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造云子 | 日本间谍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里间谍案

日本间谍南造云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虽然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寸土必争，但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日军在战争初期的进攻势头很猛，进展也非常迅速，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失守。中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此时的南京是民国政府的首都，蒋介石的总统府里浓荫蔽日，如往常一样宁静而神秘，而最高军事委员会正在这里进行着一次绝密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上提出，当迅速歼灭日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舰船和海军陆战队。此时，中国长江流域的日本海军分为两股，一股盘踞在上海，另一股则游弋在长江中上游。会议决定分别对这两股日军实施决定性打击。这一重要举措，除了痛击日本海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战略目的。

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介绍：当日本军队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准备按照当年清朝军队入关的路线。占领北京和天津以后，从北方南下，一路沿津浦线往南京打；一路从山西、陕西往四川，包抄后方。这样对我们中国形势很不利。为了打破日本这种战略方针，我们必须把日本军事战略的矛头从北方拉到南方来。所以国民政府就召开军事会议，确立战略方针，就准备对上海日军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进行突然袭击。这样把日本的战略矛头从北方拉到南方来。

我军的目标是痛击日本海军的同时，吸引日军主力南下。为达成这一战略目标，关键的一步是必须封锁江阴要塞。江阴要塞江面是长江上最狭窄的一段江面，封锁了江阴要塞就切断了日本驻沪海军和游弋在长江中上游日本海军的联络，长江上的日军舰船将成为瓮中之鳖，歼灭了长江中上游的日本海军之后，中国军队再回头消灭孤立无援的驻沪日本海军。

蒋介石又签署命令：迅速加强江阴要塞岸上的炮火密度，破坏江阴一带长江水面的航路标志，在江面通道布置沉船使之堵塞，并布设密集水雷，相关部队进入一级战争状态。

会议在8月5日进行，封锁要塞的命令很快下发到作战部队。8月8日，蒋介石收到战报。江阴要塞并没有封锁住日本的舰船和海军陆战队，其唯一的战果仅仅是扣留了两艘日本小商船：长阳号、大贞号。

原来，8月6日、7日，重庆、宜昌、武汉、九江、南京等各港口的日本军舰、商船均开足马力驶往长江下游，冲向江阴要塞。而此时江阴要塞部队的封锁行动还没有全部展开，一时措手不及，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军舰和商船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长江流域各港口城市的日本侨民也突然停止一切工作随日本舰船逃离。8月6日、7日这两天中，冲出江阴要塞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共有30多艘。

这样，由最高军事委员会策划决定的这次分割包围、瓮中捉鳖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一切现象表明，日本人一定是事先获得了情报，不然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反应。

对此，蒋介石既震惊又恼怒，他责成南京警备司令部的“外事组”立刻介入调查，必须查出泄密者。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副馆长介绍：1937年南京警备司令部的外事组，是属于警备司令部特勤二中队下面的一个机密小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日本使领馆的间谍活动。也就是说是代表中国方面进行反间谍活动。那么长期以来，这个小组对日本使领馆进行了监视、刺探情报等特务工作。

他们的队长、组长叫丁克勤，他是一个老牌的特务人员。但是这个外事组呢，它不是国民党中统或军统特务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而是警备司令部所属的一个间谍组织，反间谍组织。

事关重大，“外事组”立刻展开工作。但是从会议上的决策到最后命令的下达，其间要经过很多道环节，也就是说这些环节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泄密者。那么到底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呢？

首先，参加这次军事会议的军政大员有汪精卫、何应钦等人，虽然他们有不同程度的亲日倾向，但是以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显赫地位是断然不会泄密的。

此外，会议上还有少数几个行政院的机要秘书，他们泄密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大。

那么嫌疑较大的就是江阴要塞的少数中低级将领以及译电员、抄送官员等等，他们都成了怀疑的对象。

另外，谁也不敢保证行政院里的那几个机要秘书就一定没有嫌疑。因为涉嫌者太多，“外事组”根本无法锁定重点嫌疑人，于是案件的侦破陷入僵局。

就在外事组为这次泄密事件一筹莫展的时候，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事端。8月13日，抗战的烽火烧到了上海，中日双方在淞沪地区展开激战。

