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科幻作家，您从小就喜欢写作吗？为什么选择这一领域作为写作内容？

郑军答：我从初中就开始写，但都没写完，弄个开头就放下了。真正从头到尾完成一部作品还是25、6岁的事。

至于为什么选择科幻，可能是有文化差异在里面。主流文学作品我在语文课本里接触过，中外著名主流文学家的名字也能叫出几十个，上百个，对他们的作品就是看不进去。思想感情上有隔膜，但是小学时代一接触科幻，就觉得这是我的菜。

科幻作家郑军

2，写科幻作品的素材您是从哪些渠道积累起来的？在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的时代，科幻作品又需要进行哪些突破？

答：平时多关注科技前沿动态，在那里面找素材。到快要具体写一部作品时，再去搜索相关的资料。我倾向于从专业网站上找论文专著，而且越新越好，因为科技日新月异，十几年前的就过时了。像我在讲座中介绍的那个有翼的深潜器，现在还是概念机状态。我把它写到了自己的作品里。

当然，最好是能参观科研院所，接触一线科学家。一手资料永远比二手资料好。但以前条件不具备，现在好一些了。每次到哪个大学讲座，我都顺便拜访几个科学家，参观几个实验室。

很多科幻作家只是凭兴趣写作，他们对科学前沿的认识还停留在自己的学生时代，一般毕业后还广泛关注科技前沿的人很少。结果他们写的科幻虽然号称面向未来，关注未来，但写出东西其实很陈旧。好多6、70年代的旧题材还在大行其道。这是需要注意的。

3、在众多的科幻作家里，您最欣赏和钦佩的作家是谁？为什么？

答：科幻大师很多，我主要受凡尔纳和迈克尔克莱顿的影响。凡尔纳的书我小时候并不爱看，觉得想象不出奇。成年以后才发现，他对科技文化的把握，他对科技进步所抱有的热忱，到今天仍然领先。

凡尔纳的著作

现在热映的《西部世界》，原著就是迈克尔克莱顿，他的路子和凡尔纳差不多，因为晚了一个世纪，写得素材更新。但对于科技进步的热爱是一脉相承的。知识会陈旧，思想感情能穿越时空。

今天的科幻作家却很少像他们那样支持科技进步，现在科幻里充斥着反科学主题。圈子外面对科幻研究不多的人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以为凡是科幻作品都在歌颂科技进步。以前大部分是这样，但是国外科幻从7、80年代，中国科幻从90年代陆续走向反科学思潮。而我愿意重打这两位前辈的科学旗帜。

4、写作给您怎样的体验？从中您收获了哪些？

答：教育心理学曾经研究过，什么方式能把知识记得最牢？结果是“教给别人”。当我们要把一件事情向别人说清楚时，我们对它研究得最透。我写作科幻最大的收获，就是积累起很多学科的知识。与整个世界本身的信息量相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拥有的知识都几乎为零，所以未知是个无止境的过程。每次我开始写新作品时都会想——我又可以学很多新东西了。

5、您认为好的科幻作品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像美国大片中展现的情景中，有哪些您认为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取的。

答：科幻的根是现实中的科技实践，离开这个文化根源也可以创作科幻，但路子会越走越窄。科幻界有个看法，认为现在世界上科幻创作已经衰落，远不如几十年前。大家看看美国科幻大片，不是续集就是前传。那么，这些系列作品的第一部，也就是最初原创的那一部出现在什么时候？基本就是7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段，后来就在吃冷饭。说明么？说明闭门造车了，创作源泉枯竭了。

至于说“可取”，我想可能有两个意思，一是科学上可取，二是艺术上可取。我觉得评价科幻片，主要还是艺术上可取。科幻中的科学构思几乎没有原创的，都是同时代科学工作者构思过的，科幻作者是拿别人的科学构思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只不过公众不关注后者。作家最重要的创造还是人物、情节、主题这些艺术范畴的东西。

《决战同温层》

6、在您写过的这么多作品中，哪一部作品的创作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答：就是我现在改写的这部作品，最早名叫《时代之舱》，后来不断改名，现在暂时定名叫《旭日重升》。它从1996年底就完成了初稿，2000年曾经出版过其中的一部分，但始终不满意。直到去年才决定大规模改写，从第一稿开始，前后花了20年时间。

