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活动家

不管是通过选举、继承得到权力，还是用暴力夺得权力，政治权力最终是落到人的手中。在大多数社会中，有三个范畴的人跟政治有关：政治共同体、政治精英和政治团队。

（1）政治共同体

政治共同体由一群具有大致相似的政治规范和政治目标，遵守相同的政治程序的人组成。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可以小到一个核心家庭，大到像英联邦那样的一种联盟。在某种程度上，每个政治共同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个政治共同体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政治行为模式和独特的政治道路以获得权力。在具有相似社会经济适应的人们中存在相似的政治行为模式。例如，在狩猎和采集者社会中，人们有相同的行为模式。政治共同体不是孤立的。家庭、狩猎与采集帮队、园艺部落都会与其他差异非常大的政治共同体相互联系。

一个人通常同时属于多个政治共同体。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与家庭、州或省、国家等政治共同体发生相互联系。共同体的成员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人们也并不总是把自己看作是某个跟自己有联系的共同体的成员。例如，在二次大战中，许多美国人认为，日裔美国人由于祖先的来源而具有混合的效忠心理，虽然日裔美国人自己认为是效忠美国的。

（2）政治精英

在一个社区中成功地获得政治权力是一种需要学习和实践的技能，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好地掌握了这种技能。就像有些人会修理汽车但却不想做机械师一样，一些有政治抱负或者有政治技能的人不一定想在政治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人们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因为政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人们的政治努力会受到限制。在所有社会中，不同的人在政治信仰和政治技能上有差异，对政治的积极涉足程度也有差异。想成为纽约市的市长或者想成为新几内亚的“要人”需要了解成为市长或者“要人”的途径，并且有能力去实施这种政治程序。参与政治需要欲望，也可能需要世袭的资格。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是在一个社会中掌握权力和首领地位的人。在有些社会中，政治精英由具有严格限制的团体的成员组成。但是，在另一些社会中，政治精英的成员有很大的差异。

首领：首领是政治精英的组成部分。政治首领是在一个团体中有权为这个团体做出决定的人。虽然这种权力在范围方面，以及在获得权力和维护权力的途径上，在不同的环境下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所有的首领的政治权力实际上都是一种个人的权力。首领掌握着一定的资源，但是，首领在一定的环境中所获得权力的大小取决于首领个人对现有资源的操纵能力。这种能力需要依靠联系、金钱、感召力、演说能力和力量等。

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存在许多潜在的首领地位供人们去竞争。在传统的澳大利亚原住民社会中，在仪式领域和治疗领域存在潜在的首领地位。在这些领域中应用专门知识的人结合自己的政治技能试图获得首领的地位。对资格的要求很少。年龄、性别可能很重要，但是，领导的技能、欲望和能力才是主要的标准。在美国社会中，想成为首领有较为严格的标准，财富、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必须跟所要竞争的政治职位相符合。

在大多数社会中，首领的地位很少是稳定的。获得首领地位的人很少能够一劳永逸，长期拥有这个地位。威胁来自想篡夺首领权力的人，也来自由于被权力统治而妒忌或者愤恨不满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首领通常会试图建立一种复杂的支持网络，主要依赖这些人，其他人则让他们处于一种脆弱状态。那些通过政治机构成功地获得首领地位的人会试图使自己的地位尽可能巩固，一旦失去某方面的支持时，会另外寻求其他方面的支持。

首领的社会功能由于他们的活动范围和性质而有很大的差异。在小规模社会中，首领的功能通常是维持现状。虽然掌权的人可以改变，但是，掌权的策略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首领的功能也不是保守的。即使在诸如澳大利亚原住民那样的小规模社会中，首领在寻求新的权力来源，或者相互竞争时，也会做出一些改变。

当不同的团体之间相互接触时，尤其是这种接触影响到权力关系时，会产生出一些新的首领地位的机会。例如，在外资涌入中国时，外资公司的许多管理职位可以由中国人去竞争。

对发挥政治影响力的限制自然会影响到首领的确定。首领是在做决定时比其他人发挥更重要作用的人。成为首领的标准是比较特别的。一些个人能够影响其他人是由于他们具有感召力或者有吸引力的人格，或者由于他们持续地表现出勇气或者好运，或者由于他们有非凡的力量和智慧。

首领地位的建立也不一定要有个人性格上的美德，才能成功地动员到有组织的支持。王子可以建立统治是由于他拥有强大的军队；政治候选人被选为政治机构首领是由于他获得较多的选票；公务员能够完成计划是由于他们有众多的同盟者。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两种作为首领的标准都发挥作用。美拉尼西亚的“要人”通常具有某些个人的品格，如勇敢，会说话，这些品格使得他受人钦佩。但是，单靠这些品格并不能使他获得“要人”的地位。他必须有一群追随者。这些追随者要通过例外的、习惯性的、有计划的慷慨才能获得。反过来，这种慷慨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灵巧地操纵与其他人的贸易的基础之上。