8月20日，淞沪战役打响后的第7天，英国驻华大使许格森乘坐专车从南京赶往上海，当汽车在京沪公路上行驶时，空中却传来了飞机的马达声。两架日本战机丝毫不理睬汽车上醒目的英国国旗标志，对汽车进行猛烈的射击和投弹，直到将汽车炸翻，日本战机才扬长而去。

此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英国和日本并未宣战。在中日战事中，英国只是一个中立国。中立国大使的汽车被日军袭击，顿时震惊中外。

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的外交抗议，日本人则解释说汽车上英国国旗太小，日本飞行员根本无法辨认。

本来这只是英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外交事件，但是很少人会知道对这个事件最感到震惊却是蒋介石。

原来，淞沪战役开始后，为鼓舞士气，蒋介石决定亲临上海前线视察，但是日本空军却掌握着制空权。

从南京到上海有近7个小时的车程，蒋介石究竟如何到达上海前线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在8月25日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新任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一个看似稳妥的办法。

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介绍：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得到一个消息：当时英国驻华大使许格森要从南京到上海去，到上海去指导上海英国侨民的工作。当时中日战争发生过之后呢，西方国家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都宣布保持中立。因而白崇禧认为，许格森坐汽车到上海去，日本飞机不会对他进行袭击。而许格森也做了精密的准备，特意在汽车顶上铺上了很大的、很醒目的英国的国旗，米字旗。当时飞机飞得不高，不像现在，很容易辨别这是英国的汽车。

白崇禧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就告诉了蒋介石、委员长，说你可以乘许格森的汽车到上海去，这是比较安全的。蒋介石同意了。白崇禧的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但是在8月20日当天，蒋介石却因故临时取消了去上海的计划，没想到却意外地躲过了一劫。显而易见，这次袭击事件绝对不是一次意外，而是一次有预谋的暗杀行动，这分明是日军事先获得情报，专门冲着刺蒋而来的。这次，蒋介石大为震怒，他严令“外事组”必须在一个月内侦破此案。

而提出这个建议的白崇禧更是觉得毛骨悚然，因为他的建议几乎要了蒋介石的性命。但是外事组很快就排除了对白崇禧的怀疑，因为身为国民政府高官，新上任的副参谋总长，他绝对没有理由如此自毁前程。

蒋介石搭乘英国大使的汽车一事，是在军事会议上提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位高级将领和几名机要秘书在场，外事组很快将这次袭击事件和8月初的江阴要塞事件联系起来。

他们判断泄密者很可能就在这几名机要秘书之中。但是，行政院里的机要秘书都是蒋介石或者行政院长汪精卫的亲信，他们会当日本间谍吗？“外事组”一时也难以判断。再说即便有一个日本间谍，那究竟是谁呢？

8月的一个下午，蒋介石匆匆赶回到他的住处——南京黄浦路上的中央军校，他准备对军校的师生进行一次战时的精神训话。黄埔军校迁到南京后，改名为中央军校，就坐落在南京的在这条马路上。这条马路也因此被命名为黄浦路。军校的礼堂里，蒋介石正准备上台讲话，军校的总值日官突然宣布，发现两名可疑人员进入军校，军警正在搜查。这样，蒋介石的讲话不得不暂停下来。

军警很快发现了这两名嫌疑人员，但是这两人在混乱中乘坐一辆行政院的专车冲出了中央军校。事后方知，这两个人都是日本特工，他们的行动目标就是刺杀蒋介石。

堂堂中央军校居然混进了日本特工，而且还乘坐行政院的专车逃离现场，简直荒唐，蒋介石命令“外事组”迅速破案。当时，那两个日本特工只顾逃命，他们没有想到帮助他们逃离中央军校的那辆车却暴露了他们的同伙。外事组查阅了中央军校门口的车辆进出登记表，发现那辆行政院专车的主人是行政院的机要秘书黄浚。而这个黄浚也正是前两个泄密案件的几位嫌疑人之一。本来一筹莫展的外事组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们迅速调来了黄浚的档案。黄浚，男，字狄岳，福建侯官人。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任职。

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介绍：一直到1927年，南方的国民政府北伐成功。打垮了北洋军阀统治，黄浚失去了北洋政府的黄金宝座，一度没有工作，在上海做教师、做其他工作，流浪了一段时间。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他们利用南京国民政府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他也是福建人。他们利用这个关系，以及其他的各种关系打通关节，重新进入到国民政府工作。

