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版四库全书——《群书治要》的坎坷经历

#寻找古籍守护人#大唐贞观时期，物阜民丰、四海升平，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五年（631年）的一次朝堂上，谏官学士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奉太宗李世民之命编写的《群书治要》编撰完成，魏征上呈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大悦。《群书治要》分经、史、子三大类，收录唐代以前典籍六十六种，时间跨度从五帝到晋朝三千多年。魏徵等编撰者用了数年的功夫，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编辑成书。共计五十卷，收录典籍六十六种，约五十余万言。内容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做为唐朝政治参考的类书。是探索历代兴亡得失，以史为鉴的重要典籍。正如魏征在《群书治要》序中所言：“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唐太宗读后，谈到了对这部典籍的感受：“ 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然而《群书治要》也是命运多舛，我们今天能看到它也是万幸。虽然此书在唐朝君臣之间影响很大，但是由于唐朝的雕板印刷不发达，此书只在宫廷和王府中传抄，民间并无刊载，据南宋初年《中兴馆阁书目》，此书在南宋秘府所存已残缺不全，大约至宋末元初已彻底亡佚。

不幸中的万幸，唐朝时的日本遣唐使抄录一分，带到日本，呈给日本天皇。被日本皇室和大臣奉为圭臬，成为研究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直到今天，日本宫内厅还保存着“金泽文库”中的《群书治要》手抄本，为镰仓时代日本僧人手抄。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日本元和二年（1616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因为数量稀少，流传不广。此时，《群书治要》已缺失卷四、卷十三和卷二十，残存四十七卷。

日本天明元年（1781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感慨于《群书治要》这样一部好书，未能得以流传实在可惜。他借到“金泽文库”中的手抄本重新校刊，利用六年时间活字排版印刷《群书治要》，之后馈赠给诸藩主和亲臣，这就是今天流行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日本宽正八年（1796年），尾张藩主家得知《群书治要》在中国失传以久，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国。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中国。最初由日本进入中国的《群书治要》仅三部，真是难能可贵。

清嘉庆七年（1802年），鲍廷博编撰《知不足斋丛书》，其在《孝经郑注序》中提到了《群书治要》：“此书久佚，仅见日本天明刻本”，由此可知，天明本《群书治要》当时已经在中国藏书家之间流传。

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四部从刊》以天明本为底本影印出版《群书治要》，然而由于印数稀少，一直没有流传开来。

1996年，我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得到一套日本天明本《群书治要》，交给了陕西黄河文化研究会，邀请了几十位专家进行考证、校证、分篇今译，定名为《群书治要考译》。2011年6月，《群书治要》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群书治要》出版后，几年时间对该书的研究书目就达数百种，唐朝以后千年的今天，《群书治要》焕发了生机。

《群书治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按照经、史、子编辑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群书治要》虽然成书于一千多年前，但是集古圣先贤大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几千年积累的结晶。“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虽然现在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历久弥新，中华古圣先贤的智慧，依然能够解决现在许多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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