在讨论政治首领时，区分“权力”和“权威”这两个不同概念是很有用的。权力是在一个人的指示在受到消极认可，或者强制性地认可的情况下发挥影响的能力。权威是由于个人的威望或者在政治机构中的地位而发挥影响的能力。例如，在昆人社会中，某些人可以得到权威，但不是权力。他们可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因为他们的意见由于某种原因受到尊重。但是，他们不能有效地对其他人实施威胁，或者不能得到任何认可。在美拉尼西亚，要人具有某种有限的政治地位，但是，他的权威只停留在说服能力上。但是，在国家社会中，政府既具有权力，有具有权威。政府可以通过武力的支持得到人民的认可，强迫公民的行为符合某种方式。权力和权威并不是相伴随的。随着更有效的粮食生产策略的发展，人口密度的提高，权威的职位逐渐形成，权力逐渐集中在这些职位上。

中间人：中间人是利用由于两个差异非常大的团体相互接触的机会寻求首领角色的人。他们从这两个团体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差距来获得利益。虽然不是所有中间人都是政治首领，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墨西哥的拉丁美洲混血人种的中间人在政府与印第安人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官”、“土吏”也是一种中间人。中间人将两种差异很大的团体或者文化联结起来，起着一种整合功能。但是，中间人往往通过在这两个差异很大的团体或者文化之间制造敌意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3）政治团队

政治团队是由积极涉足政治的人们组成的有机团体。政治团队包括联盟、政党和多功能组织。

联盟：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各种不同种类的结构松散的政治团体，这种团体称为联盟。这是一种为实现有限的政治目的而组成的临时联盟。制度化程度最低的联盟是一套行动。当人们号召他们的社会网络内的人们为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行动时，这一套行动就变成了现实。例如，在印度的竞选中，参加竞选的政治家号召人们以种姓、居住地、亲属群、工会、政党、宗教和政治联盟为基础支持自己。

制度化程度较高的联盟是派系。派系是在一个较大的单元中一起行动以对抗这个较大单元中的某些组成部分的团体。研究印度派系的人类学家着重注意派系的个人性质和临时性质，以及派系首领的重要性。在世界上其他地区进行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情形。亚当·库珀（Adam Kuper）发现，非洲村庄的派系非常稳固，派系首领的重要性没有印度派系的那么大。他认为，这情形可能跟这些社会起源于亲属政治制度的分支模式有关。

对派系的任何分析必须是动态的，要观察派系随着时间推移的进化过程，并且划分成不同的阶段，看一看每个阶段是如何进化出来的，对后来的发展有何影响。在巴西南部讲凯克其语(Kekchi)的普埃布罗·韦爵（Pueblo Viejo）村中，随着村庄规模的扩大，土地压力的增大，村民的社会差距和经济差距增大，派系缓慢地发展着。最初，派系由建立在亲属关系和教亲关系基础上的个人所补充。派系最终变成了村庄中相对永久的特征。

政党：制度化程度最高的政治团体是政党（political party）。政党是现代大规模社会的产物，反映了在这种社会中出现的高度专业化。在小规模的、非工业化的社会中，跟政党最接近的是诸如父系家族和氏族等多功能团体。这种多功能团体在某些情况下起着政治组织的作用。政党在最初形成时只是为了一个主要的目的，即指导政府的政策。另外，政党的一个特点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超越其他政治团体，与其他政治团体不同的内部组织。政党通常是围绕着特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政党与其他形式的政治团体相比具有更强的非个人特征。

在二次大战前，政党多半存在于欧洲和北美的国家中。二次大战后，政党在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出现，政党的活动甚至渗透到偏僻的村庄中。洪都拉斯首都伯利兹城的政治家们周期性地访问南部封闭的村庄，对村民做出承诺，至少倾听村民的意见。村民们开始知道，道路、学校等是一种社会利益。政党也在某种方式影响原住民或者少数民族的利益，特别是在有两个以上的政党竞争的地方。不同的政党在寻求支持时，可能会使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气氛增加。例如，在圭亚那，当不同的政党认同于不同的民族时，民族之间的紧张性增高。政党的不同政策也可能与少数民族有关。

多功能组织：有重要政治作用的多功能组织在民族国家和政党出现后并没有消失。多功能组织在这些专业化的团体旁边或者相反的位置上继续存在。塞拉利昂共济会集会处提供了一个例子。共济会集会处集中在首都弗里敦。共济会的大多数成员是克利奥尔人（Creoles），他们是居住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殖民地里的非洲奴隶的后代。克利奥尔人虽然只占总人口的不到2％，但是，他们在市政服务、司法和诸如医疗、工程和教育等专业方面有传统的优势。他们基本上是有高度特权的精英。随着塞拉利昂在1961年获得独立，克利奥尔人的政治地位受到其他较大族群成员的侵占，他们的特权地位受到压制。最初，克利奥尔人考虑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党在政府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大多数人认识到这种做法是愚蠢的，因为克利奥尔人的人数太少。他们就在共济会集会处举行政治活动并进行讨论。共济会集会处本身跟政治无关，但是，由于共济会集会处为克利奥尔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和论坛，因此，它发挥了政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