关繁华的商业区安顿下来。八年全面抗战，陈再道从邯郸旁边往返多少来回，就是没进过这个城市，看看它究竟什么样。现在，他们以解放者的身份，扬眉吐气地逛大街。只见

“宽坦的大道直通西面的火车站，发电厂、面粉厂也坐落在这个区。电影院、戏院、电灯、电话，够洋气的了。参加革命以来，还没住过这么阔气的城市。”

陈再道和宋任穷、钟汉华等领导游览了邯郸市区，看了回车巷、丛台、学步桥等古迹，听人讲了将相和、胡服骑射、邯郸学步的故事，觉得大长见识，更加深了对这座古城的感情。那些天，山区的干部、战士家属也纷纷来部队探亲。八年全面抗战，许多干部都没在家过上安定的日子，孩子长得好高还没见过爸爸，真该团聚一下了。宋任穷政委嘱咐要照顾好来探亲的家属，家近的也可以放几天假回去探家。部队人来人往，呈现出欢乐热闹的气氛。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松警惕。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国内形势，认为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危险依然存在。解放区薄弱的经济实力，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争。为此，毛泽东起草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于11月7日发给各解放区负责人。主要精神是：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各解放区在动员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的同时，要抓紧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对革命的热情。

为了落实中央指示，11月1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峰峰召开扩大会议。刘伯承元帅回忆，会议要解决许多重要问题：“讨论中央指示和布置我区工作，主要是严阵以待，发动群众。冀鲁豫与山东解放区连结起来很重要，要杨勇回去布置，把我们的点扩大为面。此外则确定整编部队，适应运动战需要。恢复党委制。”会议开了几天，作出如下决定：

（1）决定今冬明春在全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并决定统一全区的财政经济领导与供给标准，以支持长期战争。

（2）确定各级领导机构和军区、军分区的组织。晋冀鲁豫大军区下设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划定各自的管辖范围。军区的任务主要是保卫本地区的安全，在接近国民党控制的边沿地区开展游击战，在内地训练新兵，组织补充团，为野战军提供后备兵员。

（3）晋冀鲁豫野战军除已编成的四个纵队外，以太行、冀鲁豫军区基干兵团组建第六、第七纵队。六纵司令员王宏坤，政委段君毅；七纵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之。每个纵队约20000—22000人。奉中央命令，杨得志、苏振华的一纵调往东北，11月中旬即开始北上。

（4）健全司令部机构，开办军政大学、陆军中学、卫生学校、供给学校等军事学校，加强干部军政教育，培养正规化、专业化军事人才。

（5）有计划地组织军工生产，建立后勤医院，完善各级卫生组织，为将来大规模作战提供后勤保障。峰峰会议是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为军区各项工作制订了基本的制度，为军区工作的集中统一和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峰峰会议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解放区，扩大战果，晋冀鲁豫各部队又开始了新的作战。四纵和太岳军区部队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乘阎锡山部队遭上党战败后喘息未定，于10月26日向同蒲路中段地区发起攻击。

目标是打击晋南的阎军第13集团军王靖国部，控制灵石至洪洞一段的同蒲路。在我军攻势的震慑下，阎军向临汾撤退，11月上旬，四纵先后攻克赵城、洪洞以及灵石、霍县之间的什茨、南关两个火车站，切断了同蒲铁路，歼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阎锡山惟恐交通断绝，急忙将驻汾西的34军44师调回把守霍县，再调34军的45师北上与我军争夺赵城。陈赓不与敌军硬拼，11月28日主动放弃赵城，挥师南下，连克闻喜、浮山两县城。浮山是阎军进攻太岳解放区的屯兵基地，拔掉这颗“钉子”，不仅使太岳军区向西扩展，而且使我军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12月底四纵主力转向曲沃、侯马、翼城地区进军，解放区在巩固中逐渐扩大，阻止了胡宗南后续部队沿同蒲路北上进入华北平原。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纵队，一部分向邯郸以南和白晋铁路出动，监视南面敌军；一部分向河北、山东交界地区行动，力求扫荡残存的伪军据点，将山东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准备应付国民党军新的进攻，三纵集结于安阳以西休整，监视安阳以南的敌人；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进攻肥乡、衡水、柏乡、聊城等地；六纵进攻武安及白晋线沿途伪军据点，并以一部在道口附近监视新乡方向敌军；七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进攻郓城、巨野、嘉祥、济宁等地。

