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宋徽宗的腐朽统治

一个花团锦簇的大好河山，却被宋徽宗和蔡京之流断送了。

​元祐党籍碑，宋代摩崖石刻

首先，宋徽宗、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迫害运动，对“元祐党人”的打击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制定了一份“元祐奸党”的名单。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尽在其中，总计一百一十七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刻成石碑，立于端礼门上，昭示天下。

宋徽宗、蔡京打着继承新法的旗号，恣意改作。名为遵用熙、丰之典，其实未有一事合熙、丰者。

盐法和钱法的“改革”蜕变成掠夺民财的提款机，财政体制的变更使“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不仅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力度，而且为他穷奢极侈提供了便利。

历史上，宋徽宗常被作为昏君的代表。昏君通常是指昏聩、无能的君主，实际上，宋徽宗昏则昏矣，却谈不上“庸”。

尽管他宠信了许多奸臣佞幸，放纵他们胡作非为，但最高权力却始终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

宋代有不少记载说“御笔”的横行出自蔡京的点子，是蔡京为了减少其变乱旧制的阻力、揽权谋私而狐假虎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

这只说对了一半，宋徽宗之所以不辞辛劳地亲笔书写诏令，既不是勤政，也不是为了炫耀他的书法，而是为了不受限制地体现和贯彻他的个人意志。在这方面，君臣二人实属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徽宗在位的二十六年间，蔡京先后四次任相，累计达十七年之久，位极人臣，气焰熏天，纵横捭阖，作威作福。

除蔡京外，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排斥异己，蠹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为非作歹，无非是因为宋徽宗给了他们这样那样的权力。宋徽宗之所以肯把权力给他们，也无非是因为这些人能刻意逢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皇帝个人的私欲。

宋徽宗不仅“轻佻”，而且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对于宋徽宗的骄奢淫逸，蔡京等人千方百计地予以满足，提出了“丰亨豫大”的口号。

蔡京却嫌“丰”“豫”还不够，又根据《易经》中“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谦，必豫”等说法，拼凑成一个新词，意思是皇帝应当在富足繁荣的太平盛世及时享乐，不应效法前朝惜财省费的陋举，为宋徽宗的奢靡挥霍张目。

​河南开封龙亭内的宋宫遗石，是宋徽宗年间花石纲的见证。

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其亲信、大商人朱冲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奉局，由朱冲之子朱勔担任提举，打着供奉御前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搜刮民财。

这些花木奇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十艘船编为一纲，谓之“花石纲”，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

其他地方官员也不甘落后，竞相效尤。

为了让宋徽宗玩得舒服，蔡京又让童贯、杨戬等宦官主持兴建新的宫苑。

这些人各显神通，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建起了规模超过大内的新延福宫、景龙江等园囿。又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六载，耗资不可胜计，在京城东北部堆起了方圆十多里、高八九十步的“艮岳”。

宋徽宗迷信道教，在位期间大肆崇道，自称是上帝的长子神霄玉清王长生大帝君下凡，让群臣上表册立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

各地都建起了规模宏大的道观，凡道士都享受俸禄，宫观的主持享有与地方官同等的地位。蔡京、童贯等大臣也都兼任了道教官职。朝野上下，几乎成了道士的世界。

宋徽宗不满足于在后宫纵情声色，为寻求刺激，竟动辄微服潜至花街柳巷狎妓嫖娼，名妓李师师家是他经常光顾的所在，而他的主要陪同者就是王黼。

君臣荒唐到这等地步，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宋徽宗及其一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朝政治黑暗到了极点。

单就用人制度而言，官僚队伍鱼龙混杂，急剧膨胀，“朱紫纷乱，不胜其滥”，卖官鬻爵之风也极为猖獗。

​《新编宣和遗事》书影

政治上的腐败又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危机，宋徽宗君臣的穷奢极欲和好大喜功，不仅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也​必然加重了对百姓的横征暴敛，社会矛盾积累到了极端尖锐的地步。

宣和二、三年间（1120—1121年），两浙、黄淮等地爆发的方腊、宋江起义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反映。

来源：卜宪群《中国通史》第三部 靖康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