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题字背后的故事

　　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在馆藏红色文献开发中，发现一本《毛泽东论》，扉页上面有一段手写文字。据考证推断，这本书是1949年华中党校十四队十四位党员签字后，作为分别的礼物赠给即将奔赴解放区的王培根同志的。

　　最近，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在馆藏红色文献开发中，发现一本《毛泽东论》，扉页上面有一段手写文字：

　　培根同志：共产党员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别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录《毛泽东论》

　　三十八年一月十六日于淮城市华中党校

　　后面有十四人签名，分别是：

　　郑焕章、钟夏（？）、萧速（？）、毕世英、胡刚、韩庾瑾、韦贞（？）、牛耳、田尔、孙念慈、任雁、陈凡、史震、何金奎

　　《毛泽东论》是1948年由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目前存世的并不多，主要内容是介绍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毛泽东的作风等。作者张如心，是党内较早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

　　扉页题字落款时间是1949年1月16日，落款地点是淮城市华中党校。从笔迹上看，这段话由郑焕章写就，然后十三个人在上面签名。但是，随之几个疑问仍挥之不去：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怎么到华中党校的？他们为什么要写这段话？本文根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试图推论上面的疑问。

　　他们是什么人？

　　我们首先在2014年1月8日的《浙江日报》上找到一份史震同志逝世的讣告，其中提到史震同志曾“任苏北淮安县交通站站长……”我们又在上海市邮电管理局编《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上海卷》里找到相关的内容：上海地下党员要疏散到苏北华中党校去，过扬州之后要穿越敌人控制的运河。为此，在淮宝地区设立接待站，“由史震、孙念慈、马弘强负责”。孙念慈在扉页上也有签名，由此可以推断，签名的史震、孙念慈就是我党地下交通员。

　　同一本书里还提到，“上海到苏北去的交通站外线（上海）基本上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乔石、钱李仁负责的一批外线交通员，有顾金德、胡其刚（高平）、胡刚……另一个是由程韵启为总联络的，有刘燕如、毛正民、谈耀祖（化名周执中）、田尔、杨学镰、何金奎等”。由此确认了胡刚、田尔、何金奎三个人都是我党地下交通员。

　　在《蚌埠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辑·迎着曙光》中我们又找到，“1948年秋，从事店员工作的地下党员毛正民受命担任交通员，跑淮南线”。“淮南线在扬州公道桥有一联络站，由田尔（郑坚）负责接送上海来的同志。”当时在上海的联系人对毛正民说，“你联系牛耳（钮瞻崖，又名史东）就可以了”。从这里继续确认了田尔的身份，还找到了另一人牛耳。而且，知道田尔、牛耳都是化名。有理由推测，这十四个名字中还有化名，他们都是淮南线的交通员。该书还提到，“1949年1月，毛正民来到淮安河下镇，进入华中党校十四队，与田尔、沈沉、钮瞻崖、夏家箎等同志在一起学习。”这里得到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田尔、牛耳等在淮安的华中党校十四队学习。或可推测，签字的这些人就是华中党校十四队的部分学员。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4编》里鲍士用回忆，1948年10月上级通知撤离上海，前往苏北解放区。在苏州遇到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在洞庭东山当小学教员的韩运先等同志。到了解放区，韩运先改名为韩庾瑾。到合德镇华中党校驻地后，五人被编入上海队十四队。任雁的信息从政协海盐县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盐文史资料·第四十一辑》中获得，海盐旅沪同学会中有一人“任应博（任雁）当时已入党，后因身份暴露于1948年去解放区”。去的时间吻合，名字相同，且是地下党，故推断签字的任雁就是海盐的任雁。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组编《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中记载，1947年秋，上海地下党介绍韩运先到东山去恢复安定小学，并担任校长。6月中旬，又调来庄慧华、马蔓荪、任应博三名党员和三位教师。1948年秋，也许任应博与韩运先是同时或者先后撤退到解放区的。

