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在迎接《毛选》第四卷出版的日子里

上海大学 邓伟志

1960年3月30日，我突然被通知登上解放牌大客车，跟随一批老师和同学去延安西路33号。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杨永直在市委宣传部小会议室里宣布，把我们近二十人分配在新成立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室。我大喜过望，兴奋异常。

　　为什么成立毛主席著作学习室？杨院长告诉大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将于10月1日公开出版发行。为了迎接《毛选》第四卷的出版，要写文章。北京提出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毛主席不同意。因此，上海就成立学习室，不叫研究所，我们学习室是全国第一家毛主席著作学习室。室主任由上海社科院庞季云副院长兼任，战争年代他在延安中央研究室和东北局等好几个学习室工作过，很内行，还曾任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当过胡乔木的秘书。杨院长又说：“学习室的工作地点在瑞金花园。你们住集体宿舍的年轻人，今天就搬到瑞金花园住。”

　　当时距离《毛选》第四卷的出版还有半年时间，大家都不知道《毛选》第四卷的内容，连目录也不知道，领导只告诉我们《毛选》第四卷是收录毛主席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于是庞副院长就交给我们两项任务：一是自编《解放战争大事记》，二是自编《毛选》第四卷（都不对外，仅供室内用），以及编写毛文的背景，有点类似题解，只是比题解更详细。我们十几个人的阅读对象，也可以认为是参考资料，主要是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晋察冀《人民日报》、山东《大众日报》，还有《大公报》以及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一些刊物。

　　日以继夜、夜以继日，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只找到三四十篇毛主席著作。从几家报上看到署“毛泽东”名字的文章只有二十来篇，还有些虽未署名，杨永直、庞季云认为可能是毛主席的作品，如新华社评白皮书的几篇也收了进来。我们明白，肯定不会只有这么三四十篇，比如毛主席的内部讲话和电报，我们无法找到。曾被陆定一称为“小马克思”的李培南同志在延安多次听毛主席报告，他虽然认为有可能把这些报告收入第四卷，但是他手中没有文字资料，我们至多是根据他的口述临时起个题目待考。

　　正在忧愁苦闷的时候，1960年6月聂荣臻来沪与柯庆施讨论造原子弹问题，他同时带来了《毛选》第四卷目录。我们如获至宝，两个目录一对比，发现我们不仅编的不全，而且把不是毛著的也收了进来。比如1949年新华社发了五篇评白皮书的文章我们全收了进来。实际上《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两篇是毛主席执笔为新华社写的，后三篇是别的领导人写的，所以我们自编的目录实际上只有三十来篇。再按照聂荣臻带来的目录去搜集，也只不过增加了三五篇，如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名义就英国紫石英号事件发的声明，我们才知道还有上级替下级起草这回事。

　　大约是9月20日左右，我们室提前拿到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样书，属绝密材料。听说印刷厂门口都设有岗哨，确保安全。学习室只有一本书，人人都想先睹为快，十几个人怎么读？领导说：“有家的白天读，住机关的夜里读。”当时学习室已搬迁到陕西北路182号荣家花园。那时，上海还不是真正的不夜城，马路上没现在热闹，每天晚上九点来钟，门口有人叫卖“马兰头包子”。我们平时开夜车到十一点，还不算太饿，舍不得花钱买包子，现在要通宵读《毛选》，后半夜饥肠辘辘，只得买两个马兰头包子，充充饥，提提神。

　　越是聚精会神地阅读，越觉得毛主席了不起。庞副院长问我读后感，我说了四点学习体会：一、目光敏锐。抗战一结束，毛主席就看穿蒋介石会“下山摘桃子”。二、气势恢宏。他一个声明，结束了外国的坚船利炮在中国横行了几百年的历史，扭转了乾坤。三、知识渊博。历史、文学、各类故事、民间歇后语，信手拈来，旁征博引，生动感人。四、文笔犀利而又风趣。“别了，司徒雷登！”既尖锐又有分寸。庞副院长笑了笑，教导我：“看到好句子，要背得出。”是的，六十一年过去了，我现在还能背出《毛选》中的几段。

　　“《毛选》不厌百遍读”

　　我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毛泽东当初发表的原文收入正式出版的《毛选》第四卷时个别地方有所改动，有的连题目也有改动。比方说，《人民日报》在1948年12月刊发时写的是《对杜聿明邱清泉李弥诸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毛选》第四卷写为《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再比如，正式出版的《毛选》第四卷目录比聂荣臻带给柯庆施的目录少了一篇《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这是为什么？请教庞副院长，他不回答，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不了解还是对我保密。直到1964年冬的一个夜晚，与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的曾希圣同志在谈别的事情时，我顺便提起、问起这个问题，他回答得很干脆：“这还不好理解嘛，拉关系呗！”我听了明白了三分，还有七分不懂。几个月后，李宗仁回到了北京，我才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社会会科学报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