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离开，并非表示他不喜欢成都，而是另有原因

现在的成都，同唐朝时候相比。清江变成了清水河，西郊变成了城中心，江村变成了5A级公园，茅屋变成了博物馆……

千年未变的，是成都的天气，依然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晚下雨，天亮就打住，天佑成都。

春夜喜雨还在，吟诗的人，却走了……

现在的成都，美食美景美誉中外，已经变成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当年的杜甫，却没有这样认为。

杜甫离开成都的原因，一是因为对家乡的思念，二是因为生活的突然改变。

杜甫的思乡情结，是他后半生精神生活的一条暗线。

以《春望》为界，之前，他对朝廷抱有幻想和希望，虽然清楚要挽回安史之乱局势的难度，但他还是痴心不改，写信出谋划策提建议，还下决心去投奔新上位的肃宗皇帝，结果被叛军抓获，差点掉脑袋。

被叛军释放后，游走在长安街头，昔日的金碧辉煌，成了“城春草木深”，触目惊心，彻底失望，“恨别鸟惊心”。下决心逃出长安，是必然的诀别，西北没有安身之地，再一路南下，来到成都。

北方“烽火连三月”，成都依然歌舞升平。一方净土接纳了他。

生活对于杜甫，再大的磨难，他都能承受，再好的物质生活，也留不住他归乡的心。在奉节，物质上比成都更有保障，结果一样，就是最好的说明。

杜甫思乡最切时候，是在三峡奉节，让他走上不归路，成为千古遗憾。其次是在长安，看烽火连绵，饥荒遍野，他的家乡未能幸免，兄弟离散，不知所踪，加上自身难保，痛苦不堪。在成都，一度悠闲舒适，衣食无忧，“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连官都不想做了。思乡之意有所淡化，但从未消失，只是与伤口一起深藏着。

在成都后期，生活的突然改变，又触及到他的伤痛。

生活是现实的，唐朝也不例外。

杜甫在成都，离不开两个贵人，一个是严武，一个是高适。

杜甫带着妻儿兄弟，来到成都，不是度假，也不是来买房定居，而是漂泊，无路可走。

凭着他与严武父亲的关系，加上严武又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官员，比现在成都市市长的权力还大，严武帮他在西郊，就是成都二环路内的浣花溪，修建几间茅屋，还向朝廷推荐他当上工部一职。

给他送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物质，更不在话下，还时不时请杜甫到他府上做客，据说，进出严府，他是直呼其名，关系达到如此好的程度。

另一个周济杜甫的，是诗人高适。经常从郫县给他送竹筒酒等。乡邻对他很友善，送樱桃送小菜，杜甫在村里还有酒友，与从茅屋路过的人，离着篱笆也要对饮两杯。

没听说过唐朝的诗歌可以卖钱。整个社会对诗人，倒是非常认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一种时尚，文人的常态生活。诗人们为什么能够常年在大江南北行走？缘由可见一斑，唐朝诗歌的兴盛，似乎与这种风尚也有一定关系。

杜甫在成都期间，两度离开，都与严武有关。第一次是因严武受朝廷嘉赏，离开成都到长安，杜甫便携家带口到中江、阆中等地，严武回成都后，把他请回。

杜甫最终离开，是好友严武英年早逝。当时他早已辞去工部职务，没有了散水银子，一家好几口人，全靠朋友。严武的突然离世，一下断了他的生活来源，生活陷于绝境，儿子饿得快要死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诗人离开成都之前的真实写照，过中情节略有夸张色彩，只为表达心情。

怪不得那年秋天的一阵狂风，来不来，都是早晚的事。

诗人的家早已破碎，但他心中的故土，他一刻也不曾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