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与汪伪76号两大组织在上海滩的金融战争

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

上世纪四十年代，三方力量错综复杂的金融争夺战，终于引致了上海滩一系列震惊中外的银行惨案的发生。1941年1月开始的短短3个月时间里，军统局、汪伪76号两大敌对特工组织在上海滩频繁交手。1月30日，军统特工首先出手，这天早晨，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专员季翔卿，正准备上班，就在他伸手拉开车门的一瞬间，身边传来几声枪响。季翔卿当即身亡。

2月20日，戒备森严的“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遭炸弹袭击，军统特工在巡捕房赶到之前踪迹皆无。时隔一个月，“中央储备银”行再遭袭击，调查处副主任偻侗被击毙。

与以往不同，军统特工这次行动的目标无一例外都是针对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

“中央储备银行”是汪精卫伪政府1941年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的傀儡银行，发行货币称为“中储券”，总部设在南京，由于上海在全国的金融地位，汪伪政府又在上海成立上海分行。地址就设在外滩15号，也就是原来俄国人的华俄道胜银行旧址。军统特工的一系列行动立刻引来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报复。

76号特工总部，是汪伪国民政府在上海的特务机构，位于极司菲尔路76号。76号虽是汪精卫政权的政治保卫机关，但实际上由东京日本军部批准建立的，完全操纵在日本人的手中。上海滩的许多著名恐怖行为，大都出自这个机构之手。76号特工总部对国民政府所属的银行下手了，3月22日这天一大早，市民们被各大报纸纷纷刊出的爆炸性新闻惊呆了。

《新闻报》称：极司菲尔路96号，中国银行之职员宿舍内，突有行员一百余人，被某方武装人员及便衣绑架而去，至5时45分，又有七十余人被架，两次共被架一百九十余人，实属骇人听闻，事态之严重，为历来所未有。黑牌汽车二辆分乘男子多人，均携盒子炮且有手提机关枪，行员被排队残杀，死六伤五。

这是中国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银行血案，案件发生后，震惊了中外金融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是国民政府的法定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称为“法币”。自1935年以来，国民政府依靠四大银行实行金融统治。军统特工与汪伪76号特工总部为什么要针对对方的银行系统实施打击？　　

1937年底，“8、13凇沪会战”失败，国民党军队被迫撤离上海。但是，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因为特殊的租借地背景成为日军包围之中的“孤岛”。从1937年8月国民党军队撤出，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历史上的这一特殊时期被称为“孤岛时期”。“孤岛时期” 的经济和金融局势极其复杂。此时，虽然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的总部也已经被迫撤离上海，但是国民政府的金融势力在上海的存亡，仍然关乎其政治和军事命脉。因此，通过留守在租界内继续营业的四行分支机构继续影响并控制上海的金融市场，保持法币的地位至关重要！

随着时局的不断恶化，日军及汪伪势力也加紧对上海租界金融领域的渗透，国民政府在上海的金融统治与法币的地位很快便受到了来自日、汪的破坏与打击！

1938年，侵华日军进攻武汉后，战争早期制定的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宣告失败。日本迫于国内外局势的强大压力，从1939年起，对华侵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在政治方面转到“以华制华”和政治诱降的策略。在经济方面则推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金融领域，在没有外汇和金银等贵重金属储备的情况下，在占领区内强行发行伪政府货币，用这种几乎没有价值的钞票购买套取大量物资与财富。

可是，令侵华日军颇感无奈的是：在华南、华中沦陷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仍以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法币仍有较强的实力。而此前日军在这些地区强制使用的军票，也因为既无准备金又无物资储备作为支持而遭到抵制。这些都给日军在上述地区进行物资的掠夺，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为此，1939年5月，日本扶植梁鸿志为首的早期南京傀儡政权“维新政府”设立华兴银行，发行“华兴券”。华兴券的目的是企图利用重庆国民政府法币在华中地区的地位，与之等价流通，掠夺物资，套取外汇，最终逐渐代替法币的地位。但是，伪华兴券在上海内部没有根基，无法立足，华兴券取代法币的尝试很快面临即将破产的境遇。

此时，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正紧锣密鼓地展开，鉴于华兴券的遭遇，日本方面也打算停止华兴券的发行，转而支持汪伪集团发行统一的货币，伪中央储备银行的“中储券”。，“中储券”和日本军方发行的“军票”保持捆绑关系，利用侵略者刺刀的强势任意确立它对重庆国民政府法币的汇率，对法币的流通渠道进行侵蚀，最终驱逐法币，取代它在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日军赋予“中储券”的最大使命仍然是，进一步达到套取资源，“以战养战”的目的。