12月15日，陈再道指挥的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分别攻占肥乡和柏乡两座县城。16日，冀南部队又攻占衡水，歼敌3000余人。26日，二纵向山东聊城进军，准备解放这座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杨勇、张霖之指挥七纵也一路猛攻，势如破竹。12月底，他们连下三城。

决战前短暂的停战

就在刘邓部队四面开花的时候，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双方准备停战。

抗战结束后中国的内战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

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三个多月，但中国的和平不但没有到来，还有爆发全面内战的危险。中国不和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如果美军卷入中国内战，美国朝野是不会答应的。

前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站在蒋介石一边，导致和平调解失败，被迫引咎辞职。1945年底，杜鲁门决定修改对华政策，尽管在政治、经济和有限的军事方面，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蒋介石，但还是不愿直接介入中国的内战。他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中国调解国共双方的冲突。在临行前的密谈中，杜鲁门和马歇尔一致认为，但他们的目的不是希望有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实质上是担心中国的内战继续下去，中国将出现分裂，苏联可能重新霸占东北。那么美国在中国做过的一切努力将是白费力气。

1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表示一致支持中国的“统一与民主”，赞成国民政府中应有“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要求中国停止内部冲突。

由于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饱经战火的中国大地再次露出了和平的曙光。当马歇尔特使来到中国时，受到国共双方的欢迎。

中共中央方面，在重庆谈判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就盼望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实现和平。

解放区经过十四年抗战，搞得很苦，急需一个和平时期休养生息。再打，人民也受不了。重庆谈判时，刘少奇等人在9月26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就说过：“我们真愿和平。”毛泽东在与蒋介石会见时也说：“和为贵”。

蒋介石也对毛泽东表达了这种愿望。据当年与毛泽东一起到重庆的胡乔木同志回忆，

但是毛泽东心里明白：离开了军队和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当赫尔利强迫毛泽东答应蒋介石提出的缩编共产党军队的方案时，毛泽东忍耐着与他周旋。回到延安后愤怒地说：

“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

当中共中央得知杜鲁门12月15日的对华政策声明和赫尔利辞职的消息后，对马歇尔来华表示了明确的欢迎。12月1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给各解放区发出指示说：

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注意：对国民党军队暂时不作大的进攻；在政协会议上宣传我党主张；对在华美军和记者采取友善态度。

中共中央对和平的态度是明确积极的，12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一行飞抵重庆，与驻渝的董必武、王若飞等组成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22日马歇尔到达重庆后，周恩来等即主动拜访，表示中国共产党希望国内和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愿望。中共中央的意图是同美、苏两大国均保持友好关系，运用国际力量的相互制衡来保持我党的独立地位。刘少奇给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

蒋介石对和平的态度是阳奉阴违。对于马歇尔来华，蒋介石还是有所顾忌，一方面总要做点表面文章给美国人看。另一方面，接收国统区和搞经济重建需需要一点时间，进攻东北和各解放区的军队还没有到位，现在就打全面内战时机尚未成熟。

马歇尔会见他时说：如果中国不能维持和平局面，美国将要考虑是否继续提供援助的问题，令蒋十分恼火。没有美军的空中和海上支援，蒋介石就无法实施占领东北、消灭解放区的计划。他表面上接受马歇尔的建议，愿意与共产党进行停战谈判。暗中密电杜聿明和各战区长官，叫他们加紧准备向东北和各解放区的军事行动。

1946年1月3日，重庆国共谈判有了进展。共产党方面主张无条件停战，双方军队停留在原地维持现状。国民党方面则不肯做出停战的承诺。马歇尔为了显示其公正，将双方提案综合了一下，并且掺入了自己的建议。主要内容是：