《旭日重升》描写科学与反科学势力进行的千年大决战，这个素材完全来自现实。20年前国人还不关注这个话题，现在这一斗争的战场已经遍及各处。

7、在您写过的作品中，读者的反馈如何？您的作品对他们有没有产生影响？

答：读者反馈最多的也就是上面说的这部作品，它出版过一部分，前稿也曾经在网络上发表。还有一部《决战同温层》，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它的主题和前一本相同，也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斗争。

【“怀疑探索者”按：我个人觉得《决战同温层》是郑军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两部作品反响多，我觉得主要还是它们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说出了爱什么，恨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价值取向鲜明的作品，思想感情也就充沛。读者可能不接受作者的价值观，但他首先会被触动。

科幻和其他文学一样，主要是去感染人，而不是凭借知识教育人。并不是科幻作品中描写的某种发明创造影响了读者，而是作品的人文关怀激励了读者。可惜的是，文学评论家读不懂科幻，不知道里面有怎样的人文关怀。科幻读者也不知道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科幻。

8、今年《北京折叠》获得了雨果奖，随着像刘慈欣这样一批批科幻作家的涌现，您认为我国科幻写作领域的发展前景如何？还需要进行哪些努力？

《北京折叠》的作者郝景芳

答：我前面说过，世界科幻，主要是美国科幻已经在走下坡路，类似于中老年状态。而中国科幻还在青春期，所以还有一定上升空间。但中国科幻的创作模式很陈旧，主要题材和主题都是几十年前的，并不像科幻界自己认为的那样能够引领时代，这才是大问题。不少中国科幻作者到了三、四十岁，发现自己没什么可写的，想说的都说了，但他们又不主动去充电。文学创作毕竟是个体劳动，创作主体不思进取，就写不出新东西。

9、未来您的工作计划和目标是怎样的？

答：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完成《旭日重升》。这是一个八卷、120万字的系列，集中了过去200年间各种反科学思潮，并加以批判。作品完成后会狠狠刺激一些人，引发很多话题。它是一个能影响社会的巨大文化工程。

我以前出版过16本长篇科幻，中短篇也有几十个。但是用提升的眼界去评价的话，都有主题不明确这个缺陷。故事还可以，但读完之后，大家不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样的爱与恨。这不是上乘的文学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会陆续修改这些旧作，提升它们的人文主题。间写一些新的，较短的作品。

至于说商业开发，最近一些影视公司、文化公司找到我，要进行版权开发。不光是我的作品，还希望我介绍其他科幻作者一起做这个事。手头的创作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会把精力转过去。

10、此次参加SELF讲坛您有怎样的收获和体会？对于科普领域我们还需要做怎样的努力？科幻作品的科普影响如何继续扩大？

答：我很支持像SELF讲坛这样的活动，除了你们，以前地方院校搞的类似的活动，我也应邀去讲科幻。这些讲坛都有同样的特点，就是把科学与艺术，与生活结合起来，至少是想结合起来。这是科学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问题。科学以前是接地气的，但这几十年科学已经拔地而起，高高在上，这不是好现象。

另外，希望SELF讲坛能向科学传媒方面发展。以前我也有幻想，认为大众传媒是传播科学的主阵地，只要给媒体人正确的知识就行。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好多媒体人从骨子里反感科技进步。带着这种情绪，他们对科技是鸡蛋里挑骨头。即使正面介绍科技成果，看上去也像在哈哈镜里一样。指望传媒人宣传科学，我觉得不大可能。但现在是网络时代，科技人自己可以办媒体，让社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科幻作为一门艺术主要是讲人的。科幻作家在构思时首先要考虑：面对小说里提到的新发明新发现，我的人物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干？动机是什么？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不把这些交待清楚就没法写故事了。所以，科幻一开始就把人与科技绑在一起。这是它比科普作品有优势的方面。

我觉得今天的科普也走到了这个瓶颈。科普是建国后由官方推动的事业，当时人们不用强调科学本身的价值。国家积贫积弱很久，大家都认为科学是进步力量，只是缺乏具体知识。但是今天不同，很多人，尤其是很多有影响力的文化人，他们不仅怀疑科学的价值，甚至怀疑工业革命以后这两百年的人类进步有没有价值。这种思潮在全社会已经造成了极大混乱。