有资料显示日本侵占中国半壁江山之后，完全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支付巨额战争成本，并未从根本上损耗自己的国力，这种以战养战的方法，日本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广泛应用。依据日本政府的记录，日本在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中的庞大军费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所操纵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伪政府货币支出。

1932年6月“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中银券”，主要在东北流通。1937年7月“伪察南银行”发行“蒙疆券”，主要在华北流通。1938年3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主要在华北沦陷区流通。1941年1月，“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主要在华中沦陷区流通。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钞票，20%是给汪伪政府用的，80%是给日本侵略军用的，这个货币谋略就是在这个地方，一旦信用积累起来，需要多少物资，社会就给提供多少物资。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建立和“中储券”的出笼，以及日本的意图，对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货币金融地位造成极大的威胁。为此，重庆国民政府迅速作出反应，着手布署与阻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建立及中储券的发行，为此，在上海滩，国民政府与汪伪集团围绕着法币与“中储券”的存亡展开了一场金融战。

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双方动用了政治、经济和法律的手段，直至发展到使用各自手下的特工组织，大打特工战。这场战斗，在金融领域最终演化为一系列震惊中外的“银行血案”。这是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

重庆方面，早在伪中央储备银行和“中储券”出笼的前夕，即1941年1月初，重庆国民政府便电函上海银钱业工会和市商会，命令它们一律拒用伪中储券，在上海租界的邮电局也奉令拒绝收汇。上海银行业，钱庄工会也迅速作出响应。与此同时，军统局上海区也接到戴笠的指令，积极采取行动予以配合，对可能参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暗杀。

上海沦陷后，军统局在上海专门建有上海区，大量的特务潜伏在租界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敌伪情报，伺机策反和暗杀汉奸。军统局特工先后6次组织的刺杀汪精卫行动，令汪伪集团闻之风声鹤唳。

汪精卫伪政府引起国人的一致声讨，上海租界的学生罢课游行，高举“打倒汪精卫傀儡组织”的标语，沿途散发讨汪传单。陪都重庆公布宣言，誓以南京伪政府为敌，重申对汉奸的通缉。八路军、新四军也发出讨汪救国通电。在这种局势下，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要在上海设立分行，自然也要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抵制。

1941年1月20日，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勉强开业后，便迅速着手“中储券”的强制推行，同时限制法币的使用。日伪为了强制推行“中储券”用了很多办法，一开始是强制推行，他动用了500多人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方，租界地面张贴标语，马路上面，然后散发传单，然后在娱乐场所里面也散发传单，甚至于把上海报纸每天老百姓看报纸里面加页，这样使得每个老百姓定报纸的，看报纸都能看到“中储券”的情况，就加强它的影响，扩大它的影响范围。

日本正金银行声称，准备拿银行的全部资产，担保“中储券”的价值，日本军方要求上海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接受用“中储券”缴纳捐税，并暗中表示当天收下的“中储券”，当晚即可向“中央储备银行”兑换法币，不会造成损失，而表面上企图造成上海租界外国人也收“中储券”的假象。

正当日、汪不遗余力为“中储券”大造声势的时候，重庆国民政府早已经电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转发在沪中外银行，拒收“中储券”。电文中说到：伪中央储备银行系非法组织，无充足之准备金，非中国或外国银行公会会员，要求拒收“中储券”。根据这份电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负责人菲利浦，召集上海金融业和商业上层人士讨论决定：

公共租界各商店须拒用“中储行”钞票；“中储行”钞票不得购买外汇；各银行储蓄柜拒收“中储券”。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虽然笼络租界内电车公司同意收受“中储券”，但市民却很少有以它购买车票的。

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勉强同意接受“中储券”，营业员则坚决拒收。无奈，公司只得在营业间另设兑换处，一时间出现了凡以“中储券”购物者，必须事先换成法币才能购买的景象。伪中储行当局曾指派人员持“中储券”，向上海租界内的重庆政府四大银行及其它商业银行强行存储，四大银行在拒绝无效的情况下，只得收下。但在存单上注明“不付利息，提存仍以原券支付”，以示抵制。