这个议案，对国共双方都有利弊得失。国民党不愿停战，更不愿将军队停在原地。对共产党来说，国民党照样可以进军东北，我方在东北的局面将更加困难。但是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我方也不能公开反对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权衡利弊之后，中央决定在东北问题上作出让步，在其他战场上扩张战果，来换取和平。

1月5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三国外长会议后，美对华政策有了某些改变。马帅来华，鉴于过去四个月严重斗争，同意我们立即停止内战的建议。因此，严重的战争局势有在十天半月后和缓与停止的可能。在我根据地内之顽伪据点，应尽速拔除。战争一经停止，我们便不再去发动战争。”

刘邓接到中央指示，6日和7日连续电告各纵队指挥员，要他们抓紧时机作战，争取多占领一些地方。8日刘邓报告军委：

“根据5日电指示，我除以二纵、七纵主力加速攻取聊城、济宁外，拟于6日至16日间以陈谢取运城、盐池、夏县；锡联攻沁州；黄新友攻修武，得手后肃清辉（县）、获（嘉）西北地区之伪顽；宏坤、近山攻永年；王秉璋、段君毅防止汤阴、新乡线以东之顽伪东犯；另有部队在石家庄地区活动。以上共出动84个团，拟夺取城市9个。”

各纵队接到刘邓命令后，都抓紧了作战行动。1月4日，陈再道、宋任穷命令二纵5旅三个团和冀鲁豫部队攻打聊城，6旅攻打博平。根据前段作战经验，守城的伪军全无斗志，非逃即降。没想到聊城防御坚固，伪军也很顽强。当5旅部队攻城时，伪军或用火力封锁，或从城墙上扔下滚木，使我军几次登梯爬城都没有成功。陈再道非常恼火，命令部队暂停攻击，进行土工作业，挖地道爆破攻城。博平的战斗倒很顺利，伪军在6旅攻击下弃城逃跑。6日陈再道接到刘邓电令，决定将6旅调来，集中优势兵力总攻聊城。总攻时间定在13日。

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1月10日，延安和重庆都宣布了停战协议。

中央的态度是认真的，1月12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向各战区指挥员命令：

“你们对顽军进攻务必于1月13日24时以前停止，否则违法。”

12日刘邓也电令各纵队首长：

陈再道一看就急了，命令提前总攻聊城。13日晚，二纵5、6旅一齐上阵，三面进攻聊城。纵队炮兵营将城墙轰开一个缺口，突击队登城时又遭到敌军的反冲击。这样反复争夺，到半夜时还在争夺突破口。陈再道准备将其他方向部队调来，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但是一看手表，已是夜里24时，停战时间到。陈再道非常恼火，眼看到手的胜利，却停下来不打了，只好下令撤退。后来他也总结了教训，如果不是轻敌，一开始就集中优势兵力攻城，聊城是能打下来的。

与此同时，陈赓的部队也攻进了曲沃县城，正与敌军展开巷战。停战时间到后，陈赓命令部队撤出曲沃城，比陈再道还亏。

但是，这段时间的出击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太岳军区部队攻克了闻喜、翼城两县和侯马、高显、蒙城等火车站，控制了50公里长的一段铁路线。太行军区部队控制了汤阴以北地区。冀鲁豫地区除聊城、永年、东明等县城外，其余伪军据点均已肃清。平汉路从安阳到高邑一段，石德路从衡水到德州之间全被我军控制，沿线的城市也全部解放。至此，晋冀鲁豫解放区拥有近200个市、县，拥有城市近百座，部队发展到31万人。

比起1945年8月大反攻开始时，真是一个大发展了。

面对停战后解放区的欣喜场面，刘邓头脑非常清醒

停战令生效后，解放区人民热烈欢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表特讯：“晋冀鲁豫边区，当停战命令及毛主席停止军事冲突的通告发表后，立即传遍了平汉沿线各城市。