当时中日关系非常紧张，中国政府急需精通日语的人才，而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的黄浚不但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文化和社会状况也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他很快得到了重用。

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介绍：1932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结合，建立蒋汪合作的政府。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他是一个对日本亲日的，他对黄浚这样的人更加重视，把他提拔为自己的机要秘书、简任级的官僚，地位仅次于秘书长陈布雷。

外事组的负责人丁克勤突然想起一件事，在一次宴会上，日本领事馆的领事须磨曾无意中说了一句：黄浚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希望丁克勤多多关照。但丁克勤知道，这个须磨虽然表面上是个外交官，而实际上却是个老牌的日本特务，他是日本在南京间谍网的总负责人。

一切线索都指向黄浚，但对于这个汪精卫的红人，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是绝不能轻举妄动的。“外事组”决定对须黄浚进行全天候跟踪、监视。他们判断，如果黄浚是间谍，那么他必然要和日本领事馆的人发生接触。同时，外事组决定立刻起用早已潜伏在日本领事馆的28号特工。外事组命令28号特工时刻注意日本总领事须磨的动态以及日本领事馆里的任何异常情况。

但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过去了，对黄浚的监视没有任何成果，黄浚没有和任何日本领事馆的人或其他可疑人物发生过接触。他似乎过着一个政府官员的正常生活。但是也有一点意外收获，就是黄浚的生活非常奢侈，而以他的薪水是绝对不可能支撑他的这种奢侈生活的。

黄浚的儿子黄晟供职于外交部，他的生活一样奢侈，而仅仅靠着工资是无论如何不够他们花销的。外事组分析，支撑黄浚父子奢侈生活的很可能是他们做间谍的活动经费。

但这仅仅是分析，仅凭这点绝不能判断黄浚就是个间谍，而那辆行政院的专车也可以解释为是那两个日本特务偶然盗用的。与此同时，在日本领事馆卧底的28号特工也报告说没有发现须磨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外事组再次陷入迷茫，而来自蒋介石的催促让他们如坐针毡。

那么怎样侦破黄浚呢？国民政府的外事组做了准备。外事组的一个特工侦查发现，黄浚家里一个女佣是苏北人，一个小姑娘叫莲花。经常为黄浚家里到街上买菜买东西，他们认为这个是可以进到黄浚家中侦探消息唯一的通道，别的没有办法。

这天，莲花如往常一样出去买菜，在街上却被两个陌生男人挡住了去路。莲花正在窘迫之际，一个年轻英俊的青年出现了，他三下两下就打走了那两个流氓，然后热情地护送莲花回家，莲花无比感激。之后的两天，这个年轻人和莲花频频约会，几天的接触，让莲花对这个年轻人充满了好感。

就在莲花坠入情网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把莲花带到了一栋神秘的小洋楼里，这里是外事组的秘密办公地点。这个年轻人的上司向莲花和盘托出真相，他希望莲花能够帮助外事组监视黄浚父子。

一阵眩晕之后，莲花缓过神来、陷入沉思。外事组则极力说服莲花，因为这是他们打入黄浚家的唯一机会。

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介绍：莲花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有爱国心，一个劳动人民的子女。她知道黄浚的真面目以后，当时我们中国人，包括普通的老百姓，都对日本侵华充满了愤恨啊，对那些出卖祖国的汉奸更加仇恨。莲花姑娘也是这样子的感情，所以她向外事组的特工们表示，我愿意配合你们工作。

莲花的工作积极性很高，每天都把黄浚的可疑行为上报给外事组。黄浚的疑点越来越多。

外事组越来越相信黄浚就是那个日本间谍。莲花还提供了一份和黄浚有密切交往的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上赫然列着：参谋本部高参曹思成、军政部秘书王必贵、海军司令部部员李龙海。外事组相信这些人很可能都加入了黄浚的间谍集团。此外，莲花的情报中有一条特别引起了外事组的注意。

民革南京市委文史工作委员会万东介绍：黄浚的汽车司机小王，他平时并不戴礼帽，但有时出去却要戴礼帽。在戴礼帽之前呢，他都要绕到黄府的书房去，拿上礼帽来戴。回来的时候呢，又将这个礼帽丢在黄府的书房的桌上。这一奇怪的现象，引起了莲花的注意。