“中储券”在上海的推行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汪伪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在各大交通车辆和大马路张贴标语，在《申报》、《新闻报》等报纸内夹杂传单，却仍然难以立足。“中储券”的发行遭到了迎头重击，即便勉强流入上海租界的也大多是些一元以下的小额辅币。“中储行”对此极为惊恐，认为上海是全国精华荟萃之地，如中储券不能在租界流通，便不能在金融市场上发挥作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重庆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银行的上海分行，仍在租界中照常营业，业务繁忙。面对这种情况，汪伪方面颇感头疼。迅速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对策，决定充分发挥“76号”的作用。

得到汪伪政府的指令后，李士群便指挥大批特务，仰仗日本人的支持，手持“中储券”到全市各大公司商场购买货物，如果对方拒绝接受“中储券”，便立即拔枪相向；同时，他们又以“特工总部”的名义，向上海滩各银行、钱庄发出恐吓信，声称胆敢不接受“中储券”就以武力对付。

汪伪同时还采取各种手段，命令租界里面同业公会的负责人，要各个商铺全部使用“中储券”，甚至还派特务去监视上海的柴米油盐，这些老百姓基本的生活用品商店里面，看他们使不使用“中储券”，威逼、利诱各种手段，都使用上了。

由于“76号”特工总部的暴力推行，“中储券”在上海地区已经开始慢慢流通起来。重庆国民政府极为恼怒，面对这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蒋介石指令相关部门研究方案，同时决定加强“军统”的行动力度。由于此前的暗杀事件，“中储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汪伪政府已经加强了戒备，增加了警力。76号特工总部也派出大批特工严加防范。经过戴笠的密谋，决定首先由军统上海直属行动小组，对伪中央储备银行高级职员进行打击。

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专员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成为第一个牺牲品。1941年1月30日，早上8点，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专员季翔卿轻松地走出家门，准备上班，两名预伏的军统特工突然闪出，对其连开数枪。军统首发得势，接着又将袭击的目标选在了位于外滩的“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

2月20号，早上10点50分，三个中年男子走进了分行，突然他们扔出两颗手榴弹，一颗手榴弹爆炸了，一颗手榴弹没有爆炸，整个银行的行员吓得都趴在地下动得都不敢动，其中有一个杀手冲上二楼，偶尔遇到银行的保镖，他连发四枪把保镖打倒在地，他们整个过程前后不超过三分钟，等日本宪兵和巡捕房的人过来的时候，这三名枪手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营业大厅内一片狼藉。

接连的锄奸行动，使得伪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职员人人自危，刚刚开张的银行濒于倒闭。鉴于这种严重事态，周佛海针对重庆方面发表声明，警告戴笠和军统特工，如有类似事件发生，将以暴治暴，采取严厉报复行动。

受到军统武装压力的汪伪当局为了消除锄奸事件的负面影响，高调出台法律条文，对不使用“中储券”的人和机构实施恐怖打击，1941年3月中旬起实施的《妨害新法币治罪暂行条例》规定凡“故意妨害中储券流通，或破坏其使用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拒绝使用中储券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凡银行、银号、钱庄、典当及其它公司行号，有第二条、第三条情形者，吊销其营业执照”。

军统特工的暗杀活动仍在继续， 3月21日，伪中储行上海分行高级职员偻侗又遭暗杀。身在南京的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周佛海接到上海来电“中央储备银行又遭渝方袭击，调查处副主任偻侗不幸身亡。”大为震怒，他立即复电“76号”特工总部，力谋反攻。

3月21日晚上，接到周佛海指令的76号特工总部正在摩拳擦掌地准备，一场惨案就要开始了。3月21日夜及次日凌晨，76号特工总部连续制造了两起银行大血案。本来，李士群派人要拿重庆政府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国农民银行开刀，不料手下人搞错了地方，却杀到了江苏农民银行的头上。

抗战爆发后，江苏沦陷区将一部分银行工作人员集中在上海待命。原在南京的江苏农民银行租下法租界霞飞路1411弄10号作为来沪职员宿舍。

晚上11点50分，76号特务头子吴世宝带着大批特务坐卡车来到霞飞路，他们来了以后敲门，那茶房不知道是谁，以为巡捕房来查房，就帮他开门引进来了，他们就带着就冲上楼去，把农业银行的职员全部喊起来，押下楼去。12个人排成两行，突然就开枪扫射，职员们纷纷倒地，只有一个职员幸免遇难躲到床底下去了，整个过程结束以后，他们呼啸而去，留下来结果发现是五个人重伤，六个人当场毙命，等巡捕房来以后，满地都是血，惨不忍睹，旁边的居民彻夜未眠，吓得睡都睡不着觉。

