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创新必须要斗争，徐悲鸿和潘天寿谁是谁非

徐悲鸿

潘天寿

徐悲鸿和潘天寿，是现代中国美术两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他们既是大艺术家，也是美术教育家。然而近年对两人的评价确是众说纷纭。我们来看看一些学者对徐悲鸿美术创造和教育的简要梳理。

潘天寿院长在大会上讲话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变幻，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浪潮中，一些学者批判甚至否定传统文人画，他们希望以西方写实主义作为美术革命的理论基础，把写意性文人画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

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正顺应了这一时代的文化要求。20世纪20年代初，徐悲鸿写了《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对中国画现状进行了分析，他深叹中国画的衰败，并认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

徐悲鸿提出了具体措施：“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徐悲鸿作品 愚公移山

局部

徐悲鸿年轻时曾先后到日本、法国等国留学或研究美术，接受过系统的欧洲学院式美术教育，回国后又先后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教学中，徐悲鸿非常强调素描的基础训练，他坚持“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他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确定了针对人物画的“新七法”——位置得宜、比例正确、黑白分明、动作或姿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传神阿堵。成为新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教学的宗旨，决定了新中国美术学科招生考试、教学和创作的方式方法，决定了新国画的生命和形体。

徐悲鸿作品

徐悲鸿不仅擅长中国画，更精于油画的创作，他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完成了大型油画作品《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等，这些代表作和他的其他油画肖像、人体等体现了徐悲鸿油画创作的成就。徐悲鸿的绘画作品不仅具有时代感，更具有思想性。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时期，他画了大量的作品，如《新生命活跃起来》《逆风》《风雨鸡鸣》等，他用影射的手法表达出他为民族的不幸而极端悲愤的心情。徐悲鸿常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他书有一副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周恩来同志称“悲鸿便有这种精神”。徐悲鸿的绘画作品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精神与意志，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生活。他一生勤奋刻苦，即使在重病期间也坚持作画，给社会留下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徐悲鸿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坛伯乐，他发掘、培养、支持了很多画家，当代我国许多著名的画家都曾受到过他的栽培和帮助。徐悲鸿爱才如命，只要发现人才，就视为珍宝，千方百计进行培养。1927年徐悲鸿见到蒋兆和，既同情他的身世，又爱惜他的绘画天才，后来聘请他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蒋兆和后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人物画家。1928年徐悲鸿到福州，在集美学校认识了该校教师张书旂，对他的才华非常赏识，决定请他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从此张书旂的花鸟画之名逐渐扬开。

徐悲鸿书法

徐悲鸿于1931年在南昌遇到了正处于困境之中的傅抱石，他认为傅抱石有思想、有才华，便主动登门，再三鼓励，并协助他赴日留学。吴作人也曾在徐悲鸿的支持和鼓励下赴法学习。1946年徐悲鸿到北平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求贤若渴，而且慧眼识才，聘请李桦、叶浅予、庞熏琹、吴作人、董希文、李可染、冯法祀、滑田友等各方面的精英共同办学，他们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最早的一批美术教育者，也是当时中国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徐悲鸿奔马

徐悲鸿在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时，特邀齐白石到校教国画。此外，著名画家艾中信、侯一民、杨建侯等都是徐悲鸿的学生，得到过徐悲鸿的亲自指导。徐悲鸿善于发现人才，支持和鼓励对人才的培养，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徐悲鸿的伯乐精神成为美术界的佳话。20世纪中叶，新一批中国画家成长起来，他们接受了扎实的素描基础练习，并将光影素描法运用到新国画的创作实践中，创作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中国画新作，如蒋兆和的《流民图》、石鲁的《转战陕北》、李可染的《万山红遍》等，都是这一时期新国画的代表作。

徐悲鸿作品

然而，吴冠中曾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表示，徐悲鸿是完全反对西方现代绘画的，他学的是老的，他学老的也不要紧，艺术其实不分新旧，只有好坏。他的观点要写实的，不写实的东西他就看不惯，公开反对现代的绘画。他反对可以，但是他回来以后，在政治上占了很大的优势，跟国民党的要人有很多关系，他的力量比较大，因此推广他的现实主义，压制现代绘画。徐悲鸿可以称为画匠、画师、画圣，但是他是“美盲”，因为从他的作品上看，他对美完全不理解，他的画《愚公移山》很丑，虽然画得像，但是味儿呢？内行的人来看，格调很低。但是他的力量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很悲哀。审美的方向给扭曲了，延安的革命思路加上苏联的影响，苏联的东西还是二手货，从欧洲学来的。这些东西来了以后，把中国的审美方向影响了。

吴冠中作品

潘天寿亲传弟子张正恒教授也认为，在徐悲鸿的眼里是西画先进，国画落后，必欲引进西画而代之。他说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就是要把西画的基础素描，拿来作中国画的基础，将中国画的基因改变成西画基因。中国画连基因都没有了，当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上世纪50年代初，视国画为封建艺术，遭到取缔，不仅社会上国画家的创作权利被剥夺了，在美术院校中的中国画系也被取消了。后来，由于一些有识者的反对，才不得不予以恢复，但国画却不准姓国，改名而曰“彩墨画系”。1955年我到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时，入学通知书写的便是“彩墨画系”。可见当对国画打击之重，其影响是十分恶劣而深远的。

