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事件 |“九一八”事变的前奏之一

铁岭市委党校讲师 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历史学会会员 卢骅

选自《铁岭文史资料第四辑》

1928年6月4日，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野心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发生尖锐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即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此后，以日本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为核心，暗中组成了发动“满洲事变”的阴谋集团，在东北不断制造挑衅事件，寻找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如铁岭事件(1929年9月23日)、万宝山事件(1931年4月11日)、中村事件(1931年9月6日)等。铁岭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皇姑屯事件”后在我国东北制造的又一个严重的挑衅事件，成为当时中日交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桩悬案，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也未获解决。事隔60年矣，如今铁岭事件的真相已鲜为人知，而且以往和现在的中日书刊亦多未提及。今年正值铁岭解放四十周年，笔者依据当时有关文献资料并走访一些知情者，撰成此文，在就教于诸同志的同时，献给今人及后人，供思之。

八面城冲突后　日军在铁岭地区不断挑衅

铁岭位于奉天(今沈阳)和长春两大城市之间，是扼控南满铁路(今长春至大连铁路线)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即以保护南满铁路和日本侨民为借口，派重兵驻扎铁岭。“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铁岭驻有一个守备队，还驻有日本关东军第19旅团部及一个直属联队和日本宪兵等。日本侵略军和日本驻铁岭领事馆、警察署及“满铁”铁岭驿(火车站)，成为当时铁岭的“太上皇”，在铁岭干尽了坏事。

早在1914年8月17日，日本侵略军在昌图县八面城举行军事演习时，故意挑衅滋事，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日军以此为借口，擅自向郑家屯(今吉林双辽)派兵一个中队，强行驻扎，致使日本侵略势力不断扩张，侵入了吉林南部地区。与此同时，侵驻昌图之日军还大施淫威，枪杀当地乡团团总一人，绑走团丁数人。中国外交部闻讯后，曾于8月29日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但日方竟然置之不理。不仅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用武力逼迫北京政府承认“二十一条”还向我国东北和山东等地增兵3万多人，并在八面城、郑家屯一案中不断扩大事态，制造紧张空气和战争气氛，铁岭、开原、昌图、郑家屯一带日军处于戒备状态，日本驻铁岭领事馆曾召集住该地(辖铁岭、开原，昌图、法库，康平、清原、柳河，辉南等十余县)全体日本商民，要求准备中日断交后全数迅速回国，仿佛中日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战争。(参见《东北近百年史讲话》，第128—129页；另见《中日近代关系史事记》第61页；又见《东北大事记》第130页。)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惊恐万状，立即饬令奉天省公署暨省财政厅向日军偿付1.2万元“慰劳金”，以示对在八面城冲突中受伤之日军的“慰劳”和歉意。但日方并未就此善罢甘休，除1916年8月13日八面城冲突两周年之际再度制造了郑家屯事件外，又通过各种手段威逼利诱，终于迫使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八面城冲突后，特别是“二十一条”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之后，日军在铁岭等地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枪杀无辜，制造事端。例如，1916年11月10日，日本帝国主义乘郑家屯事件正在交涉之机，强行在郑家屯、昌图、八面城等地增设警察派出所。据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昌图县之日本警察派出所已增加到10个，有警士23人 (参见《东北年鉴》第346页)。日军和日本浪人等在铁岭、昌图一带经常殴打、枪杀中国老百姓，制造多起流血事件。

1925年5月14日，日人黑川等持枪刀搅闹昌图县衙署，当地官军不敢过问制止。1927年3月，日人花村憔霸占昌图县居民董玉文房屋；5月，日人中岛直木霸占昌图居民李艳华房屋。对日本侨民的不法行为，铁岭日本领事熟视无睹，置若罔闻。1928年，日人片山在昌图滋事，殴打当地平民李秉义，并开枪射击，将李打成重伤。在铁岭至长春之南满铁路间，经常有无辜百姓被日军射杀而伤亡者。1927年2月，驻昌图桓沟子站之日军无故枪杀当地农民唐文玉，即是一例。(引同上)

上述事实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铁岭地区制造的各种事端，不但野蛮残暴，而且次数频繁。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和地方军阀政府一再妥协，屈辱退让，事态虽未扩大，但是，铁岭、昌图等地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自发地抵御过日军的挑衅行径。例如， 1927年3月和6月，昌图人民出于强烈义愤，分别处死了服部哲彦、田中正义这两个作恶多端的日本人。日本侵略者的侵华行径受到中国人民的打击，使之更加恼羞成怒，其侵华暴行也更变本加厉了，于是就制造了1929年的“铁岭事件”，为发动侵华战争寻找借口。