　　关于郑焕章，能查到的信息有《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中陈鸿元的“接管工作日记摘要”，其中提到两个人，一是郑焕章，二是田辛。时间是1949年4月，地点是高邮。有资料证明，田辛是华中党校上海队的书记，上海队也确实在淮城市华中党校驻留不久，于3月南移到高邮，由此推断此郑焕章就是书中的签名人。因为他是起草人又是第一个签名的，或许当时有一个小职务。有当时的队员回忆，陈焕章（沈润章）曾出任十四队支书。是否是上海话里郑、陈、沈不分的原因，这陈焕章就是郑焕章？

　　其他人包括毕世英、陈凡没查到任何信息，另有三位字迹不清难以辨认，信息也不大清楚。这些名字也许是化名，或者是进入华中党校才改的名字，但并不影响结论，这十四人应是上海疏散到苏北淮南线的交通员或者与这个岗位有关的人。

　　而最为关键的，谁是培根？

　　在《蚌埠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4辑·迎着曙光》中，有一位王培根，是圣约翰大学地下党员，经济系支部委员。1948年9月，因为身份暴露，党组织要求他撤离到苏北解放区。在交通员带领下，他与另外四名圣约翰校友一起于21日到达扬州。来到苏北解放区时，王培根改名为郭集五，并于1948年10月到达华中党校。此王培根是否就是这本书上的培根呢？从他是上海地下党、到达华中党校的原因和时间等推断，有可能就是这位。王培根或许是十五队的，因为支援蚌埠，十五队去了不少人。

　　他们怎么到华中党校的？

　　他们为什么会到华中党校来？

　　1948年上半年，在战场上连遭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上海地下党的许多同志被捕入狱或不同程度地受到敌人注意，随时可能遭到逮捕。为了保存力量，减少损失，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及时作出决定，把上述人员和为迎接上海解放后接管和建设的干部等，有组织有计划地撤往苏北解放区盐阜地区华中工委所在地，预计撤退两千名干部（职工一千名、学生一千名）。

　　6月下旬，华东局负责同志会见田辛，传达布置了上海市委提出的紧迫任务。随后在华中党校内新建立一队，即十三队（之前在党校另有十二队），田辛任书记，杨雪林任队长。同时组织了苏中交通总站，开展大规模交通护送工作。8月中旬，组成“中共上海市委驻华中解放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工委），对外仍称十三队，由田辛主要负责。9月中旬后因人员猛增，再分为四个队。十三队为工委机关，十四队为职员队，十五队基本上为学生队（包括部分从南京和浙江撤过去的学生），也有少数中小学教员，十六队为工人队，四个队统称“上海队”。上述签名者都是十四队队员。

　　他们为什么要写这段话？

　　华中党校“上海队”组织学习的目的是很明确的，田辛同志在学习动员中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曾在白区做城市秘密工作的同志，培养成为解放区的城市工作者。”由于长期在蒋管区做秘密工作，加之斗争频繁、艰苦，缺少学习机会，这是第一次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

　　华中党校对“上海队”的教学学习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这份签名的落款时间是1月16日，第一阶段培训尚未结束。为何此时会有集体签名呢？主要原因是，江淮地区解放进展太快，急需大批干部前去接收，故华中党校上海队的一批干部，培训没有结束就要开赴解放区。不到一周后的21号，由党校“上海队”150名学员组成了江淮工作团，及时开拔奔向江淮大地。其中郭集五（王培根）等七位同志组成先遣队。自此，郭集五同志与这十四位同志分开，郭集五在蚌埠工作，一直到离休。

　　也许这些同志当时就意识到，此次一别，可能再无共事的可能，因此，他们拿出最珍贵的一本书《毛泽东论》，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他们此次的学习心得：“共产党员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别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并签名送给王培根同志作为纪念。

　　至于这本书王培根带走了还是留在了华中党校，又怎么到上海社科院图书馆的，这个过程，目前仍然不是很清楚。（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