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以前被称为细菌武器，所谓生物（细菌）战剂是指用来杀伤人员、牲畜和毁坏农作物的致病性微生物及其毒素，它的杀伤破坏作用靠的是通过致病微生物侵染人体和牲畜乃至植物，造成敌方侵染人员在短时间内发生大规模伤病，使得对方被侵染人员因患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作战能力，某些烈性强传染性致病微生物更可以在短期内造成对方无防护人员大规模死亡。或者通过造成对方区域内主要牲畜或粮食作物大规模染病或死亡，降低敌方肉蛋奶类和主粮供给，从而削弱敌方的作战能力以及作战意志。目前，生物武器与核武器、化学武器一道，在国际上被归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天花病毒。美国在殖民拓荒时代曾计划使用天花病毒来大量杀死印第安人

生物武器的破坏作用

生物武器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各种作战对象、各种作战效能、各种作战形态的庞大家族。这个家族中的各个成员都有自己独特的或者多目标作战对象。按照作战效能划分，可以将生物武器分为致死性战剂和失能性战剂。致死性战剂是指致死率在10%以上的生物战剂，例如天花病毒、炭疽芽孢杆菌、类鼻疽假单孢菌和鹦鹉热衣原体等，其中炭疽杆菌的致死率在80%以上。失能性战剂是指致死率在10%以下的生物战剂，例如贝纳氏立克次体（Q热）、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土拉弗朗西斯杆菌（土拉杆菌病/野兔热）与布鲁氏杆菌（布氏杆菌病）等。按照作战对象区分，可以把生物武器分为反人员战剂、反畜牧业战剂和反农业战剂。炭疽芽孢杆菌、天花病毒、贝纳氏立克次体等病原体主要侵染人类，属于反人员战剂。反畜牧业战剂主要以牛、羊、猪等为侵染对象，其包括非洲猪瘟病毒、口蹄疫病毒、新城疫病毒等。而稻瘟杆菌、苛养木杆菌、致病疫霉等则主要用于侵染各种农作物，被称为反农业战剂。这类战剂通常不会对人或者牲畜造成伤害。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微生物的生物形态等将战剂分成细菌类战剂、真菌类战剂、病毒类战剂、立克次体类战剂和衣原体类战剂。细菌类战剂主要包括这种烈性致病菌，例如炭疽芽孢杆菌、霍乱弧菌、鼠疫耶尔森氏杆菌、土拉弗朗西斯杆菌、猪布鲁氏杆菌等。真菌类战剂主要包括粗球孢子菌、副球孢子菌、荚膜组织胞浆菌等。天花病毒、黄热病毒、基孔肯尼亚病毒、登革热病毒等则属于病毒类战剂的范畴。立克次氏体是一种类似于病毒的细菌，但是它的许多特征都和病毒一样，是一类适应了寄生生活的α-变形菌。例如斑疹伤寒病原体就属于立克次氏体。用于生物战剂的立克次氏体包括普氏立克次体（流行性斑疹伤寒）、立氏立克次体（落基山斑疹伤寒）、贝纳氏立克次体等。衣原体类战剂是种类最少的一类生物战剂，目前仅有鹦鹉热衣原体具有实际军用价值。

非洲猪瘟。具有高度传染性、快速的传播性、高比例的死亡率，没有特效疫苗与治疗药物，捕杀与无害化处理是唯一解决方案。单纯谈非洲猪瘟对某个猪场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就是意味着全场捕杀、投资无归

