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被忽略的北大校长 却自称是北大“公狗”

在中华民族悠长的历史长河中，民国时期无疑是一个特殊时期。动荡年代，各种人才，各式的风流人物尽出。有拨弄历史风云的大人物，也有不分党派、兢兢业业为国家，为民族默默付出的知识分子。

对北大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在北大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并未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一些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抱怨：“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对此，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北大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诚：“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余；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是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要知道这15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于是他就成了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松弛，群治松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顿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实为一大奇迹。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多份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顿时令我后辈汗颜不已。”

然而，这位北大历史具有很大贡献的校长，在49年那个面临抉择的时期，选择去了台湾。到台湾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蒋梦麟）先生学问比不上子民（蔡元培）先生，但办事能力却比蔡先生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先生乃是北大的功臣，我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

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位“功狗”执政北大，是如此办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愿意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办事精神。胡适曾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讨论若国民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则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的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一个！”

这就是蒋梦麟，北大校史的“功狗”！

说句题外话：在蒋梦麟提出节育人口主张的同年，在海峡对岸的大陆，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也是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词锵锵，与蒋梦麟豪气不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