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疫情大流行明确呈现为一只“白天鹅”：一件最终铁定会发生的事情。而美国政府的此次财政救助计划是在拯救投资者和经理人，而不是那些小餐馆，独立导游，私人教练，专业按摩师，理发师，也不是大都会博物馆附近靠游客为生的热狗摊小贩。

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拯救航空公司、波音公司及其它受到类似影响的公司。虽然我们明确主张这些公司必须救，但执行细节上可能涉及到伦理、经济和结构性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你研究紧急财政援助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问题。

2008年至2009年的救市计划拯救了银行（但主要是银行家），这归功于时任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实施的政策，代表银行高管利益的他同时对抗着国会和奥巴马政府的其他成员。结果财富损失比银行业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的银行家，在不到两年时间的2010年即获得了银行业历史上最大的年终花红。令人怀疑的是，仅仅几年之后，盖特纳就在金融业获得了一个高薪职位。

这是赤裸裸的企业社会主义实例，是对经营者被纳税人驱离出场的行业实施奖励。这种（有道德风险的）不对称和我们所称银行家的可选择权可以用以下方式来表达：硬币正面朝上，银行家赢，硬币反面朝上，纳税人输。此外，这还没有算上量化宽松政策，该政策令超级富豪受益，从而抬高资产价值，加剧了不平等。请记住，救市计划是伴随着印钞而来的，印钞实际上降低了中产阶级的工资，后者与资产价值挂钩，比如纽约市的超豪华公寓。

普遍存在的“鲍勃·鲁宾交易”（Bob Rubin Trade）:保留利润，把损失转嫁给纳税人。以鲍勃·鲁宾的名字命名，他从花旗集团收取了1.2亿美元顾问费用，但声称存在不确定性，从而不必退还以前的奖金。这将促使任何人都不为这种不测事件投保，因为政府会为此买单。

如果它得到救助，那它就是公用事业

首先，我们不能把航空公司与拥有相关财务结构的实体公司混为一谈。我们也不应把航空公司雇员的命运与普通人的失业混为一谈，后者可以直接得到补偿，而不是通过企业补贴的残羹剩饭间接得到补偿。我们应该从盖特纳事件中吸取教训，根据个人的需要救助个人，不同于根据公司的需要救助公司。

因此，拯救一家航空公司，不应等同于补贴其股东和获得高额报酬的经理人，不应在社会上增加额外的道德风险。因为拯救航空公司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其公用事业的角色。如果它们本身是社会所必需的，那为什么其经营者拥有可选择权呢?公务员有奖金计划吗？引申开来，同样的理由也必须被用来反对间接为资本池纾困，比如对冲基金和不计其数的投资策略，它们很容易遭受这类资产损失，又没有真实的风险缓解策略，除了对救市或行业所谓“政府投入”的训练有素的天真依赖。

其次，这些公司正在游说政府救市，由于它们能通过游说集团对政府施加压力，它们最终会得到救助。但街角那家小餐馆又怎么办？独立导游呢？私人教练呢？专业按摩师呢？理发师呢?大都会博物馆附近靠游客为生的热狗摊小贩呢？这些群体负担不起游说费用，他们将被忽视。

要缓冲，而不要债务

第三，正如我们自2006年以来一直警告的那样，企业需要缓冲来面对不确定性——不是债务（某种逆周期缓冲），而是缓冲。当我们只需要一个肾脏时，大自然却给了我们两个。为什么？因为意外事件。我们无需预测特定的不良事件就知道缓冲是必不可少的。

这就引出了回购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那些用现金（甚至经常借钱生钱）来购买自己股票的公司（这样CEO就有了更多可选择权），而不是建立未雨绸缪的缓冲？这种救市会惩罚那些行动保守的人并对其造成长期伤害，从而偏袒蠢人和寻租者。

​这并非“黑天鹅”事件

此外，一些人声称此次疫情大流行是“黑天鹅”事件，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所以没有对此提前规划是可以原谅的。他们经常引以为据的是我的《黑天鹅》一书。但如果他们真读了那本书，他们早该知道，这场疫情大流行明确呈现为一只“白天鹅”：一件最终铁定会发生的事情。如此严重的疫情大流行不可避免，它是现代世界结构的必然结果，其经济后果将由于连通性的增强和过度优化而恶化。事实上，新加坡政府早在2010年就为这种不测事件的发生制定了精确的计划。

来源：Medium，作者：Nassim Nicholas Taleb

译者：Sai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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