正当农行宿舍一片混乱，收拾残局的时候。凌晨三点，“76号”行动大队大队长吴世宝又率大批特务，搭乘两辆汽车，将距离“76号”不远的96号的中行别业团团围住。

一起震惊上海滩金融领域的集团大绑架即将发生。中行别业是原上海中国银行职员和家属的集体宿舍，早在1923年开始筹建。1924年首批房屋落成。中国银行各层次的行员，大部分集中居住在这里。命名为中行别业，意思是中国银行在营业用房以外所置的产业。

3月22日，星期六。周佛海这样记述了昨晚发生的一切：“八时起。连接沪电：昨晚击毙农行行员六人，伤十余人，逮捕中国银行行员一百二十九名，盖沪同志接余电立即反攻也。”

汪伪警政部长李士群，也承认了拘禁中国银行180名职员的事情，他说：“警政部不愿报复‘重庆恐怖分子’，但是他们的袭击愈来愈强烈，而租界当局又未能采取任何行动。因此，警政部别无选择，只得下令逮捕由重庆控制的本市的银行职员。”又称“只要重庆政府一表示出悔改之意，上海的和平与秩序就会得以确立，他们就会被释放……，假若这一警告被忽视，将采取类似的措施，对付重庆政府在上海经营的所有金融业的全体人员。”

美国著名汉学家魏裴德在《上海歹土》的书中一语点破了这一系列事件的内幕：┄数星期之前，报人乃是暗杀者的子弹和炸弹的目标。如今，无辜的银行职员被枪手残忍地屠杀，或者被日本宪兵及其傀儡助手所绑架……他们企图主宰当地金融和银行业界，通过有组织的投机买卖、囤积日用品、向地方银行职员征税，以及最近大规模地谋杀银行雇员和炸毁他们的居所，目的是迫使他们屈服于政治流氓及其上司的控制。

中国银行的一百余人，均被押禁于汪伪特工总部76号内。中国银行在上海金融业中营业范围最广，对社会影响最大，为了对客户负责，虽然当时大量缺员，在出纳、会计主管都遭拘捕的情况下，中行仍然组织行员全力以赴，顶上空缺，在集体绑架案第二天照常开门营业，深为广大市民的赞许。

中行别业与江苏农行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商会、银钱业公会等团体为安定市面，分别向重庆和南京发出呼吁，银行界人士也纷纷奔走联络，积极设法营救，希望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翰旋。一方面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设法制止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汪伪政府甚至“76”号疏通，晓以利害，劝说停战并要求首先释放在押的银行职员。

中国银行总部撤离上海后，其分支机构在上海的业务分别由潘久芬，史久鳌和程乃珊的祖父程慕灏三位副行长临时主持。

程乃珊介绍：我爷爷后来跟我说，他的头发白头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么当时作为整个银行的一行之长，我爷爷说没有办法，银行门口这些一百多个职工的家属跪在那里哭，要求银行给他作主。那么我听我爷爷说，那时我爷爷就住在英租界里面，就是现在在南京成都路，这个房子已经拆掉了，这个也是中国银行的，我爷爷就是住到这个租界里面了他也怕汪伪当局对他有行动了。

3月24日，汪伪财政部向上海金融业发出通令，威胁不得拒收中储券。尽管中储券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及法币的强有力阻击，但是，由于汪伪当局的暴力推行，许多商店、钱庄开始勉强使用。76号在血洗了江苏农业银行职员宿舍，扫荡了中国银行宿舍后，似乎被血腥味刺激得兴奋起来，金融界的恐怖事态进一步升级。

3月23日，交通银行的三名职员，被76号特务绑架。3月24日，76号又以炸弹袭击了中央银行上海驻地。上海沦陷后，中央银行留沪部分一分为二：一部分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逸园跑狗场，专收金银；一部分设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一家汽车行里，专门负责银行业务。