吴国盛是国内反科学的代表人物

在这个背景下，多讲或者少讲几条知识作用并不大，科普工作更应该亮出自己的价值取向，用科学精神去影响公众。尤其是网络时代，人们想获得知识，搜索一下就行了。真正缺乏的是科学感情的熏陶。而现在以知识为主的科普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办法。

如今好多科学工作者对社会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停留在五四时代，认为中国公众仍然尊重“赛先生”，会无条件接受科学的每一点进步。其实，那是科学与中国公众的的热恋期，蜜月期。这时候看科学什么都是好的。现在蜜月期早就过去了，双方在一起过平淡日子。这时候各种摩擦、抱怨就开始了。公众容不得科学有一点负面作用，反科学推动者更进一步质疑科学整体的价值。

这是所有科普人的新课题，希望科幻能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延伸阅读

《郑军老师谈无神论》

节选：

只接受客观证据，拒绝人证

对于灵异事件所要求的证据必须是物质证据，而不是人证。不管一个人的名气多大、地位多高，其口头言论都不自动成为科学证明，必须拿出实验或者观测报告才行。这是将科学原则贯彻于无神论的表现。

在历史上，由于不具备检验技术，很多事件只能依靠人证。但在今天，科学已经提供了大量提取和保存物证的技术，对灵异事件的检验完全可以拒绝人证。

有神论往往用名人名言作为神鬼存在的证据。从科学角度看，这些都不如科研机构出具的一份检测报告更有价值。反之，宣传科学无神论也不必引用任何名人名言，仅要求科学检验一条足矣。

《对话郑军：国内外的科幻作家为什么总爱反科学？》

节选：

怀疑探索者：

您说的正确。就是一个立场问题。吴国盛、江晓原、田松这些人，虽然有高学历，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文化人”，但由于科学精神的匮乏，他们跟不上时代，已经不算真正的“知识分子”。万维钢提出一个“智识分子”的概念。我认为，他们最多只能算“具有保守主义思维的读书人”，还算不得“智识分子”。这个时代不读书人，读书读傻了有何用？我们要做就做“智识分子”。

那么，郑老师，您认为，江晓原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这种“保守主义”的世界观呢？您还曾经说过，科学与反科学的本质区别，即是否【反对改造大自然】。您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郑军：

是否改造自然是科学与反科学冲突的一种，比较表面化，大家也容易看到。真正的根源就在于，一些人因为科学进步展而受益，另一些人因为科学损失个人利益。当然，只要科学发展，最后所有人都会受益，但是有一些人因此而落在了后边，他们不甘心于这种位置。

至于为什么有些人会有保守主义世界观，这个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有宗教原因，有些知识分子就是宗教知识分子。科学只要发展，无神论者比例就会越来越多，导致有神论丧失市场，这个事实导致了他们永远在心里抵触。

其二是有些人认为，技术水平越高，人的价值越低，把技术水平拉下来，人的价值才能抬升。而在传统社会里边，技术是低技术，门槛低。他们就觉得，那个时候人的作用更高。到现在很多文化人都是这个立场，他们因此而讨厌科学。好在真正的劳动人民就是工人农民，他们并不反对高新技术。

其实所有这些科学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等，都会造成一点负面影响。人类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不产生负面影响的事情。人类决定做一件事，是因为它正面影响更大。但如果有一些人要反对这件事情，就会极力突出它的负面影响。

所以最终问题还是立场，并不是这件事情本身。

怀疑探索者：

是的。得看那些人受益，看那些人支持他们的观点。拿暴利的有机农业利益群体，当然支持反生物基因技术。您说“人类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不产生负面影响的事情。人类决定做一件事，是因为它正面影响更大。”这个我非常赞同。这涉及“量化”和“取舍”的运用。反科学人士就不懂“取舍”，他们就是要极端。

“取舍”，也是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反科学人士的“一根筋”截然不同，因为他们总是“非黑即白”，认准了一个东西就永远奉为信仰，却往往忽略了事物的发展性和动态性，犯了严重的形而上学错误。

而懂得“取舍”的人，他们的智力和情商水平显然要远远高出一筹，他们清晰地认知到一个事实，就是世界是复杂的，没有什么是简洁又完美的。也就是说，某一项事物必然带来正负两面的效应。在这时候，是仅仅盯着负面效应所以坚决去消灭这个事物，还是在心里权衡利弊，做出精确的计算，然后寻求一条发展之路？如果是后者，你就是懂得了取舍之道。