外事组分析司机王本庆应该也是黄浚间谍集团的成员，而那顶帽子里很可能就藏有情报。外事组立刻对司机王本庆进行了跟踪和监视。

就在这时，在日本领事馆卧底的28号特工也传来情报，原来，他发现了一个相同的奇怪现象，日本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小河次太郎，最近总爱戴着一顶黑色礼帽出去。

来源不同的两条情报彼此照应，这顶神秘的礼帽引起了外事组的绝对注意。

外事组发现，王本庆果然在和小河秘密接头。但是他们见面并不说话，有时甚至没有看到对方就完成了情报交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副馆长介绍：他们情报交换的方式是互相交换礼帽。在国际咖啡馆进口处有一个衣帽架，那么每一次他们交换的方式，是把情报放在两个相同的礼帽当中。然后王本庆到了咖啡馆以后，就很自然的把礼帽挂在衣帽勾上。然后就去喝咖啡，而小河进来以后呢，也同样把他的礼帽挂在这个衣帽架上。当王本庆离开的时候，他就拿走了小河的礼帽，而小河离开的时候，就拿走王本庆的礼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交换情报。就这样，在新街口的国际咖啡馆里，王本庆和小河次太郎甚至不需要见面就完成了情报的传递，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只是去喝了一杯咖啡而已。

外事组这时才如梦方醒，怪不得跟踪黄浚十多天都抓不到什么蛛丝马迹，原来他是利用自己的司机帮他传递情报，而他却衣冠楚楚地坐在行政院的办公室里写他的公文。

至此，似乎可以抓捕黄浚了，但是外事组担心立刻抓捕黄浚可能定会打草惊蛇。万一黄浚死不交代，那么黄浚的同伙就很可能逃之夭夭。

更重要的是，虽然可以肯定王本庆的帽子里有情报，但是毕竟没有看到情报的内容。万一有什么意外，错抓了行政院的机要秘书可不是闹着玩的。

针对这些情况，外事组的特工立刻研究制定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完成了这个计划，既可以掌握黄浚间谍集团的犯罪证据，又可以把黄浚间谍集团的所有成员一网打尽。

8月25日，日本领事馆的小河次太郎再一次戴上了那顶不合时宜的帽子。他骑着自行车，向新街口方向而去。而此时他的行为已经完全处于外事组的监视之下。在一个安静的十字路口，一辆自行车重重地撞上了小河的自行车。小河次太郎受伤倒地，那顶礼帽也被甩在一边。肇事者正要扶起受伤的小河，却被一个“交警”押往警察局。而几个看热闹的“好心市民”赶忙上前，把小河次太郎扶上一辆路过的人力车，不由分说地将他送往“医院”。另有一名“热心市民”则捡起了小河次太郎遗落在地上的黑色礼帽。

这一切仅仅发生在2分钟的时间里，而此时在一旁围观的路人还没有缓过神来。

这看似普通的一场交通事故其实是外事组事先精心策划好的。骑车肇事者、交警、好心市民、路过的人力车夫等等都是外事组的特工。小河次太郎也没被送去医院而是被押往外事组的秘密办公地点，而行政院的机要秘书，黄浚的间谍身份马上就要被揭开了。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就在前线战场进入白热化的时候，在南京却发生了重要军事情报频频泄密的事件。蒋介石两次险遭暗杀。

隶属于南京警备司令部的外事组是一个专门负责对日行动的反间谍组织，接到命令后他们迅速对案情展开调查，最后他们锁定了一个特殊的嫌疑人，他就是行政院的机要秘书，黄浚。

为彻底掌握黄浚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外事组精心策划制造了一起交通意外，秘密逮捕了日本领事馆的特务小河次太郎。抓住了小河次太郎，外事组立刻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但是小河的态度非常顽固，他坚称自己只是日本领事馆的一名外交人员，还口口声声要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就在小河次太郎拒不交代的同时，他的那顶黑色礼帽被打开了。

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介绍：把小河的礼帽夹层打开，果然发现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给黄浚的秘密指示。他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让黄浚这个间谍组织加紧活动，加紧搜集国民政府的情报。其中包括我们中国驻军在上海的调动情况、长江沿线中国军队的布防情况、南京的城防工事等等。外事组的特工立刻模仿须磨的笔迹和语气，迅速地写出了另一封密信。