为加强打击效果，李士群专门命令76号制作了两颗大型定时炸弹。

这天下午3时50分左右，法租界逸园跑狗场中央银行上海分行办事处。一个身穿绿色邮差服的男子，将一只五洲肥皂箱放于柜台上，取出一份邮单让行员加盖收件邮戳后，立刻出门蹬车离去。不料数分钟后，箱子就冒烟爆炸，炸死7名职员。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邮差，也将一个五洲肥皂箱，放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办事处的楼梯上后迅速消失。一名路过的银行职员顺手将其搬上二楼。等银行职员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有个仪器不停地在闪烁时，大惊失色，惊恐的职员们正准备打电话报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同日，中国农民银行也收到一枚定时炸弹，但炸弹未能爆炸。《申报》是这样报道的，“昨天下午三点三十分，突然有一个形似邮差的人，将一件四十磅重的物件送至该行后，随即消失，行员见状知道一定有问题，于是立即拨电话报告警捕房，警捕赶到后经查看证实，的确是一枚定时炸弹，于是立刻拔去时针，所以没有爆炸，之后捕房迅速设法移去。”

周佛海当天的日记证实了这一事件，同时还流露出假惺惺的歉意。“3月24日，本日我方运送炸弹至渝方在沪之中行及农行，闻均爆发，死伤甚重。接报告后，心极不安，对死伤者尤觉抱歉。惟始作俑者乃渝方，我中储如不为渝方袭击，余亦不采此报复行动，故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国民政府在上海的几大银行连续遭到汪伪特工的破坏和袭击，并没有使双方之间的争斗暂停下来，与此相反，军统上海区也正伺机予以还击。新一轮的搏杀又开始酝酿。

中行别业绑架案发生后，银行各界积极活动，试图营救被绑行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还组织了特别委员会，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后来，同业人员又请出中立方——盐业银行的李祖莱和交通银行的副经理张佩绅出面去76号说情。

汪伪特工的恐怖行动引起上海外国银行的震惊，他们迅速召集会议，一方面，向重庆当局提出停止袭击“中储行”，另一方面，向汪伪方面提出停止报复行动。

关于当时的情况，周佛海在3月2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记述：“上海外国银行界集议，一面对重庆提出，一面向我方要求，停止互相攻击银行。余告以此乃余之目的，余已电令停止行动，今后如何，仍视渝方也。”

3月25日，国民政府的外交事务代表段茂澜来见美国总领事罗赫德，要求公共租界的行政当局给予更多的支持，段称：若无适当的保护则四行只能撤出，而国民政府的货币供应也将随之撤出，罗赫德答应向美国政府传达他的关注。

3月28日，美国驻重庆大使收到国民政府外交部有关中行绑架，农行爆炸案及中国、中央银行各分行爆炸案的照会。要求美国人向上海租界当局发个电报，命令他们“对租界内的中国诸银行进行适当的保护”。

4月4日，上海金融界人士联袂求见李士群，具名保释被绑行员，但遭拒绝……。

第二天，英美两国商会主席求见周佛海，要求停止恐怖行为……。

4月5日，旋赴中储，接见英美商会主席。渠等要求停止恐怖行为，以谋上海安全。余告以责任应由渝方负之，并详述余之金融政策。

程乃珊介绍：最后就是达到一个什么个协议呢？就是中行必须为这128个人作保，而且这128个人就是必须要就是不能够离开居住地，而且要随叫随到。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能够有这样的事发生，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发生，那就是要同级的，就是再有暗杀的事情，就是同级的行员，同级的人员当中一命抵三命，好像有这么一个协议。

4月8日，经过谈判，76号特工总部强迫中国银行必须答应出具残酷的连环互保，并保证随传随到，仍居留原地等条件后，被押的100多人才被释放，事实上并未获得自由。

关押了十几天的中行职员欣喜的回到家里，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周后，他们中的部分人又被请了回去。

伪中储行上海分行的会计课副主任张永钢此前曾被军统击伤腿部。4月16日，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侦察得知张永钢正在大华医院治疗。于是便派出几名军统特务混进大华医院头等病房，将其击毙。

接到张永刚被刺的电报，周佛海再次被激怒：“返寓接沪电，知分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钢前被渝方袭击伤腿，昨在大华医院将腿切断。本日暴徒七人入医院，将其击毙。渝方如此残酷，令人发指，当令沪同志于渝系银行职员中，本晚杀三人以报复。杀以止杀，情非得已，虽心有所不安，而势不能不行，未知本晚能否成功也。”

带着“情非得已”的“人道”面纱，周佛海发出“三命抵一命”的指令，李士群指挥“76号”特工总部，再次包围了中行别业。特务们按照名单，将此前出具连环保的银行职员带到“76号”特工总部。