13日，邯郸、邢台、武安、磁县等地人民欢欣若狂，纷纷自动集会，‘拥护和平’，‘拥护毛主席’的口号，响彻云霄。”太岳区各界群众4千多人也举行集会，庆祝和平。当时到处洋溢着欢乐气氛，似乎从此天下太平了。各地都在制订生产重建计划，军队中许多人也想回家过安生日子。刘邓的头脑是清醒的，认为这是盲目乐观。

1月17日，他们起草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提高警觉反对麻痹给各纵队各区党委的指示》。批评各级干部“过分乐观，到处开庆祝大会，发表麻痹自己、同时麻痹人民的话。如说全国和平，大后方也变天了，变成和平民主了。”指出“望各地提高警觉，对来攻之敌人必须立即给以彻底歼灭之打击。和平前途还有波折，民主改革则波折更多，望各地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深入传达讨论，不要自己麻痹自己。”

和平实现后，解放区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轨。晋冀鲁豫区根据中央关于发展生产和减租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掀起生产热潮，重建家园。几个月的作战使大家明白了：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更取决于双方经济实力的对比。晋冀鲁豫解放区虽然连续取得了上党、平汉战役的胜利，但耗费的人力物力是惊人的。

晋冀鲁豫中央局1946年1月13日《关于加紧生产工作的指示》中揭示了真实的情况：“人民负担能力究竟有多大？何谓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根据太行区去年国民经济调查研究，45年太行区七成年景每百人养活两个半人，人民负担占其总收入11.5%，透支两万万元。

人民对负担感到很重，部队生活很苦；人民养活不了两个半脱离生产的人员，部队在当时那种生活待遇上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大家均叫苦连天。事实证明：农村经济条件养活不了3%的脱离生产的人员。而太岳因人民贫困，财经工作更差则追求此3%而吃了大亏。冀鲁豫的经验也曾证明养活不了3%的脱离生产人员。……照目前的编制和预算看，每百人养活脱离生产人员1.94，而人民的负担则较之抗战时期任何一年均大大加重了，占其总收入的19%，即小米5斗3升。

根据太行赞皇等11个县13个村的调查，44年每人平均消耗小米2石7斗，平均再生产投资是小米3斗4，而七成年景的收入是小米2石6斗7，这样人民总收入除消耗外，连再生产投资也不够，何能负担？必须了解过去负担重，人民能勉强缴纳者，一则是抗战初期还有些积蓄，一是为了抗日战争。在抗战胜利后，人民是不愿负此重担的。最近在长治和武安（即白晋、平汉沿线），新收复区人民就反映对八路军的负担比敌伪还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万不可忽视。”

晋冀鲁豫中央局严厉批评了平汉战役胜利后的享受和浪费现象：“部分干部中发生的生活待遇要求过高，以为抗战胜利了生活即应提高，对人民负担不加过问。而滥用民力、支差支夫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反攻以来，仅武安一县支差达320万工。生产不亲自动手。而反攻后我进入中小城市以来，过事铺张，请客宴会，靡费之风大涨，不可终日。诸如此类不健康现象，必须克服。倡导生产与节约并重，发扬我艰苦作风等优良传统，则我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落实中央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命令各军区在组织好群众生产的同时，部队也要抽出部分力量来搞生产，做到自给自足。太行军区政治部1946年1月26日关于发展生产的紧急指示中说：“中央局最近关于部队今年生产任务这样指示：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其他如油、盐、菜、肉、柴炭费、办公费、杂支费、保健费、旱烟、鞋子、袜子、手巾、手套、牙刷等一概生产自给。”解决的办法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手工业、运输业为副。辅之以商业生产，提高技术，公私兼顾。农业生产不能占有公地，不能夺佃，不能采取支差式的或其他形式的代耕，工业生产不能侵占国有权，不能强夺民营工厂及其工具，商业生产违反政府法令政策，不能投机垄断，抽出去作商业生产的人员不能超过3%，战斗部队不能超过2%，一切在公私两利的基础上进行。”