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介绍：假情报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以须磨总领事的口气和笔迹写的，要求黄浚在第二天晚上十一点钟，把他这个间谍组织中的所有汉奸头目都召集到黄浚的家中来开会。到时候日本总领事馆将派人来颁发奖金。

外事组的特工将这封伪造的密信放进了那顶黑色的礼帽。然后派出一名精干的特工骑上小河次太郎的自行车飞速赶往新街口的国际咖啡馆。

从交通事故到伪造密信，再到赶往国际咖啡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这样，外事组的特工到达新街口国际咖啡馆的时间会比小河次太郎和王本庆的约定时间晚半个小时。对此，外事组早有准备，为了防止王本庆起疑心，外事组的另一组特工制造了另一场交通意外。在王本庆步行前往新街口国际咖啡馆的路上，一辆冒失鬼骑的自行车撞向了王本庆。两人发生口角，以至于纠缠起来。这时，旁边又出现两个劝架的人上来帮忙调解，吵吵闹闹，足有半个小时。那个冒失鬼才骂骂咧咧地骑着自行车扬长而去。

王本庆只能自认晦气，他知道迟到了，于是加快了脚步赶往国际咖啡馆。到了咖啡馆，王本庆发现小河次太郎的礼帽已经还挂在衣帽架上了，他便挂上自己的礼帽，然后他装模作样地喝了两口咖啡，就起身拿走了小河的那顶礼帽，离开了国际咖啡馆。而坐在角落里的外事组特工则取走了王本庆的那顶黑色礼帽。

王本庆的礼帽也被打开了，特工们果然发现了行政院秘书黄浚传递给日本人的情报。

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他们立即打开这个礼帽，发现了里面密藏的都是黄浚汉奸间谍集团准备送给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各种情报。有中国军政上层的最近开会的情况、有中国驻军调动的情况、有蒋介石下命令调动两个主力师到上海增援的资料、有南京建筑炮台加强江防的情报，都是非常机密的国民政府的军政情报。

所以南京外事组的那些便衣特工看到了，一方面非常气愤，感到黄浚集团确实罪大恶极，把我们中国的情报出卖给了日本侵略者。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感到很高兴，他们掌握了黄浚进行出卖祖国进行汉奸间谍活动的铁的证据。至此，黄浚的日本间谍身份已经无疑，外事组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将黄浚间谍集团一网打尽。

经盛鸿教授：据曾经在南京警备司令处外事组担任秘密特工的钟高玉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讲，当时他们准备对黄浚下手的时候，考虑到黄浚的特殊身份，不能随便进行的。因为黄浚当时担任行政院的机要秘书，按照国民政府的文官官阶，属于简任级，仅仅比担任秘书长的陈布雷低一级。而且他和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是福州同乡，他又长期在蒋介石、汪精卫身边工作这样一个级别高的人。你要对他采取行动，必须向蒋介石报告，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因而他们在采取行动之前，向蒋介石做了报告。蒋介石听到汇报以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做了批示：同意外事组采取行动，对黄浚间谍集团一网打尽。

那封模仿须磨的笔迹伪造的密信就是为彻底消灭黄浚间谍集团而准备的。现在外事组的特工们迫切想知道黄浚是否会看出那封伪造密信的破绽，其实信的内容是事先推敲好的，笔迹也是由特工中擅长伪造笔迹的高手所写，一般是很难看出破绽的，但是外事组仍然没有绝对的把握。

其实特工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黄浚已经完全利令智昏。当天晚上，黄浚打开了那封密信，信的内容让他兴奋异常。他立刻让自己的儿子黄晟给这个间谍网的其他成员打电话。约齐他们于次日晚上11点到黄家聚会，准备接受日本人的表彰。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张无情的大网正在收紧，他们的末日已经就在眼前。

