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此生只为守敦煌

作家叶文玲为常书鸿作的长篇传纪《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在中国的西北的丝路上，矗立这一座人类的艺术宝库，这就是敦煌莫高窟。每当到过此地的人，看到那些宏伟瑰丽的壁画和精美绝伦的雕塑，无不啧啧称赞。惊叹之余，你很难想象，漠高窟的今天，与一位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人密不可分，他就是常书鸿先生。为了不让这个屡遭魔难的艺术圣地再遭不幸，这位从法国归来的画家，将自己的一生倾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之中，可以说没有常书鸿，就没有敦煌莫高窟的今天。

常书鸿

常书鸿别名廷芳、鸿，满洲镶黄旗人，满姓伊尔根觉罗，祖籍直隶头田佐（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高祖名克克色布，曾祖名克谦德浑，祖父名少峰，驻防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世袭云骑尉，父名常庚吉，母亲梁氏，满族。1904年4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午时）常书鸿出生在杭县旗营（今杭州市新市场浣溪沙二弄2—4号）。

清末民初的杭州新市场，常书鸿就出生在这里

1911年，常书鸿7岁，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对杭州旗人疯狂迫害。常书鸿后来回忆到：“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常书鸿小时候就显露出绘画的天赋，但清朝皇帝退位后，各地旗营纷纷解散，这对常书鸿的家族来说是不小的变故。常书鸿的父亲觉得绘画不能救国，唯有实业能救国。在父亲的干预下，1918年，14岁的常书鸿考入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倔犟的常书鸿还是选择了和绘画沾边的织染专业。在校期间他经常参加了丰子恺创办的西湖画会。在画家们的指点下，他在绘画上的才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常书鸿和他的第一任妻子陈芝秀

1925年，常书鸿毕业，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在这一年的某一天常书鸿的小姑带着她的继女陈芝秀来杭州相亲，常书鸿看到肤白貌美的陈芝秀，顿时被吸引住了，当得知陈芝秀是学雕塑的，常书鸿觉得他俩在艺术上有共同的爱好。陈芝秀也被常书鸿儒雅的气质吸引住了，二人一见钟情，互相爱慕，不久就喜结连理。这一年，常书鸿21岁，陈芝秀18岁。

1927年，常书鸿打算去国外深造，他自费去了法国留学，在临别时，他告诉陈芝秀，他在法国安顿后，就把妻子接过去，当年就考上了法国国立里昂大学的公费留学生。

1929年，陈芝秀被接去了法国学习雕塑。1931年，女儿常沙娜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

常书鸿的作品《画家家庭》

1932年，常书鸿以油画系第一名毕业，被推荐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学习。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期间，他的作品引起了艺术界的重视，他的多幅作品不仅获得了金奖，还被许多博物馆、美术馆收藏。这时候的常书鸿，家庭事业双丰收，正是人生春风得意时。

常书鸿的作品《沙娜像》被巴黎近代美术馆（今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收藏

1935年的一天，常书鸿从卢浮宫走出来，在塞那河的旧书摊散步，不经意间发现了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这套《敦煌石窟图录》是从敦煌莫高窟拍摄下来的。常书鸿以前总是为西方的绘画艺术惊叹不已，这时是他第一次认识到东方艺术的魅力。他被深深的震撼了，在书摊旁驻足许久，书摊主人告诉他，还有许多敦煌的彩色绢画资料，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了吉美博物馆。他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一幅幅被西洋人盗走的精美的敦煌绢画，真是赞叹不已，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内心感到无比的震撼。后来他回忆这次吉美博物馆之行：“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中国人不懂中国的艺术，那不是数典忘祖吗，真是惭愧之极。”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敦煌绢画

远在法国巴黎的常书鸿，对万里之外的敦煌莫高窟产生了一眼千年的眷恋，他这时就产生一种想法，他要去敦煌。这让早已习惯了法国安逸生活的陈芝秀深感突然和难以接受，她极立劝说常书鸿不要大脑发热，不要回到那个军阀混战，保受战乱的故土。身边的朋友也劝说常书鸿要慎重行事，然而倔犟的常书鸿心意已决，谁也拦不住。