日军是“铁岭事件”的罪魁祸首

1929年的“铁岭事件”是由于日本宪兵在铁岭清乐茶园滋事寻衅而引起的。清乐茶园建于清朝光绪年间，位于铁岭县城内广裕大街西侧，是当时铁岭最大的剧场之一。

1929年9月23日，驻铁岭的日本宪兵队六、七名宪兵酗酒后来到清乐茶园，故意寻衅闹事。他们举手就打，张口便骂，把个清乐茶园搅得一片混乱，营业被迫中断。清乐茶园的老板见状不妙，急忙报告了铁岭县公安大队，请他们出面制止。铁岭县公安大队长卢振武，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他立即派军警数人前往出事地点，予以制止。骄横跋扈的日本宪兵根本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他们不但拒不服从中国军警的劝阻，反而大打出手，拳打脚踢，中国军警因而受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军警给予了自卫还击。几个宪兵回到宪兵队部，当即调来大队人马，在日军第19旅团长汾阳少将的指挥下，将铁岭县公安大队部团团围住，还封锁了广裕大街。日军在“大街两旁，满布阵式，遮断交通，一时城市行人断绝。”（《东北年鉴》，第343页。）面对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日本侵略军，卢振武大队长命人“将大门掩闭。不久，日兵将大门撬开闯入，将队兵缴械，且将全队带走。并拘得附近商民百余名，排跪平地，百般凌辱。复大事（肆）搜翻，临行绑去官兵三十余名，大枪五六十支；又将队部文卷器具与附近居民杨雨奇、张仁政等数家所有物件，多数捣毁，衣服亦被搜掠殆尽；又将城西门外分所大枪抢去四支，始将街市日兵撤回。”(引同上)铁岭县公安大队长卢振武只身避于铁岭县公署，幸免被捕获。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铁岭事件”。

“铁岭事件”的出事地点清乐茶园所在地广裕大街，本是中国领土，并非日本“满铁”附属地，也不是日本“租借地”。中国军警在这里行使主权和治安管辖权是完全正当的。具有爱国意识的中国军警直接出面维护治安，并且阻止了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的不法行为，这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日本关东军绝没有想到，中国军警竟然有如此胆量，敢于管辖它们的宪兵队。他们认为这一事件触犯了“大日本皇军的尊严和利益”，岂肯善罢甘休? 尤其是日本关东军一直在寻找机会，妄图为发动侵华战争提供借口。如今，他们怎能放过这—时机?

于是，在“铁岭事件”发生后不久，驻沈阳之日军守备队当即开来一部，以增援铁岭滋事之日军。铁岭、开原、昌图一带的日军亦蠢蠢欲动，加强戒备，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9月25日，沈阳辽宁交涉署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分别向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驻华公使馆交涉此案。第二天，铁岭交涉局奉令向铁岭日本领事提出严重交涉和立即释放被绑走之中国军警等条件。日方不但态度傲慢，迄不承认事实，而且还在9月26日“派官兵多名，到公安局恫吓，种种行为，蛮横已极。”(引自《东北年鉴》，第343页。)9月27日，被虏之铁岭公安大队官兵在日本宪兵队俱受长跪殴打之辱。日军不但大肆虐待和残害中国军警及附近平民百姓，而且捏造事实，反诬中国军警挑衅，竟向铁岭县公署索要公安大队长卢振武，意欲加害于他。日方这一无理要求，遭到铁岭县公署的拒绝。正在避难的卢振武，见属下久未获释，心急如焚；自己欲挺身而出前去交涉，据理力争，定会被拘押、受迫害，他“不堪凌辱”，遂愤而自杀。为此，辽宁交涉署交涉员向沈阳日本总领事再次提出撤惩肇事日官兵等要求。日方见卢振武已死，只好于9月28日将被拘捕之公安队员及枪械释还一部分。9月30日，日方又无理取闹，反提出要中方赔偿30万元为4个被打的日本宪兵治伤，将出事地点广裕大街划为“满铁”附属地等蛮横无理的要求，辽宁交涉署予以严词拒绝。从此，“铁岭事件”遂成悬案，直到1931年 “九·一八”事变，仍无结果。

“铁岭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之一

“铁岭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我方提出侵略要求，并在军事、政治、经济及其它方面进行威胁、渗透，极力扩张其侵略势力。日本关东军本部也积极加紧策划和部署，为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　　

1930年2月，日本南满电气株式会社乘中日交涉“铁岭事件”之机，擅自在铁岭至沈阳间架设通电杆线，强行营运，并劝诱当地商民，安设电灯，从而垄断了铁岭的供电照明业。同年8且28日，日商在承建中国军队昌图红顶山兵营过程中，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故意破坏，给中方军事工程带来损害，中方为此提出严重交涉，由于日方极力阻挠谈判，此事件又成为悬案。

