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说清楚什么是贵族和贵族精神，贵族的对立面绝非平民

原创 文史宴

文/桓大司马

昨天转了一篇谈贵族的文章，是其他平台写的，文章在一些关键地方确实没说太清楚，导致一些用户颇有异议，今天大司马就专门写篇文章谈谈贵族。有什么意见都欢迎讨论，就是不要骂人，留言骂人是不会显示出来的，还会被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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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是怎么来的

上古时代的绝大部分氏族，其内部成员都是比较平等的。不过历史并不是线性发展的，也不排除个别氏族非常不平等，比如西伯利亚地区在近万年前就有过非常豪华的陪葬墓，两个小孩的贝壳、珍珠类陪葬物需要整个氏族的人工作数年才能备齐，极其奢华，与其他人陪葬品差距极大，但这种只是个别特例，不具备代表性，所以本文不做详细讨论。

大部分氏族内部会有分工。史前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宗教，从某种程度上说其生活的目的就是宗教效果，为了死后永生、上天，活着时遭些罪也无妨。所以我们会看见大量的萨满巫师为了氏族的死后福祉，以各种自虐、自残的手段来提升全部族的宗教力量。

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大量嗑药、吸烟，或者疯狂舞蹈到精疲力尽来促使自己形成幻觉，得到上天的启示；用鱼骨或尖刺捅穿自己的舌头或者阴茎，再用绳子穿过去，通过贯通体内世界来促进天地相通，这在秘鲁查文文化的石刻里很流行；碰到宗教难题时，用自己的生命为全氏族献祭来消灾免祸……等等等等。

查文文化的萨满巫师也是蛮拼的

你可以认为他们愚昧，但不能否认他们高尚。

这些萨满巫师一般因为天赋异禀，才被部众推举出来沟通天地，而一旦就任萨满以后，遭受的肉体痛苦是难以胜计的，所以自然被部族崇敬。这是贵族的第一个来源。

关于萨满的详情可以点击阅读“文史宴博物馆”第一期：

通天彻地——世界萨满文化展

另外就是人类是热衷于自相残杀的动物，尤其是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增大以后，各氏族之间的仇杀更多，于是能够带领本部族取胜的人也就是军事首领，自然也会得到大家尊崇。此时的军事首领跟日后那种喝兵血的庸将不同，必然要身先士卒，出力最多，受伤也最多，被人尊敬是理所应当的。

世界大部分地区，史前部落都是萨满巫师兼任军事首领，但也有两者分开的，那其实是例外，但就是这种例外开启了人类的文明，也维持了人类文明的辉煌。

这两者一个是史前就商贸极其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两河流域，两河城邦的巫师对部落管控不力，最后被商人夺权，商人成为国王后想自我封神也被巫师抵制，于是出现了权力两分的格局。另一个就是驯化了马的印欧游牧民，因为游牧生活比较分散，萨满巫师集合大家搞宗教活动比较困难，久而久之宗教精神自然就相对淡薄，促进了人类的第一次理性化。

这两种例外叠加起来，就产生了古希腊文明。所以，例外很重要。大司马的偶像张光直教授对此论述甚详，这里不赘述，推荐他的名著《中国青铜时代》。

史前时代，萨满巫师和军事首领这两类人（大部分情况下是一类人）因为付出多，受人尊敬，普通部落成员因为付出少，没他们受人尊敬（但也受到基本的尊重），各个人群权责对等，是很理想的情况。

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萨满巫师和军事首领占有的富足资源越来越多，能够通过转移支付和赎买的手段来扩大自身的权力，对人民的支配性增加。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比较大的权力也会造成比较大的腐败，他们也会走向奢侈腐败。

但是，有两个因素制止了他们掉入无尽的深渊。一个是宗教传统的制约，背弃宗教的贵族会被其他贵族群起而攻之；一个是贵族群体的制约，当然这也是前一个制约能够实现的基础。虽然贵族群体整体上会对其领民形成剥削和压制，但是只要没有重大的外来因素介入，跟秦制相比一般都有其限度，因为一个贵族对领民不好，领民就会投奔其他贵族，所以贵族对领民的统治不会过于恶劣。

贵族政治的核心是“多头”政治而非“一头”政治。

国君与贵族互相制约是好事

在世界诸文明中，发展出民主制的希腊文明和发展出秦制的华夏文明是两端的异类，大部分史前部落进入文明时代都是自然而然的进入贵族制且长久维持下去。

在贵族制的社会，国君不过是贵族的首领，国君与贵族的关系相当于史前大巫师与普通巫师的关系，就像孟子说的“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国君与贵族是同一种物质，并不天然高于贵族。