比如说，总有人说，“科学具有双刃剑性质”。他们的理由是，军事武器可以毁灭生命，所以科学也具有邪恶的一面。但是，军事武器在本质上属于工业化的产物，即军事工业，也属于技术。科学的本质是原理、理论，懂得了原理、理论之后，就一定要运用它们做坏事吗？做坏事的是自私自利的人类，并不是科学本身。而反科学人士如果不懂得取舍思维，他们就会认为，所有的军事技术都是邪恶的，应该统统的消灭之。

但是，这个现实世界是复杂的，我们可以仔细地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发展军事技术，将它们统统的抛弃，最终会怎么样？想通了就知道，在现有阶段还是大力发展军事技术带给我们的正面效应，要远远超过发展军事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即使是对于核武器本身，我们也可以在研究比较后发现一个事实，即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热兵器时代战争的死亡率；核武器、精确制导炸弹出现后，战争带给人类的伤亡率反而是大幅度的下降了。

再比如，一些环保主义分子特别痛恨工业化。他们认为，是人类的工业化活动提升了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量，造成了全球气温的变暖。在他们的宏伟蓝图里面，必须将所有的工业活动都停掉，然后大家回到1万年前那种没有任何工业污染，土地里不使用任何化肥、农药的“纯天然”时代。他们就是不懂得取舍之道。

中科院还有一个蒋高明博士，极力鼓吹所谓的“六不用”，即不用任何的化肥、农药、地膜，除草仅仅依靠手，但那个仅仅是为了做他本人投资的有机农场生意，与环保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环保主义分子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如果我们消灭掉工业活动，还能在地球上存活多少人？没有工业化，胰岛素疫苗就无法生产，一年得死多少人？

虽然工业化确实给环境带来了一些污染，也可能将全球气温提升了一点，但是相当于工业化带给人类的巨大无量的福利，我们宁愿选择工业化。即使允许环境被污染一些，容忍气温提升个1到2度，也总比彻底消灭工业化好。消除负面影响，得从长计议，而不是极端的一下子把所有的工厂都关掉。

不懂得取舍思维的人，他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陷入种种的误区。这样的人，往往会走到反科学的道路上去。反科学的人，基本上就是思维很极端的人。思维极端者，他们不喜欢与质疑自己的人正常交流，其大脑处于“闭路”程序。

关于您说的宗教原因，也是有的。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已经不再信仰超自然。很多国家的科学院都有过类似的调查统计。

郑军：

确实如此。

《“天堂地狱”只能维系最低水平道德》

节选：

以科氏理论为标准，宗教道德只是A水平的道德。小时候孩子怕父母的惩罚，个头长到父母那样，不再怕成年人了，就得给他们弄个抽象的奖罚者。

举个例子就能看出这种道德的低下和虚伪——我之所以把钱施舍给穷人，不是因为我同情他的遭遇，而是为了在神那里积累福报。我之所以不敢杀人越货，不是因为我意识到这样会伤害别人，而是怕受到神的惩罚。

简言之，如果一个人日常行事仅靠“想上天堂、怕进地狱”来约束，岂不是说明他自己无法分清善恶、是非与美丑？

有没有神属于世界观，遵从什么样的道德属于价值观。如果说在前科学时代，人们知识不足，普遍接受有神论世界观，顺理成章地接受有神论的价值观。到了今天，很多人从知识上已经明确神是不存在的，却认为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不妨假定神的存在，再假定它能够扬善惩恶，这岂不是精神分裂？

儒家是产生于科学无神论之前的朴素无神论，除个别人外，大部分儒家都不假定创世神的存在，他们也就面临着个体以何种力量自我约束的问题。早在《礼记-大学》中，他们就提出“慎独”的概念——不靠别人监督，自觉约束自己，并将此作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拿科氏理论衡量，至少达到了第三水平。后世儒家不停地研究良知，直到王阳明那里大成，都是在讲自己才是约束自己的最终力量。

所以，宗教道德不仅低于科学无神论，连早期儒家都不如。它在中古历史上确实起了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有益作用，那是为什么呢？一来当时人类总体知识很缺乏，二来，社会上绝大部分人不识字，没法给他们讲复杂的道理。三来，当时人均寿命短，像孔老夫子那样活到“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并不多。

作者：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