军区号召“全军立即动员起来，参加生产，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这是最高的拥政爱民表现。部分人员中发生的生活待遇要求过高，以为抗战胜利了，生活就可以提高，对人民负担不加过问，而滥用民力支差支夫，达到骇人听闻程度。有些负责同志不亲自动手，甚至说农业生产赔本，不如不生产，对于农业生产的取消观点是极不正确的。有些单位滥费浮华等不健康现象，必须克服。”

1946年的春季是大生产的季节。太行老区党委加强对群众和部队生产的领导，在所属各县掀起了生产热潮。各级党和政府对群众进行“生产发家”的教育，批评“吃斗争饭”，只想打土豪、分浮财，不想劳动的思想。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的困难，如劳力、牲口、种子的调配，公产、荒地的处理，增加肥料，救济春荒，针对老区牲口缺少的问题，组织骡马大会，依靠群众互济和提供贷款组织农民购买牲口。这些措施对发展老区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新区和城市发展生产，也有许多困难，首先是稳定人心。邢台解放后，敌伪留下了一个凋敝破败的烂摊子。人民政府成立后，首先是救济贫民和组织群众复业。几天内就发放救济粮8万多斤，救济了1613户。其中工人395户、小商人348户、苦力141户，其余是城市贫民、孤寡老人和知识分子。

群众由原来“怕杀”、“怕共产”转为积极拥护共产党，并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政府组织恢复运输，动员了440名洋车工人和搬运苦力，还有500多铁路工人，搞活城乡经济。新区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到减租减息，斗争地主恶霸，争取广大群众。据二分区昔阳县统计，通过反奸诉苦运动，发展农会会员1689人、民兵1144人、妇救会员720人，在104个村建立民主政权。修武刚解放时，我方是两面作战。特务嚣张，集合零散伪军汉奸向我干部打黑枪、杀抗属，抢群众的财物。高邑县我军占领后，由于石家庄方面敌军南下，我军又退出来。汉奸特务勾结国民党镇压群众，大肆抓夫，打工人。我军第二次解放高邑，许多群众来哭诉国民党的罪行。我们的干部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处决汉奸，发枪组织群众武装，才把局面扭转过来。

巩固新区工作，最重要的是分清敌我，坚决依靠受苦的贫农百姓。太岳区高平县河西村是个典型的例子。河西村是上党战役后解放的，有居民264户。阎军逃跑后，村里的一些地痞流氓偷梁换柱，成立了“农会”和“武委会”，用新形式继续旧的统治。

太岳区下来调查的三个干部，发现群众情绪低落，说“开大会，开小会，开的穷人没吃的；今天反，明天反，穷人不能把活干”。感到其中必有问题。经过调查，原来农会负责人不是当过酒倌的，就是干过牙行的，很少有老实庄稼汉。

武委会主任是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头子，18个“民兵”大部分是地痞流氓。这些人利用手中权利，包庇地主，欺负穷人。我们的干部通过访贫问苦，摸清了情况，发动大家斗争了恶霸王国祥和地主刘立旦，清算出64石粮食。拿这些粮食一部分救济群众，一部分买枪，一部分用来春耕。群众得了利益，情绪高了，态度积极了。他们成立了新的农会和武委会，34人报名参加民兵队伍。经过这一番斗争，群众才感到真正解放了。

总结

正是因为邓小平向来善于独立思考问题。他在邯郸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谈到“和平大体上已实现，民主开始取得”，但着重指出：全面内战的危机是严重存在的，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并没有改变中国革命的根本特点，即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军队的责任很大，军队只有时刻做好准备，提高技术，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

就时局与军队的任务问题，刘伯承、邓小平于四月四日、五月八日，分别致电各区党委和各部队负责人，要求“各区各部队万万不要等候大战的到来而放松当前的具体斗争，致使我们陷于被动。”反复强调要加强思想动员，反对麻痹和右倾思想的滋长，增强斗争观念，提高斗争勇气，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切实做好反内战的各种准备，以便在将来的全面内战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