这种国君与贵族互相制约的社会，是除去希腊罗马的制度之外，尚可保底的社会。

因为贵族都很有权势，会制衡国君胡来，贵族之间也互相制约，会维持一个不太低的底线，而国君也会通过跟平民联手打击贵族，来从贵族身上夺取权利，周期性地倒逼贵族让利于民。国君、贵族、平民的不断博弈，会形成一种有底线的动态平衡，其政体的核心是“多头”机制，没有一个绝对的支配一切的权威。

不过，如果有重大外部因素介入，平衡就会打破。

重大外部因素有两种主要的体现形式，一种是被外族征服，外族对原有的贵族-领民共同体进行大肆破坏，导致社会原子化，外族的统治机构对原来贵族的领民毫无温情，穷凶极恶，外族君主权力大幅加强，被征服地区的社会原子化，人民毫无自我组织的能力，只能被压榨、虐待；另一种是征服外族，国君和贵族在征服过程中获得海量外族奴隶之类的资源，不必再依赖原来的领民，造成领民待遇下降，国君尤其有可能通过外部资源来打倒贵族，进行强势集权，比如伊斯兰君主爱用的奴隶部队“马穆鲁克”。

伊斯兰君主用马穆鲁克来集权经常把自己玩残

他们是多么想要商鞅、韩非这样的炉鼎啊

无论哪种形式，都会促进外族的或者本族的君主集权，向秦制的方向发展。伟大的伊斯兰天才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早已洞悉“外来因素促进集权”的奥秘，像中东和东欧这种被多次征服的地区，每一次征服都加剧了其秦化，但是再怎么秦化，比秦皇汉武的一步到位还是有明显距离。

也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形式，就是虽未被外族征服，但是政治漏洞被外部因素利用，导致体制崩坏。比如波兰王国的贵族权力很大，国王是摆设，完全没有统摄作用，国家功能丧失，最后连带文明衰败。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所以这里不会重点讨论，大部分时候是国君依赖职务优势，将多头政治向一头政治的方向拉。

不过，我刚才说的“外部因素”的这几种作用仅限于贵族制国家，在希腊罗马制度和秦制下效果很不相同，比如秦制实在没办法比它更坏，所以有时外族入侵（不是所有的）还会促进政治优化，而希腊罗马制度及近代欧洲因为民权强大，政出一门反而是利好，但这需要另外详论，还请注意。

多头化削弱之后，国君就会想办法割裂贵族与其领民的关系，比如路易十四就建凡尔赛宫把贵族集中起来养废，不让其履行在家乡的统治职能和军事职能，导致贵族腐化、人民费拉，国君作恶方便，国君、贵族、平民博弈的动态平衡无法维持。而英国都铎王朝虽然也强势集权，但没有割裂贵族和领民、社区的关系，而是用议院来让贵族代表其领民和社区发言，所以比法国健康得多。

贵族跟贵族不一样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可以察觉，贵族也不是只有一种。大司马会把贵族分出三个档次，三个档次的贵族很不一样，第一档的贵族以积极因素为主，第三档的贵族以消极因素为主。当然，三个档次贵族的共同点是通过血缘向后辈传递其地位（虽然在血缘范围内也会有选拔因素），这是与通过各种选拔方式上位的官僚最大的不同。

第一档的贵族，是有独立领地的贵族，而且独立领地不会被随意剥夺，其代表是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中国春秋时代的贵族、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治下的封臣。这种贵族的领地最先虽然受封于国君，但要不就是跟国君有亲缘或部属的密切关系，要不就是自身发展到比较壮大，国君无法轻易剥夺其领地。

这种贵族，与领民之间有超越许多代的牢固关系，对领地进行长远经营，为自己和领民对抗异族和国君的侵害，即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虽然领民要给他纳贡，但是他们也会对领民的生老病死进行全包，上阵也要依靠领民辅助，如果过于虐待领民是不敢带他们上阵的。

这种贵族权责对等，有担当，贵族即便不兼职宗教职务，无法代言宗教传统，但也会在贵族内部形成自身的传统，比如欧洲的骑士文化，日本武家的禅宗文化等，其文化一般会具有超越现实世界的理念，这种理念会导出与职责类似的担当，会严谨的遵守礼仪，会有很强的规则意识。

第二档的贵族，有的有独立领地但不那么牢固，很容易被国君剥夺，比如沙皇俄国的服务贵族、奥斯曼土耳其的西帕希；有的虽然没有名正言顺的领地，但在本乡本土有人力物力，而且还有共同的文化传统，比如中国六朝的士族。