第二天下午，黄浚家的女佣莲花传来情报，黄浚昨天晚上心情非常好、显得非常兴奋。这条情报证明黄浚对抓捕行动毫无知觉，外事组的行动很顺利，他们即将消灭黄浚间谍集团。

外事组制定了详尽的抓捕计划。为防止有漏网之鱼，必须等到确认所有嫌疑人都到达黄家后，再进行抓捕。

于是，外事组要求莲花在确认客人到齐后，在黄家的卧室发出灯光信号。同时，还让莲花随时和外事组保持联系，随时汇报黄家发生的任何可疑情况。

直到8月26日晚上10点，莲花没有传来任何消息，这说明一切正常。此时，外事组的特工们已经埋伏在黄浚公馆的四周，等待抓捕的最后时刻，行动的最后时间定在晚上11点。

经盛鸿教授介绍：南京警备司令部外事组的便衣特工队们，按照计划，在那天晚上，把黄浚的家严密包围起来。果然到了时候，他们看到汉奸间谍集团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来到黄浚的家中。他们是参谋本部少将高参曹思成、军政部中校秘书王必贵、海军司令部少校部员李龙海，还有黄浚的司机小王。这些人都带着十分高兴的心情，按照黄浚的通知，他们准备来接受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奖赏的。这天晚上，黄浚的公馆里可谓高朋满座。

这些人都是黄浚间谍集团的成员。黄浚的司机王本庆、儿子黄晟帮着黄浚应酬着众位宾客。

此时，淞沪战场如火如荼，国民党军队虽然节节抵抗，但还是无法迟滞日军的进攻，黄浚间谍集团的这些人认为中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他们似乎很高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主人，这就是日本人。

更何况，今天晚上日本总领事须磨还要亲自为他们颁发奖金。他们谈笑风生地等待着主人的嘉奖。

宾主谈笑正欢，突然电话铃响了，黄浚心头一震，这个时候谁会来电话呢？黄浚的儿子黄晟接起了电话。原来电话是白崇禧打来的，他通知黄浚第二天早晨9点参加一个军事会议，在现场做会议记录。

原来如此，不过是一个会议通知，黄浚悬着的心立刻放下了，黄家公馆的客厅恢复了轻松愉悦的气氛。

其实，这个电话是外事组为了预防万一，特地请白崇禧打的，会议通知是假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稳住黄浚。10点50分了，外事组的特工们正焦急地等待莲花的行动信号。这时，莲花如约发出了灯光信号，外事组决定准时于11点开始行动。10分钟后，黄家公馆的门铃响了，王本庆赶来开门。门刚打开，特工们就一拥而入。黄家的贵宾们正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没想到顷刻之间成了阶下囚。

黄浚对所有间谍罪行供认不讳，让人奇怪的是，一个堂堂行政院的机要秘书，在民国政府可以说前途无量，为什么会堕落为可耻的日本间谍呢？这就不能不提到一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了。

南造云子剧照

经盛鸿教授介绍：南造云子，据有关史料，是日本当局特务机关派遣到南京的一个女特务。因为日本特务机关很重要的特色，利用美色，因为他们培养训练了很多的年轻漂亮的女特务，掌握全能的特工技术。我们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就是川岛芳子，这是典型的。除了川岛芳子以外，像这样的女特工还有好多，我们今天不能详细讲了，南造云子是其中的一个。据说她是出生在日本的特工世家，她的爸爸就是搞特务工作的、情报工作的。

南造云子，1909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日本人家庭，从小深受其父的军国主义思想的侵染。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介绍：13岁的时候，由她的父亲安排，跟随日本的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学习间谍技术。她进入了一所间谍学校，学习了化妆、爆破、暗杀等等课程，那么成为一个标准的日本的间谍。

到17岁的时候，她被派往中国的大连，进行情报刺探工作。那么由于她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她通晓中文日语英文等等。那么在利用她的美色在大连从事间谍活动，猎取了很多的情报。在日本的情报界享有帝国之花的美誉。到了1936年，她被派往南京进行间谍活动，进入南京的汤山宾馆刺探情报。

南京的汤山温泉招待所是国民党中央国际部所建，也是国名党国防部的招待所，许多秘密军政会议都在此进行，对日本特务机关来说，这里是刺探中国军政情报的理想场所。

1936年，南造云子化名廖雅权，以失学学生身份为掩护，打入了南京汤山镇温泉招待所。

经盛鸿教授：里面招待员招生的时候，她考进去的，当时要年轻貌美言辞伶俐，她都符合这些。而老实讲，当时国民政府的反情报工作很疏忽的、很不行的、很不成功的。尤其对招生非常粗枝大叶、不怎么调查。