细菌与战争的关系极为密切，小小的细菌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战争的进程。这其中有人为利用细菌获得战争胜利的例子，也有无意中被微生物侵染，造成瘟疫流行而导致失败的例子。古代卫生环境较为恶劣，医疗技术水平不高，加之发动战争需要聚集人员与牲畜，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军中疫情暴发。若是被敌方利用细菌造成城市中瘟疫流行，则后果就更为严重。据史料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的公元前1325年，在一个被称为赫梯帝国的亚洲古国中，赫梯人在攻打腓尼基人城市士麦拿的时候，利用兔热病在对方城池中引发了所谓“赫梯瘟疫”。在遭到邻国的进攻时，赫梯人同样通过将患有兔热病的绵羊神秘地引入阿尔扎瓦，导致兔热病在阿尔扎瓦蔓延，最终使得阿尔扎瓦王国对赫梯的进攻就此失败。公元571年，埃塞俄比亚军队在包围麦加城时，由于天花病毒的流行性传染，导致全军因病丧失了进攻作战的能力，不得不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而另择战机。最著名的例子是在蒙古帝国的扩张中，细菌造成的瘟疫随着蒙古骑兵的铁蹄在欧亚大陆蔓延，给整个欧亚大陆上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据史料记载，1345年蒙古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因为久攻不下，恼羞成怒之际，竟然用抛石机将患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进城内。结果鼠疫在卡法城内大爆发，造成城市居民大批死亡。随着幸存者的出逃，鼠疫在整个欧洲大陆迅速蔓延，这场瘟疫就是让欧洲闻之色变的“黑死病”。中世纪，鼠疫肆虐欧洲，使其人口严重锐减，某些地区减员率甚至超过了60%，而黑死病更是所到之处简直“寸草不生”，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下降了二十岁。

黑死病也促进了当时的医疗发展，在以前解剖尸体是违反教规的要抓起来烧死的，面对黑死病，医生在解剖尸体时首次发现，男人的肋骨和女人的肋骨数目是一样多

黑死病席卷欧洲大陆，造成了约2500万欧洲人的死亡

在1245—1350年间，黑死病席卷了欧洲大陆，造成了约2500万欧洲人的死亡，约占当时欧洲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城市中受灾最惨重的是佛罗伦萨，其80%的人因得黑死病而死去。“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就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也孤独地死去。”1347年至1722年之间，鼠疫的不断爆发导致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几近崩溃，由于教会在鼠疫流行中的处理无力，神权逐渐失去影响力，民间研究医学的人开始增加，古希腊盖伦派医学在这一阶段走向衰亡，因为盖伦派医生认为，人体内有四种液体，血液，黑胆汁，黄胆汁，黏液，当这四种液体比例失调时，人就会得病。

目前，黑死病仍然是全球重点监控的烈性传染病之一。黑死病病毒经呼吸道飞沫传播，通过呼吸、谈话、咳嗽等形成“人→人”的方式传播，12层医学口罩才能有效隔离。即使是医学发达的现代可以通过抗生素治愈黑死病，但由于它传染性很强，不及时去医院的致死率仍然较高。2015年，有11位美国居民感染了黑死病，3人因此死亡。这种疾病由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而在2017年，亚利桑那州的跳蚤被检验出黑死病阳性，也就是说被这种跳蚤咬一口，人就会得黑死病。

黑死病能够通过跳蚤、老鼠、野兔等等传播

黑死病的症状有高烧、头痛、浑身发冷发热、肺炎，标示性特征是淋巴结肿大

后期患者的皮肤会因为皮下出血而变黑，因而称之为黑死病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西部都有老鼠携带、传播着黑死病病毒

鼠疫是可以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染的，外科医生们每天在病人堆里活动，还要动不动放个血，传染上鼠疫的概率特别大，所以为了降低被传染的几率，16世纪的法国医生Charles de Lorme（1584~1678），路易十三的御医发明了防传染医生套装，下图为它最初的样子。

路易十三的御医发明了防传染医生套装，造型酷似鸟嘴形状的面具，曾经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口罩