这种贵族因为实力不够，很容易被国君驯化和扭曲，与官僚不再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其文化传统反映出古早时代贵族的担当，而大部分国君也不能公然反对本国的文化传统，所以对国君的肆虐仍有一定的抵御作用，也能庇护一些逃离国家暴政的平民，其国家的政治体制即使是官僚制，也能体现出一些贵族风尚，不至于过于恶劣，就像中国的唐宋时代那样。

第三档的贵族，既没有独立领地，没有对属民的义务，也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纯粹就是垃圾生垃圾，废物造废物，相当于十几代暴发户毫无提升，其代表是明朝的藩王。

朱元璋原本还给他们安排了统治当地、拱卫帝室的职责，虽然第一代藩王因为朱元璋的言传身教普遍坏出了境界，但传承几代之后兴许能具有一定贵族风范，不过朱棣篡位成功后剥夺众藩王的治权，实现国营养猪，令朱家藩王成为只有权力没有义务的烂人，除了祸国殃民一无是处。

明朝藩王虽然世袭，但并没有什么贵族精神

我们说的“贵族精神”，主要是指第一档的贵族的精神，第二档的贵族也沾边，跟第三档的贵族没有关系。所以，要反对“贵族精神”之前，请先了解这个词的具体含义。

贵族的对立面是流氓而非平民

贵族精神的对立面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平民是受这两者交替影响的。

在贵族与自家领民结成的共同体内部，领民与贵族的关系相当于贵族与君主的关系，虽然地位较低，但仍然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共同体关系。但是，在文明发展，氏族变城邦，城邦变帝国的过程中，战争会让一些氏族首领或者小邦君主身死国灭，其氏族成员也没有被新的领主吸收，成为了没有组织的、原子化的游民，如果还有点知识，则是游士。

这种人，没有共同体的收纳，在险恶的社会里单打独斗，一切全靠自己，也不必顾忌自己之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参与竞争时极其凶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传统、道德都可以打倒，实质就是流氓。

国君一般都喜欢用这样的游士来打击贵族，如果游士够有水平，可以在不拉拢平民的情况下干倒贵族，那就连贵族和平民一起干，商鞅、韩非、李斯之流就是这类人的翘楚，可以称之为邪恶天才，刘三解兄称之为“贱人政治”。

与共同体社会在规则之内的竞争相比，他们的竞争是无规则竞争，或者通俗点说叫做“拼下限、斗猥琐”。流氓的社会是真正的丛林社会，也就是霍布斯说的“自然状态”，他们防备自己之外的所有人，人与人的交往会付出比共同体社会多得多的成本，其他人只有把自己降低到跟流氓一个道德水准，才能不在竞争中吃亏。

贵族精神和流氓精神，并不是贵族阶层和无产者的专利，生活优裕的贵族中间也有少数很流氓的，比如朱家的藩王；贫穷的劳动人民也有少量充满贵族精神的，比如乞讨办学的义丐武训。但是无恒产者无恒心，两种精神还是会跟身家有一定相关，就现代社会的经验来说，贵族精神向下可以大面积的覆盖到中产，社会富裕的话中产以下也能够部分覆盖。

这两种精神也广泛存在于社会各方面。贵族既有纨绔子弟也有名门英才，流氓既有小混混也有邪恶天才，不是说有能力就不是流氓；贵族也有长得丑的，流氓也有长得帅的，也不是说长得帅就不是流氓；贵族也有缺乏吸引力的，流氓也有有魅力的，也不是说有魅力的就不是流氓，有能力、长得帅、有魅力的流氓明显更可怕。

朱元璋就属于能力极强、不世出的老流氓

在贵族精神和流氓精神的消长方面，一个社会也有两种表现模式。一种是“流氓贵族化”，贵族传统悠长的地区，贵族精神下移到平民和流氓身上，让全民都拥有贵族精神，彬彬有礼，遵守规则，能够自我管理；另一种是“贵族流氓化”，国君利用流氓打倒了贵族的地区，传统受损，共同体不再，连贵族都变成高级游士，大家一起变流氓，无规则竞争，社会各阶层内部和各阶层之间广泛互害，孰优孰劣毋庸多言。

说了这么多，你还敌视“贵族精神”吗？

末了推荐两本书。一本是法国学者的《历史上的大帝国》，该人是伊斯兰历史的专家，伊本·赫勒敦的粉丝，通过深度解析伊本·赫勒敦的理论，阐释了大帝国利用外族来集权的奥秘，刘三解兄对此书评价极高，欢迎入手。另一本是张光直教授的《中国青铜时代》，可以了解贵族的宗教来源和上古的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