南造云子长得娇俏动人，能歌善舞，很有交际手腕。她利用美色勾引了很多民国政府的政要大员，据说孙科、孔祥熙等人都与她有过交往。因此，她窃取了很多中国的重要军事情报。

经盛鸿教授介绍：她获取了很多情报。例如，从上海到南京的国防系统的情报、南京地区江防工作的情报、南京现在我们挹江门那里的炮台的情报、还有上海到南京的几道国防工事的情报、吴淞口的军事情报等等。南造云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中国反间谍机构的注意，他们对南造云子进行了跟踪、监视。经验丰富的南造很快察觉到了异常。在获得日本特务机关的许可后，她逃离了南京。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她的失踪也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特别重视，这个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1937年，日本谍报机构为窃取更多的军事情报，再次把南造云子派到南京。这次，她以一个中国银行职员的身份，秘密潜入南京。

在南京安定下来以后，南造云子奉命迅速和日本在南京的特务头子、日本领事馆的总领事须磨取得接触，她将在须磨的指挥下，展开新的工作。

而此时须磨正准备把昔日的同学，正在行政院任职的黄浚发展为日本间谍，只是没有合适的时机。南造云子的到来，让须磨为之一振。

经盛鸿教授介绍：他和黄浚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同班同学，私交很好。对黄浚的爱好、才能都十分了解。尤其是对黄浚当时所处的极其重要的、极其机密的地位，更加重视，因而他们对黄浚有目的地拉拢。

有一次，须磨请黄浚吃饭，饭桌上，须磨把南造云子介绍给了黄浚。南造云子利用她的美色很快和黄浚打得火热，并成了黄浚的情妇。黄浚平时生活非常奢侈，经济上常常入不敷出。有了南造云子这个情妇后，更加捉襟见肘。

南造云子很快就向黄浚托出底牌，她要求黄浚做日本间谍，帮助日本人窃取中国军事情报。这让黄浚惊出一身冷汗，虽然黄浚早年留学日本，也有些亲日的倾向，但是做日本间谍是从来没想过的，如果被抓住了，那就必死无疑。但是在南造云子的美色和须磨的金钱的诱惑下，黄浚最终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经盛鸿教授介绍：黄浚就堕落为一个汉奸，一个日本的间谍。他为了给日本人服务，他就利用他的工作便利，照样用高官、金钱、美女，把当时国民政府机关的军事委员会中、行政院中一些意识薄弱者，一些出卖灵魂的人拉下水。据我了解的情况，当时有几个人被他拉下水，都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国民政府的官僚。最后他又把他的儿子黄晟，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分配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也把他拉下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黄浚为头子的潜伏在南京最高机关的间谍集团。

但情报如何传递给日本人呢？黄浚绞尽脑汁地想出了一个传递情报的办法.

经盛鸿教授介绍：黄浚他每天都要到玄武湖去散步，因为玄武湖里面山水相连、风光秀丽，是南京最好的一个花园所在地。黄浚每天去散步，他散步他还有一个特点，他喜欢吃巧克力糖，他每一次都把他的情报写在一个纸上。然后散步的时候，一边吃巧克力糖，当吃了很多块巧克力糖之后，巧克力糖纸他放在一个纸袋子里，然后把情报也放在纸袋子里，然后他就趁人不注意，放在一个指定的大树的树洞里面，他就走了。不久以后，日本派出便衣特务就在树洞里把这个情报拿走，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

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中国的反间谍机构对日本领事馆的监视更加严密，为防止暴露，黄浚决定让自己的司机王本庆帮助传递情报。

而王本庆在传递情报方面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外事组的特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现黄浚的破绽。8月5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上决定堵塞长江江阴航道、分割围歼长江上中游日本海军舰船和日本驻沪海军。黄浚利用担任会议记录之便，获取了这一极其机密的情报，并迅速把情报传给了南造云子。

南造云子立刻把这个情报传给了日本领事馆的特工，结果，日本人抢先一步，于8月6日、7日两天把部队和舰船、侨民全部撤往上海。中国军队几乎一无所获。

此外，南造云子还和须磨、黄浚共同策划了在中央军校和京沪公路上两次谋杀蒋介石的行动，但均未成功。不过，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在中央军校的刺杀行动彻底暴露了黄浚的身份。也正是这次失败的刺杀行动直接导致了黄浚间谍集团的灭亡。