日军仍故伎重演，经常在南满铁路沿线枪杀无辜百姓。1930年3月15日，在开原孙家台站北铁路线上发现一具中国男子尸体，经堪验系日军枪杀致死。1931年6月30日，开原日军又无故斩毙5名华工，类似事件时有发生，屡见不鲜。

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方拒绝接受其无理要求后，于1930年9月6日--“铁岭事件”一周年前夕，在铁岭广裕大街上强行设立标桩，意欲强占为“满铁”附属地，造成既成事实。铁岭各界民众同仇敌忾，誓死反抗，并推举代表前往沈阳，向辽宁省公署请愿，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再次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鉴于铁岭人民的一致抗议，加上省内外民众团体的声援支持，辽宁省公署和交涉署向日方提出照会，严禁日人这一非法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没有得逞。

为了把铁岭建成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哨阵地，策应沈阳、长春之关东军，日本帝国主义还在铁岭城西马蓬沟建筑兵营。1930年12月4日，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秘密派人侦知此事后，向新闻媒介如实作了报告，指出：日军此举，意在镇慑开原、铁岭，威胁辽、沈地区，极关系于我国国防，请全国民众一致奋起，誓死力争，以弭隐患。铁岭人民为了保卫祖国主权和家园，群起响应，纷纷到铁岭县公署、辽宁省公署请愿。一些中小学校的师生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揭露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他们还和抵制日货运动结合在一起，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的进步青年学生由于受到“铁岭事件”的刺激，深感东北的危急和民族的危亡，先后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抗日救国的道路。

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唤醒了民众，打击了敌人。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也加快了。它们在强占广裕大街的罪恶阴谋破产之后，经过蓄意策划，接连不断地在铁岭等地举行军事演习，炫耀武力，威胁恫吓，妄图制造事端。例如，1930年9月12日，当中方照会日方拆除其在铁岭广裕大街私设标桩之后，铁岭日本守备队未经照会声明，突然在铁岭城外举行夜间战术演习，顿时枪声大作，子弹穿入城内民房，“全县人民饱受惊惶”。 (《东北大事记》第507页。)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沈阳、铁岭，开原、昌图等地多次举行军事演习，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几天，日军的军事演习仍经常地、突然地发生。 “九·一八”事变的当天，早已做好准备的铁岭日本守备队，立即赶往沈阳，参加日军进攻北大营等地的军事入侵。由于东北军奉令不予抵抗，日军很快侵占了沈阳城。尔后，日军之一部沿南满铁路北上，在沿线日军的配合下，于9月19日侵占了铁岭、开原、昌图等城市。此后，铁岭人民沦为亡国奴，长达14年之久。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铁岭事件”也不了了之，终未获得解决。

综观“铁岭事件”的前前后后，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东北的野心久已形成。继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侵华事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尚须一段时间进行准备，这些事件均未演变成全面的日本侵华战争。不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了。经过一番准备和策划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挑起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由此可见，“铁岭事件”确实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九·—八”事变的预演和前奏之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民对这段历史并没有忘记，也是不应忘记的。　　

忆1929年的“铁岭事件”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陆军学校校长 孟克毅

选自《铁岭文史资料第四辑》

一九二九年是个多事之秋，继“中东路”中俄战争之后，斯年九月，铁岭县城又发生了一次较大的中日纠纷事件。这次事件的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人民的一次最野蛮的侵略行动。

我当时十三岁，在铁岭县立中学最低年级十三级学习，我是耳闻目睹、亲身经历这次事件的千万个中国人之一。虽说我年岁较小，但对我的心灵刺激太大太深了，使我终生不忘。这一事件对我以后的成长道路有很大影响。诸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并参加抗日义勇军的反满抗日活动，失败后于一九三三年流亡北平，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于一九三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等革命活动。并于一九三六年流亡祖国大西北，经党组织介绍，在陕北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彻底走上了为民族解放、为阶级解放、为社会解放的革命道路。这一事件，在当时对我来说，确实起了激励和促进作用。虽说这一事件距今已有五十八年之久，回想起来，记忆犹新。现将这“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事态发展的过程、事件的结局和对我的影响，概述如下：

记得在一九二九年九月某个星期六下午时节，铁岭火车站日本守备队几个士兵，在广裕大街一家饭店吃酒，吃得熏熏大醉，吃完就走，也不付钱，当店家向他们索取酒钱时，竟遭日本士兵刺伤，当即就有一名公安士兵，被刺伤倒地。这时，铁岭县公安大队的大队长卢振武见事不好，亲自出面前来制止，但日本士兵仍不听劝，反而又向大队长行凶，公安大队长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命令我公安士兵动手，将其中一个打倒在地，另几个日本士兵仓皇逃回车站, “事件”随即发生。