1964年潘天寿在杭州华侨饭店作大画

可以说后来的“批文人画”，“批黑画”，以及1985年美术界出现的西化浪潮，攻击中国画是“日薄西山，人命危浅”，“该进博物馆了”等，给中国画一连串的打击，都是与徐悲鸿当年引进西画，力主以西画基础为国画基础的教学有关，应当说他是有很大责任的。

潘天寿《暮色劲松图》轴

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教授何怀硕曾撰文表示，1950年代，杭州艺专改名“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美院领导江丰坚持“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并要以西方科学的素描来改造中国画。把素描提高到美术基础的地位，最早由徐悲鸿在1947年所倡导。后来成为1949年以来整个大陆美术教育之金科玉律。

将素描作为美术系基本功，倡导“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是1950年代以后的“显学”。徐悲鸿是主帅，其他画家服膺者也很多。著名的山水画家李可染说“素描是研究形象的科学”。西画素描讲比例、立体感、透视法，许多人认为“科学”，也就是先进的方法。这是当时的信仰。但潘天寿和一些人反对，形成对立。

潘天寿《八哥崖石图》

何怀硕表示，潘老主张“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对中国书画深厚的修养，他知道与西画大不相同的中画如果“随随便便”与西画交流融合，在强大的西潮之下，中国画会失去其主体性，而动摇其独特性，从此衰败没落。我想“五四”以来的时代风潮，对传统的轻蔑，使他有更高的警觉性。第二，他深知中国绘画与书法的关系；中国画到了文人画出现之后，在世界上的崇高、独特的地位是唯一的。潘老自己诗、文、史、书、画、篆刻都有极高的修养，如此特殊的中国绘画，如何与西洋画交流、融合？他不赞同。潘老遗留的发言提纲中有一句话：“号召世界主义文化，是无祖宗的出卖民族利益者。”

潘天寿《雁荡山花图》

张正恒认为，就捍卫中华民族传统绘画来说，潘天寿才是真正的英雄。是他与徐悲鸿以西画基础代替国画基础的教学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地的斗争。是他在徐悲鸿引进西画，给中国画以巨大冲击，使一些中国画向西画靠拢时，大声疾呼地说“中西画要拉开距离！”是他在渐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为恢复传统中国画教学作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了重大的教学成果。1958年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分科时，是他亲自带领我们对封存多年的明清古画进行清理，以作分科后的临模教材之用。又是他带头在传统中国画基础上进行创新，创出自己的独特的崭新的崇高壮美的艺术风格，他不仅集诗、书、画、印各种修养于一身，且著述宏富，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绘画理论体系，其艺术成就是十分伟大的，为大家公认的。

潘天寿1961年给花鸟班上课

现在来回顾这段中西方绘画之争，其实还看站在哪个角度来评判。就艺术创作来说，两人应是各有千秋，都有开创之功。徐悲鸿中西融合的现实主义风格，对革命年代和解放后得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好鼓动和激励作用，符合当时的需要。而潘天寿从维护民族绘画的角度，利用西方技法，主张阳刚美，一味霸悍，风格强烈，对推动中国画的发展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从美术教育来说，徐悲鸿从艺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现实主义角度，来改造中国画，创造了序列生动的艺术形象，例如奔马，同时也扶持、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对后世有贡献的艺术家。潘天寿主张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有效地避免了当时激进派对中国画进行改造甚至否定传统的危险。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硬朗画风保护了中国画的传承并开辟了一条新路，也影响了一大批人。如果站在维护民族传统绘画来说，徐悲鸿或许激进了些，潘天寿或许更值得肯定。

潘天寿《小龙湫下一角图》轴

然而，艺术道路本来就是需要“各执一词”，在艺术上执守中庸，或许也能成为一种艺术，然而更多的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历代各国艺术家艺术家无不如此，西方讲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等等；中国将大写意和小写意，狂放与流美等等；都是对风格的概括，都是强调站在派别的角度来维护艺术。很难说谁对谁错。

潘天寿在西湖边指导学生写生

吴冠中下面的话，让大家对于判别徐悲鸿和潘天寿之间谁对谁错，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吴冠中说，现在中国在美的道路上要创新。今天报纸上说要“创新”，明天报纸上说要“保护传统”，读者闹不清楚。传统也有很好的东西，但是祖宗的东西是放在博物馆里的，如果要临摹、抄袭，我们就受害了，因为画家要创新的话，要推陈出新，要“推”！旧的不去的话，新的不会起来。文化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和谐是不行的，要创新必须要斗争。有人讲得很幼稚：“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传统的基础是不能创新的，在古人的笔墨上创新，那是很荒唐的。现在讲“和谐”，当然，政治安定需要和谐，人与人相处需要和谐，这是对的。但是，文艺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和谐是进步不了的。和谐是大家你好我好，进步、创新是个斗争，是个战争，你叫大家和谐就是让大家休息。

吴冠中

吴冠中的话道出了从艺的根本：不破不立。任何事物的发展皆是如此，况且对于创新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吴冠中说在传统基础上是不能创新的，而很多人认为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创新，潘天寿显然属于后者。你能说徐悲鸿和潘天寿谁对谁错，谁更伟大吗？

徐悲鸿作品

徐悲鸿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