1936年，常书鸿只身一人坐着火车回到了中国，一路上每当想起法国巴黎掠夺的敦煌文物，就痛心疾首，他立志回国后，一定要把这些国宝保护好。

回到祖国后，不是和他在法国想象的那么顺利，他被教育部安排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一年陈芝秀带着女儿常沙娜回国。1938年随国立艺专迁校云南，任代理校长之职。1940年离开艺专，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兼秘书，常书鸿颠沛流离了四年时间。由于时局动荡，常书鸿时常感到敦煌梦离他越来越远。

1941年，陈芝秀为常书鸿生下儿子常嘉陵。1942年，有了转机，这一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被盗的往事再次被提起，重庆文化界文物保护的话题日益强烈，敦煌莫高窟的命运也受到关注。重庆政府听从当时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等社会有识之士的建议，指令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经人推荐，并由梁思成和徐悲鸿等人的支持下，常书鸿被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

为了去敦煌，常书鸿和陈芝秀又产生了争执，但是陈芝秀扭不过常书鸿，还是在1943年3月24日跟着常书鸿去了敦煌。

到了敦煌后，常书鸿看到敦煌莫高窟大部分被流沙掩埋，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亦在风沙的侵蚀中斑驳陆离，其中还有大片的壁画被洋人整块地剥走了，徒留下大块大块被剥取后的伤疤。还有些壁画由于人为破坏，被熏黑到几乎无法辨别壁画上的图案。

看到这破败的景像，常书鸿心痛不已，马上就投入了保护工作，但是困难接踵而至。由于国民政府对敦煌的重视不够，只给常书鸿配了五个人和他去了敦煌，经费也迟迟不到。

常书鸿等一行人来敦煌的第一个晚上吃的就是半生不熟的厚面片和咸辣子，由于没有筷子，团队的人折了一些柳枝当筷子。

敦煌的生活特别困苦，风沙大、没有电，水质也不好，离莫高窟最近的村子也有几十公里。没有房子，大家就在破庙里住，用土做床和家具。由于交通不便，大家很久才能吃一回肉，大家只能吃带来的咸菜。为了改善大家的饮食，从来没干过农活的常书鸿拿起了锄头，种起了蔬菜，又买了几只母鸡，下蛋给大家吃。这里风沙大，冬天寒冷，大家只好穿当地人穿的皮袄过冬。

大家修筑防沙墙、清理流沙、植树造林、修建甬道，前前后后忙了十个多月，敦煌莫高窟总算有了模样。

常书鸿爬梯子进入敦煌莫高窟

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早在常书鸿来到敦煌之前张大千就来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张大千在临走的时候对常书鸿说：“你留在这里，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常书鸿在专注的工作

此后，常书鸿和他的团队专注于敦煌莫高窟的修复和保护工作，常书鸿对壁画的修复，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由于对工作的专心，常书鸿疏忽了对妻儿的照顾。

陈芝秀过惯了讲究体面的生活，对这种艰苦生活难以忍受，因此她经常劝说常书鸿离开敦煌，但是她哪里能劝的住倔犟的常书鸿呢。

1945年，上面派了一个叫赵忠清的军官来敦煌莫高窟帮忙，常书鸿看他很能干，就让他留了下来。这赵忠清发现常书鸿疏于对妻子的照顾，他便对陈芝秀关怀备至，时间一长，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一天，陈芝秀说感觉不舒服，要去兰州看病，并且要求赵忠清陪着去，常书鸿竟然同意了。4天过后，常书鸿发现了陈芝秀的决别信，他骑上自行车，狂奔了200多公里，一头栽倒在戈壁滩上，三天三夜昏迷不醒，等他醒来后，继续工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陈芝秀和赵忠清离开敦煌不久就结了婚，但是好日子过了不久，就解放了，赵忠清因为是国民党军官而被打入大狱，不久死在狱中，后来陈芝秀又嫁给一个工人，靠给人做保姆过活，晚景淒凉。

1947年，在敦煌工作的李承仙和常书鸿发展出了感情，他们结婚了，这一年常书鸿43岁，李承仙23岁，二人年龄相差20岁。虽然年龄相差很多，但是二人有共同的爱好和工作，都是对敦煌艺术达到了迷恋程度。他们没有代沟，婚后的二人感情非常好。后来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常嘉煌、常嘉皋，一个女儿常嘉蓉。