铁岭火车站日本守备队，得知其士兵在城里无端肇事被打伤的消息之后，当夜调兵遣将，从沈阳调来大批增援的日本部队，于次日早四时许，开始分头出扰，首先将铁岭县公安大队驻地包围起来，进行武装搜索，见人就打，见兵(公安兵)就杀，扬言要活捉公安大队长处以极刑。同时派兵又将铁岭县政府包围起来，里不能出，外不让进，黄县长下落不明。日军并在各主要马路和街道上，派设岗哨，警备森严，不叫人、车通行，有违犯者，当即枪杀，曾有许多无辜的民众白白的被枪打死打伤。叫人最不能容忍的耻辱，是日本鬼子派兵将铁岭中学也看守起来，不准学生出入，学校被迫停课。更为蛮横无理的做法，是日本鬼子竟把铁岭各界用电的电源切断，到了晚上无灯可用，无明可照，一片漆黑，那种暗无天日的情景，真叫人可恨又可怕。另外，所有县府机关部门，都陷于瘫痪状态，学生失学，商店关门，停止营业，市民恐慌不安，社会秩序大乱。就是说，由于日本鬼子的发难，把一个和平乐业、买卖兴隆、市景繁华的铁岭城，变成了一个任由日本鬼子杀人行凶，为所欲为，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屠宰场。

“铁岭事件”发生后，奉天省(辽宁省)当局立即知晓，派专人从外交方面与日本驻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土肥原交涉，并派人协同日本方面来铁岭调查，我方表示愿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尽快解决，以防势态发展。但日本方面所提条件过苛，把发生“事件”责任推给我方，什么交出杀人罪犯县公安大队长，什么赔款多少多少……诸如此类的要求，至于日本士兵首先行凶杀人，打伤我公安兵，打死打伤我民众多人，以及武装侵占铁岭城，袭击县政府，危害市民生命财产等等侵略罪行，只字不提，这些无理要求都被我方拒绝。

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我东北当局张学良将军曾派一个步兵团，由沈阳出发，徒步行军，于“事件”发生后第三天到达铁岭，其任务是控制事件发展，维持地方治安。为了避免中日军队武装冲突，中国军队暂未进城，临时住在城东南郊区乡下。

经中日双方代表几天交涉，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日本方面要求，中国交出公安大队长，由日方处刑，否则拒不撤兵。中国方面坚决拒绝了这种蛮横无理、损害国家主权的要求，斗争激烈，相持不下。

说起公安大队长，他于事件发生后，在日本鬼子进兵侵占公安大队部和包围县政府之际，带了两个公安兵，躲避在广裕大街某小巷的院子内，敌人不易发现，以观情况发展变化，他并未估计到日本会出重兵动武，侵占县城，残杀人民的这种严重后果。在此期间，曾有人劝他暂时外出，避开锋芒，待机行事，但被他拒绝了。他认为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遗祸于国危害人民。当他得知日本鬼子非要他不可，不达目的，绝不善罢甘休时，他为了铁岭县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中华民族崇高无尚的荣誉，毅然决然要挺身就义，都被人们劝阻。但他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计，他最后毅然悬梁自尽，以身殉难，以忠报国，公安大队长的这种豪情壮志，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行动，感人至深。

公安大队长以身殉难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家喻户哓，老少皆知，无不为之感叹而流泪。中日双方谈判代表也赶来现场，检验属实，日本方面再无隙可寻，于是将其军队撤回车站，中国军队开进城内，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商店营业，学校开课, 此“事件”闹腾了六、七天，中国方面损失很大，不了了之。　　

“铁岭事件”平息后，约一个星期，铁岭中学的师生自发地起来组织了对殉难的公安大队卢大队长的追悼会。记得在一天的下午四时许，全校师生千余人集中在教学楼南侧大操场，召开了庄严沉痛的追悼大会，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都讲了话。全体师生正沉郁于悲痛之际，忽有几个日本鬼子(特务)身着便衣，乘马车来校，直接闯进追悼大会的现场，进行无理干扰，当即引起了广大师生的愤怒，坚决提出抗议，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这几个日本鬼子作贼心虚，见势头不对，狼狈遁去。我们胜利的开完了追悼会，使广大师生受到了一次很现实的爱国主义教育。

总之，这一“事件”，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印象深影响大，培育了我爱国主义思想的成长，激发了我民族解放觉悟的提高，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热爱自己的家乡铁岭，热爱东北的白山黑水和松辽大平原，热爱祖国的大好山河和一草一木。同时我也亲身觉察到我们的祖国灾难重重，是那么软弱可怜，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和侵略，我为祖国忧悒常常流下热泪来，我为祖国担心害怕被强盗吃掉，像当时被日本占领的朝鲜人民一样，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那该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悲啊，我们坚决不当亡国奴，时代和环境要求我们青年要发奋图强，立志救国。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和幸福，牺牲流血在所不辞。我当时这一朴素的愿望，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步得到实现，发展和提高，直到忠实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上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