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门碉堡：1945年贺龙率部血战包头（下）

11月11日，黄新廷与王尚荣会合，经过两人商议，决定主攻包头西北门。

六年前，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奇袭驻于包头的侵华日军，其部将新31师师长孙兰峰的总指挥部设在黄草洼，而93团团长安春山是从西北门冲入城内的。

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黄王两旅的联合指挥所，也设在了当年孙兰峰的指挥所旧地——黄草洼，而主攻方向也定在西北门。

西北门屡受攻城炮火的青睐，是因为它占据着特殊的地利。包头老城，位于大青山南麓台地之上，东门大街与西门大街连成一线，将城区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部是高耸的台地，南部则是低平的开阔之地，并不算大的城区内南北落差竟达一百多米。而西北门一带，地势尤高，地形尤陡，是"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兵家要地。

这篇文章开头所讲述的被拆除的碉堡，正是这个制高点上最重要的一座。

此次战斗，晋绥部队的兵力配置为：第2团及和第715团的二营、三营担任主攻，从西北门突入包头城内，由第2团团长傅传作统一指挥；第8团在城东积极动作，钳制敌人，待主攻部队进入城内后，即从东面攻城。

12日24时，攻城部队以火炮猛轰西北门城楼及两侧城墙，炸开了两处缺口。13日零时，第2团1营、3营及第715团的2营、3营先后由西北门攻入城内。攻城部队以天主教堂的钟楼为堡垒，居高临下，向着纵深突进。

老包头城内的天主教堂（摄于2007年）

守城敌人深夜遭袭，只听杀声震天，摸不清到底有多少军队冲了进来。在晋绥部队的猛攻之下，且战且退。危急时刻，包头城防副司令王雷震亲自率领警卫连，挺身在炮火的最前沿督战。守敌逐渐稳住了阵脚，并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与我军展开彻夜激战。

此时，从东面攻城的第8团，强越东河槽，发起数波攻势。怎奈，此处沟深谷阔，冲锋的战士无处隐蔽，完全暴露在守敌的火力网下。即使勉强抵达城下，也无合适的攀爬云梯，被敌人的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战至天明，始终未能从东面攻入城内。

13日7时，守军以炮火封锁西北门突破口，阻止援军继续涌进，同时调集优势兵力对入城部队进行反扑。战斗持续到14时，敌军组织敢死队，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第2团副团长彭济民阵亡，第715团的2营政治指导员康发印、营长陈家银、3营营长廖士明等先后战死。16时左右，入城部队渐渐不支，弹药也消耗殆尽，在付出900余人的惨重伤亡之后，被迫撤离包头。

天主教堂神父宿舍墙上的弹孔

噩耗传来，震动了中共中央军委。11月23日，聂荣臻与贺龙接到指示：如果你们在短时间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相机再定今后计划。

鉴于形势，贺龙将指挥部从沙尔沁召迁至石拐沟，厉兵秣马，准备为牺牲的将士复仇。

旧石拐祁家大院的贺龙指挥所旧址（摄于2020年）

11月月底，聂荣臻与贺龙讨论决定，由晋绥部队五个旅担当主力部队，辅以晋察冀部队一个旅以及一些地方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再次攻打包头。

然而，攻城部队未曾料到，董其武利用休战间隙，充实粮食弹药，全力督促加强防御工事。除了南门之外，所有城门都用沙包封堵，然后大量浇水于城墙及城门之上，冻成一层厚厚的坚硬冰壳。城内，挖壕沟、筑街垒，又增设了十余座明暗碉堡，机枪火炮加以隐蔽，封锁着所有重要路口。整个包头城，已变成一座防备森严、易守难攻的巨型堡垒。

12月2日，攻城炮声再度响起。

呼啸的炮弹击中闪着晶光的冰墙，被弹起后才爆炸，搭在墙上的云梯也一架接一架的滑倒。攻城部队不畏枪林弹雨，奋勇冲锋，却始终未能打开突入口。国共两方军队，在这座冰城之下，陷入对峙。

此际，晋绥部队与晋察冀部队转战绥远已有月余，粮食弹药早就捉襟见肘。寒北隆冬，战士们身着单薄的秋衣，伏在冰雪中瑟瑟发抖，冻僵的手指甚至抠不动扳机。战后，敌军检视遗体时，发现烈士的粮袋全部空空，脸上手上冻疮处处。

战事僵持到4日，天气骤加严寒，贺龙看到部队已经失去进攻能力。忍着心头悲愤，掩埋好100余名烈士的遗体，下令撤军。

至此，从11月9日至12月4日，围城25天的第一次包头战役结束。

西北门内外，弹痕累累，这座碉堡历经战火硝烟，居然完好无损。

在包头民间，盛传着贺龙之妹贺凤牺牲于此次战役。

贺龙有三位姐妹为中国革命抛洒了热血：大姐贺英（乳名香姑）、二姐贺戊妹牺牲于1933年，妹妹贺满姑牺牲于1928年，她们的英魂归于湘西大地，而不是塞外包头。

1948年9月，杨成武率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再次挺进绥远省，拉开了第二次包头战役。此时，傅作义任华北"剿共"司令，兵力部署从河套一直到天津，甚至抵达山海关，战线拉得很长，包头的守备兵力相当薄弱。城防会议之上，国民党军官竟无一人主张坚守，无奈之下，坐镇包头的邓宝珊率部西撤。10月24日，华北野战军一枪未放，进驻包头。11月15日，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终于踏入包头城内，望着当年的战场，心中百感交集。然而，13天后，华北野战军奉命撤出包头。于是，邓宝珊也一枪未放，返回包头。

包头的城楼之上，国共旗帜频频更换，然而却未发生任何战斗，西北门碉堡又逃过一劫。

1949年9月19日，在包头的中国银行礼堂内，以董其武为代表的军政各界通电起义，绥远省和平解放。

从此，西北门碉堡再也没有了英雄用武之地，那些关于硝烟关于烈士的往事，也在车水马龙的喧闹声中，慢慢褪色。

四年的解放战争，让两个政党成为了死敌。一条海峡，曾将同胞兄弟久久地隔绝于两岸，只有冰冷的对视，没有温情的对话。

如今，坚冰已然消融，小三通变成了大三通。包头城内，象征对抗的最后一座碉堡，也破碎为垫路石与压菜石。

和解，是双方的愿望；谅解，是双方的共识。

岁月的流逝，会让兄弟阋墙的伤口，慢慢风干。偶尔，回首那段内战的历史，双方相顾一笑，少些仇隙，多些反思。

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复兴，需要两个政党的远见与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