常书鸿与李承仙的结婚照

由于民国政府对敦煌莫高窟的经费迟迟不到，常书鸿一面工作，一面还得到处慕捐酬款。为了酬款，常书鸿经常便卖自己的画作，甚至给当地的地主画像。

常书鸿临摹的敦煌壁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败逃台湾，蒋介石命令常书鸿把一些敦煌文物和他临摹的壁画运至台湾。常书鸿痛恨腐败透顶的国民党，他把一些文物和临摹的壁画都藏了起来，还组织一个小组保护文物，以防有人趁乱打劫敦煌莫高窟的艺术瑰宝。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转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他还被聘为兰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他创办了敦煌艺术学科，让更多年轻人加入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当中。

1954年，敦煌莫高窟通了电，电灯第一次亮起的那个晚上，常书鸿激动的像个孩子，从一个洞窟跑向另一个洞窟。

敦煌莫高窟卧佛像（释迦牟尼佛涅槃）

1956年7月1日，常书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常书鸿和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团出访日本，展出300多件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摹本和摄影图片。此时，中日尚未正式建交。但这丝毫不影响日本民众对敦煌艺术的热情，10万余名日本群众涌来观展。这种现象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的。

常书鸿在指导工作人员维修栈道

1962年，常书鸿上书中央，陈诉了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周恩来看到报告后，给敦煌拨款，并派人对敦煌进行维修加固。

常书鸿的作品《敦煌九层楼》

文革时期，敦煌莫高窟被认为是旧社会愚弄人民的产物，是精神鸦片。1967年夏天，兰州的红卫兵正去敦煌的路上，准备和敦煌的红卫兵会合，欲砸毁敦煌莫高窟。情况紧急，常书鸿和敦煌的武装部、公安局、文物保护局马上汇报给甘肃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事情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恩来总理马上签署命令：敦煌是国家文物，世界遗产，不可破坏。敦煌武装部的邻导和解放军战士对红卫兵进行了拦截，他们拿出了周恩来的命令，并向红卫兵讲诉了敦煌莫高窟的价值，红卫兵撤走了，敦煌莫高窟免遭劫难。

文革时期，常书鸿被认为是“恶魔”，遭到了批斗，吃饭都必须趴着吃。后来常书鸿回忆到：“那没什么，我不还是活下来了吗，最后我还被平反了。”

1982年3月，常书鸿被国家文物局调到北京当顾问，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举家搬至北京。这一年常书鸿78岁，他以在敦煌整整生活了40年。

常书鸿和妻子李承仙在敦煌莫高窟前合影

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敦煌莫高窟主要是修复和保护，国内很少对敦煌莫高窟进行研究工作，反到是一些外国人，对敦煌进行研究，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确在外国”的说法，从80年代以后，转移到敦煌学的研究上来。1983年，敦煌吐鲁藩学会成立，常书鸿、季羡林等为敦煌学制定了研究方案。

常书鸿和女儿常沙娜

弘扬敦煌文化是常书鸿毕生的追求，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然痴心不改，不竭余力。1986年，日本奈良法隆寺向中国佛教协会提出请求，希望常书鸿夫妇为法隆寺的古建筑创作飞天障壁画。法隆寺是日本著名的皇家寺院，近代画家在在著名寺院创作障壁画是非常罕见的。特意请常书鸿作画，可见这家寺院对常书鸿的尊崇之意。常书鸿夫妇，用了三年时间，用唐代的绘画技法，和日本上等的和纸，完成了十六幅飞天组画。日本各大电视台做了报道，称这是文化史上的大事。

常书鸿夫妇为日本法隆寺创作的壁画

晚年的常书鸿患上了失忆症，但确对敦煌念念不忘，总是说要回敦煌，住他那土房子。敦煌九层楼的檐角上挂有铃铛，他在家中的窗户上也挂了好几个铃铛，风一吹叮当响，挂上思乡的铃铛，仿佛又回到了敦煌。

晚年的常书鸿

1994年6月23日，把一生贡献给敦煌事业的常书鸿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常书鸿去世后，根据生前遗愿，常书鸿的家人和同事把他安葬在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对面的三危山上。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为常书鸿提写墓碑碑文“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常书鸿魂归敦煌，永远也不走了。满天神佛的敦煌，只有一个凡人成了神，他就是常书鸿。

赵朴初先生为常书鸿提写的墓碑碑文“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有来生，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有来生，我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我觉得这半个世纪过得太快了，敦煌研究和保护是几代人的事情，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回首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们奉献给敦煌的应该是许许多多代人的努力和工作。”

常书鸿的作品《走向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