程乃珊介绍：那么当晚他们就扣押了就是当时中国银行的，因为他是一命抵三命，当时就扣押了中国银行的九个科长，全部把他们又抓到76号来了。那么他们汪伪也很坏，他抓来以后，只是说我们了解了解情况，那么请他们吃个饭，对吧？大家了解了解情况。其实他们事先已经做好准备了，因为他们觉得被暗杀掉的那个汪伪的职员姓张，所以他们当时是打算，因为当时说好的，同级的员工里面一命抵三命，所以他们准备在这9个，当时主任级里面要找三个出来抵命。

76号在这些行员中只挑出了两名张姓职员：一名叫张筱衡，一名叫张立纬。

程乃珊介绍：那么还缺一个人选怎么办呢？结果呢，他们就好像觉得把，让天来作主吧，他们还很振振有辞，就让天来作主，就是在这个吃饭的这个位置上，就是另外就是，我听我爷爷说的，在凳子上面做了一个记号，就是谁坐上这把椅子，就成为第三个抵命的人。那么这里面有一个细节，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也是我听我爷爷说的，那个时候就是坐上这一把“死亡之椅”的不是后来的那个死掉的曹善庆啊，说是一个，这个主任年纪也比较轻，长相比较帅的，是他先坐上这把“死亡之椅”。那么那个吴世宝的太太，就是余（佘）爱珍她在后面。她看到好像这么一个一表人才的坐上这把椅子，她有一点就是于心不忍，她就让别人跟这个人说你不要坐这个位子，然后让他跟那个曹善庆换一个位子。据说曹善庆当时已经50多岁了，是年纪最大的一个，那么眼睛也有点儿毛病的，然后脸上就是，他因为生过天花的。那个余爱珍她就觉得好像那么一个年轻人去死呢，她好像觉得太可惜，就换了一个曹善庆。其实他们还是对于汪伪集团，他们对于汪伪当局，对人命还是草菅人命的。那么曹善庆也不知道，他就坐上这个位置。

“死亡之椅”的荒唐游戏玩过之后。接着，三人被带到另一秘密审讯室，其余6人则被驱逐回家。三人在房间内，由一名特务负责佯装讯问相关情况，逐一登记每个人的年龄、姓名、籍贯及家庭状况等等之后，76号特工总部答应送三人回家，随即派车押送中行别业。

程乃珊介绍：据说他们三个人真的以为没事儿了，好像那个曹善庆一坐上车还很开心，就很得意，就是还哼起了京剧的小调。最后后来车子一开到那个中行的门口，预先埋伏在里面的三个打手就马上就上来，两个人劫持一个人就通通都开枪了。

三人应声倒地。曹善庆、张筱衡被送往医院后不久死亡。张立纬因为头戴呢帽，子弹穿过帽顶，未击中要害，另一名特务又补了一枪，击中其腿部，张立纬顿时昏倒在地，特务们驱车扬长而去。

“4月17日，沪电，我同志奉余令，昨晚枪决中国银行课主任阶级之职员三人。心实不安，对死者遗族尤觉遗憾。后闻中、中、交、农本日均停业，电渝无复，将总辞职。如能因此做到双方停止暴行，则死者牺牲亦未始无代价也。”

血案发生的第二天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刊出大副标题，“以三抵一，信守诺言。”气焰极为嚣张。国民政府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被迫停业。

以中行别业屡遭袭击为由，4月23日下午，日本宪兵司令部勒令住户立即外迁。别业也就被日本宪兵接管。连续三个月的金融大血战，使得上海滩金融秩序大乱。法租界巡捕房为确保中央银行的安全，竟然派了一辆铁甲车守在银行门口。花旗、大通、友邦等外国银行的业务大受影响，纷纷提出抗议。与此同时，上海社会各界及英、美、法领事也强烈呼吁早日结束这一混乱局面。此时，蒋、汪双方均感到事态如此发展下去，必定会两败俱伤。

重庆蒋方认为：76号以日军作为后盾，并且决斗的场所又在沦陷的上海，日汪方面可以明火执仗地滥杀,显然是占尽了上风。而军统局特工则只能以租界作为掩护，暗中冒险出动，人手少，力量弱，形势极为不利，必须寻找一个妥善解决　一方面迫于压力，另一方面基于自身利益的立场，双方开始考虑结束这场争斗。可是如何收场呢？