这套装备具体作用是这样的：

大沿儿皮礼帽可以防止病人离脸过近，同时也是当时医生的身份标识，类似今天的厨师帽。

帆布或皮头套上面镶上红色玻璃镜片，防止病人飞溅的口水喷到脸上，红色玻璃在当时被认为可以隔绝邪恶。

口鼻部用皮做成鸟嘴形，鸟嘴下方开小孔帮助呼吸，鸟嘴内部是装了香料和草药的布袋，布袋上有时还洒香水，用来隔绝有毒空气并减少闻到的异味。

披肩和长袍都是过蜡的亚麻布或帆布制成，有时也有全用皮制的，上面打蜡，蜡在当时被认为是可靠的表面密封材料，用来保护身体。

长袍里面是皮裤，同样打蜡。手套和鞋也都是皮质的，手腕和脚腕处可以用绑带扎紧。

手里的木棍用来对病人进行检查，医生自己是不会用手直接接触病人的。

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时，英国医生的形象就已经变成了上图中这个样子，并且有文字指导医生具体的服装细节

民间传说中对此是这样解释的，携带瘟疫的恶灵隐蔽在鸟的身上，而这些鸟会被形象更加凶恶的鸟嘴面具吓跑

一时间，欧洲大地上的医生全都变成了一副神秘莫测的模样，这种高度统一的打扮使他们看起来简直就像新兴宗教的教徒。尤其是一群医生一起出现的时候更是这样，一种恐怖的气息立刻油然而生

其实鸟嘴面具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医生们在鼠疫中仍然死倒一片，渐渐地这套服装被人们和死亡联系到了一起，只要鸟嘴面具一出现，就会有人死

大规模的鼠疫在肆虐了几百年后终于过去，鼠疫过后，鸟嘴面具从医生的脸上消失了，医生们恢复了正常的形象

死亡是西方文化界永恒的主题，可以借此点明生命的脆弱与宝贵，解释很多哲学思想，如无常与失去。鸟嘴医生与死亡在非常长的时间里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就像中国人使用的成语一样深入人心

当然，如今鸟嘴面具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在很多文化艺术作品当中，它代表着死亡、神秘和恐惧，同时这种造型也像是防毒面具一样深入人心。后来这个鸟嘴面具元素被广泛应用，因为这个符号性太强，看到后就会觉得不舒，从而联想到黑死病瘟疫下的压抑与恐怖

1849年，西班牙包围格林纳达岛同摩尔人作战，曾有1700人死于斑疹伤寒，比作战中战死人数高出5倍之多。1859年法国远征阿尔及利亚期间，由于卫生条件恶劣导致霍乱流行，使得15000名法军士兵中有12000名士兵患病，严重削弱了法军的作战能力。

炭疽芽孢杆菌。这种病菌是大多数反人员生物武器药剂的主要成分

侵华日军731部队就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炭疽、伤寒、淋巴腺鼠疫、霍乱和肺结核的细菌武器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随着对微生物的研究不断深入，新的设备不断被发明，人类对细菌在军事上的运用从单纯利用逐渐转变成主动研制与使用，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生物战的序幕。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上的各个工业强国都对生物武器展开了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工作。生物武器的使用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首先研制了一些人畜共用的致病细菌，例如炭疽杆菌、鼠疫杆菌等。并派间谍将炭疽杆菌的培养物投放到协约国军队的饲料中造成战马瘟疫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生物武器的种类急剧扩大，投放方式也由间谍等小规模投放转变为通过飞机、炮弹等形式进行大规模撒布。二战中，侵华日军就曾大规模研制生物武器，并在中国东北建立了臭名昭著的研制细菌武器的工厂——731部队。日军曾对中国十余个省的广大地区施放鼠疫、霍乱、伤寒和炭疽杆菌等十余种战剂。1940年7月，日军在浙江宁波用飞机投撒了70公斤伤寒杆菌、50公斤霍乱弧菌和5公斤带鼠疫的跳蚤。1942年夏，又在浙赣铁路沿线投放了霍乱、鼠疫、伤寒等病菌，污染水源和食物，造成疫病流行，致使我国大量无辜平民死亡。在朝鲜战争时期的1952年，美军在遭到重大挫败之际，为了试图挽回败局，也曾秘密对我国东北部和朝鲜地区发动了长达一年多的细菌战，妄图通过在中朝军民中制造疫情，削弱中朝人民的作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