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吧，以色列现在还有中国“华西村”模式？

谈到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大家总联想到以色列右翼主张，左翼随即批评以色列抹杀巴勒斯坦人生存权利，但现实的复杂性往往超乎想象。历史上曾有大批犹太社会主义信徒，试图同时实现复国和共产理想，在巴勒斯坦建立多座公有制农业社区“基布兹”（Kibbutz），甚至会集体抚养下一代。

如此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奇怪结合，究竟得出什么实验结果？

以色列的集体村庄，类似于中国的华西村，最后也走出了曲折的道路。

以色列境内的“华西村”，集体村庄

在希伯来原文中，基布兹意思是“聚集”。

著名已故英国犹太裔历史学家朱特（Tony Judt），年少时也短暂加入基布兹，他在临终回忆录“山屋忆往”（The Memory Chalet）解释，早在现代以色列立国之前，左翼复国主义者便默默耕耘，坚信要拯救千年来离散无根的年轻犹太人，把他们带到巴勒斯坦遥远乡村集体屯垦，以重现传说中没有剥削、纯朴又平等的犹太农民生活，这就是基布兹初衷。

首个基布兹诞生于1909年，成员都是自愿加入，奉行志愿劳动和平等主义，所有人穿着相同服饰、读相同的书、吃相同的饭菜、使用公有的家具。在高峰期内，每个基布兹约有450名成员，社区就有如大家庭，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指导原则。

英国文化杂志“旁观者”（The Spectator）指出，以色列正式立国以后，基布兹非但没有式微，反倒蔚为风尚，1950年有6.5万人在基布兹生活，占全国总人口超过5%。

前英国工党党科科尔宾（Jeremy Corbyn）幕后军师Jon Lansman也曾公开承认，自己在基布兹渡过青少年时期，形容自己很欣赏“集体社区感和激进主义”，生活其中是“非常政治化的体验”。

以色列的“华西村”，没有发展好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基布兹争议不断，随着集体社区发展成熟，一些弊端也显露无遗。

研究基布兹历史的美国学者Joshua Muravchik在著作指出，集体抚养孩子的政策，最先触发成员反对。基布兹为瓦解“资产阶级家庭结构”，要求集体抚养所有后代，但不少父母都无法忍受骨肉分离，而没有家庭看管的儿童，竟又形成类似于黑社会的帮派势力，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

另一个触发不满的原因，在于集体社区抹杀个性。基布兹所有衣物都是公有财物，由中央洗衣房负责清洗，不得留有任何个人标记，后来越来越多妇女成员讨厌安排，要求发放现金津贴，购买属于自己的衣服。

英国犹太裔历史学家朱特还按照自身经验，观察到基布兹的恐怖现实。表面的意识形态坚持，只掩饰了许多成员肤浅狭隘的视野，他们对外部世界所知很少，又缺乏关怀，只管农场运作、邻居的配偶、邻居的财产，背后经常因嫉妒而闲言闲语、互相指责。所谓的设想的社区模范，有如中世纪村落般封闭落后。

英国犹太裔历史学家形容，基布兹成员如围着圆圈跳舞的人，纵情于志同道合的集体生活，把意见相佐的人排除在外，欣慰地庆祝精神、目标与衣着上的合一。即使身处在中东问题的暴风圈，基布兹成员仍沉溺于集体幻觉之中，对隔壁生活的庞大阿拉伯社群视而不见。

在这种自欺欺人而没有贯彻左翼的平等原则，反倒孕育出唯我独尊的种族思想：

仅仅透过集体的自我管理、或平等的分配生活用品，并不会让你更懂得人情世故或包容他人。当基布兹助长了超乎寻常，而且洋洋得意的自尊时，这种生活便催生出一种最糟糕的种族唯我主义（Ethnic Solipsism）。

他们根本瞧不起周围的人，认为老子天下第一。

以色列的华西村经济，最后黯然退出舞台

基布兹曾经实行“私有化”改革，通过发放工资代替志愿劳动，但始终无法挽救生产力危机。“做又10元钱，不做又10元钱”，有才华又勤奋的人埋怨待遇不公而相继离开，社会实验的开拓者Yosef Bussel 曾经预告，在基布兹长大的儿童，将有望实现之前未竟的社会理想，但是事与愿违，1970 年代大部分新生代不愿意受困，大都离开营地出走。

无以为继的基布兹组织透过借贷勉强运作，到1980 年代终于酿成债务危机，要以色列政府拨款救济。到了1990 年代，基布兹开始对外聘请经理，按照成员技能水平发放工资，他们也开始雇用非技术工人，负责清理社区垃圾。

尽管如今以色列尚有270 座基布兹组织，但大多数都改行私有制，成员都获配发股份，只有少数仍然坚守之前的集体主义原则。

曾经轰轰烈烈的以色列基布兹组织，就这样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选过美国总统的左翼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1990年接受以色列报章“国土报”（Haaretz）访问承认，1963年在以色列海法市附近的基布兹组织内部，曾经志愿劳动数个月，但后来对这段经历三缄其口，再也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