黄浚被捕后，外事组连夜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黄浚很快交代了南造云子的藏身之处。由于消息封锁严密，南造云子和须磨对黄浚被捕的事情一无所知。

第二天凌晨，南造云子还在睡梦中，外事组的特工就包围了她的住处，5分钟后，南造被秘密逮捕。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外事组对潜伏在南京城内外的日本间谍据点进行了收网行动。其中包括位于逸仙桥附近的日本牙医诊所，逮捕了井田秀夫等几名日本特工，并缴获了电台和一些武器装备。

至此，日本在南京的间谍网遭到沉重打击。经军事法庭审判，行政院的机要秘书黄浚、他的儿子、外交部的部员黄晟分别以卖国罪被判处死刑。

经盛鸿教授介绍：那是军事法庭，很快的，特别是遇到特务机关，特务是很快就枪毙的，战时啊，所以黄浚很快的就判处死刑。1937年8月28号早晨，在雨花台枪毙的，这在当时的中央日报都报道的。

黄浚父子被处决后，南造云子被关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本来，按照国际惯例，战时抓到敌方间谍，可以立即处死。但是国名党当局却并未处死南造云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副馆长介绍：中方逮捕了南造云子以后，当时对她的处置有两种考虑。一种是如果以间谍罪，完全可以公开审判，而且判处她极刑。但是因为中日战争是刚刚爆发，而中国方面国民党政府并不想和日本完全地断绝关系。或者说是还没有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当时指导国民政府的思想是应仗而不求仗，如果能跟日方有妥协的余地，那么会很快地结束战争，这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于破获的日本间谍，中方有一种考虑。就是认为它是一种把柄，可以要挟日本方面，如果把她枪毙了，反而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不如留着活口，所以就把他们投入监狱看管起来。

至于日本领事馆的总领事须磨，虽然明知他是南京日本间谍网的负责人，但外事组决定暂时不惊动他。而之前被逮捕的小河次太郎，虽然具有外交官的身份，仍然被装进一只麻袋，扔进了长江。须磨明知小河次太郎凶多吉少，也不敢声张。中方也不作声张，在双方的沉默中，黄浚间谍案告一段落。

1937年11月，日军沿沪宁线一路东进，兵锋直指民国政府的首都南京。而此时民国政府已经迁往陪都重庆。南京的陷落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南京警备司令部的外事组也准备撤离南京了，在离开前，他们准备处决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的日本间谍。当特工们到达老虎桥监狱后，却被告知，南造云子等7名日本间谍已经越狱逃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副馆长介绍：南造云子在监狱里面，又采取了她一贯的手法。对她的看守，采取了一些心理上面的攻势，或者说金钱上面的诱惑。她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收买看守，然后逃出监狱。而在那时，大局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她的这个计谋最后竟然得逞。那么她收买了看守人员，成功地逃出了监狱。那么与她同时逃跑的一共是被捕的有七名日本的间谍，包括有金马利、井田秀夫等等。南京陷落后，南造云子被秘密派往上海继续进行特务活动。

经盛鸿教授介绍：派到上海主持土肥原机关，它的最重要的工作，一个策动国民党政府的汪精卫集团叛变投敌。第二个就是负责建立了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一个特务集团，这个特务集团是在上海的极司非尔路76号，后来称为所谓76号特工总部。成为最凶悍、最残暴的，令我们中国老百姓闻之色变的一个特务集团。这就是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第二项工作。这两项工作给我们中国抗战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南造云子在上海的特务活动对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和中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副馆长介绍：他在上海期间，曾经参与了策反中统、军统人员。破获上海军统地下秘密组织的活动，而且曾经逮捕和杀害了几十名中方的地下工作人员。所以当时中统和军统对她都是恨之入骨。当时军统的负责人戴笠决定在上海暗杀南造云子。

1942年4月的一天，身穿中式旗袍的南造云子照例外出办事，她并不知道，军统的“眼镜蛇”暗杀行动之箭已在弦上。两名军统特工紧紧跟上了她。南造刚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就被几名军统特工前后堵住。南造云子身中数枪，当场毙命。这朵“帝国之花”在黄浚父子被处决后5年，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文字 | 央视 探索发现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