4月18日，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致电上海银钱业，表示将竭力保护中、中、交、农四银行上海分行复业，以维持上海金融。与此同时，积极寻求英、美、法领馆的调停。

此时，戴笠示意在香港的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设法从中进行翰旋。在上海具有三大亨之一之称的杜月笙脚踩两只船，政界、商界都很吃得开，跟戴笠关系也很好，在这之前，他接受戴笠的指示，成功地策反了汪派的高宗武和陶希圣，所以名声大震，这次戴笠又委托他进行斡旋，他也很起劲，就马上发电报，指示他在上海的门生去找吴世宝，特务头子吴世宝进行斡旋，吴世宝跟杜月笙地位相当，辈份一样，但是他地位其实很低，那么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充老大，就开始积极地斡旋。

1941年，日军为了巩固在华中地区的统治，准备在新四军活动区域开始“清乡运动”。老谋深算的李士群正积极活动，为掠取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资源，并博得敢于和新四军作战的政治名声，夺取淸乡领导权。李士群顺水推舟接受了杜月笙的调停，命令76号特工总部即日停止行动。不久，“军统”上海组织也得到戴笠的命令，停止金融界锄奸计划。

4月25日，四大银行代表钟可成、张佩绅会见周佛海，商议允许四行复业事宜。

4月25日，旋接见钟可成、张佩绅。渠等为四行疏通，盼允其复业。余告以余并非压迫其撤退，如渝方不加害我中储行员，自不成问题，因允其下星期一复业。渠出示蒋先生之电，谓已令渝特务人员停止工作，实令人不能置信也。

青帮大佬和银行界的翰旋虽不能打消周佛海的将信将疑，双方毕竟停止了行动，自此，为期三个月的金融业特工战，告一段落。

4月28日，四大银行在上海恢复营业。蒋、汪之间的金融战仍在暗中继续，与此同时，太平洋战争的阴云也已经悄悄逼近。

尽管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法币的汇价明显呈下降的趋势，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中、中、交、农四行在日伪地区的业务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较为及时、得当的措施，并且得到了英、美方面和租界当局的公开支持，直到1941年12月前，法币在上海地区与“中储券”的较量中仍占上风，而在上海租界则基本上占绝对优势。

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半年后，“中储券”在内地流通已达6000余万元，但在上海租界主要仍是一元以下的辅币在流通。一般市民即便不得已收受了“中储券”，也往往立即设法购买物品或兑换成法币，“中储券”最终大部分又回流到中储行。

周佛海在日记中对此也颇感无奈。伪中央储备银行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在上海租界推行“中储券”收效不大。并把原因归结为：民众心理的阻碍，对所谓和平运动不了解。重庆金融潜势力的阻挠。而英、美等国际金融势力偏袒重庆一方；英租界也一直在推委延长对“中储券”合法地位的承认。如此等等，都使得汪伪方面甚感棘手，难以应付。

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法币的形势却急转直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完全撤出租界。至此，在上海金融业中不再有直接代表国民政府的金融机构存在。重庆方面支持下的外汇市场不复存在，在上海已经不可能以法币套取外汇。与此同时，日汪开始考虑以少量日军军票、“中储券”换取更多法币，以搜购更多的物资，并进一步对法币进行打压，驱逐法币。

1942年5月27日，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宣布禁止国民政府法币的流通，以“中储券”为统一的伪政府“法币”。 1942年5月31日，汪伪国民政府公布了《整理旧法币条例》正式废除国民政府法币的通货地位。

法币在上海被“中储券”驱逐了。此时的上海完全处于日军的占领下，重庆方面已经不可能在上海进行任何应对。

但是，重庆方面金融力量的退出，却并不意味着日、汪对上海金融统治的长治久安。恰恰相反，随着日军军事上的失利与经济上的日益窘困，日、汪正逐渐卷入上海的金融旋涡难以控制。随着“中储券”发行量的日益增大，很快发展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指数远远超过了“中储券”的发行指数。早在战争结束之前，“中储券”的信用已经破产。

一直到1945年8月份，日军战败，那么汪伪国民政府也就崩溃，伪储备券也被人们抛弃。1945年8月，汪伪国民政府宣告垮台。伪中央储备银行9月12日停业清理。伪政府历时，5年4个月17天。“中储券”历时，4年8个月。

文字 | 央视 探索发现 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