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体量的“同款”酒器，全国就这一件，竟是由整块玛瑙制成

唐玛瑙十二曲长杯，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出土 用整块酱黄玛瑙制成，器壁厚重，透光性好，琢磨光滑，通体呈玻璃光泽，可见片状结晶和片裂开线。

杯口呈椭圆形，中间内凹，两端翘起，圜底，有十二个横向的曲瓣。此件器物原料较大，色彩瑰丽，加工精美，是中亚文化影响的产物。这么大体量的“同款”酒器，全国就这一件。

南北朝青瓷莲花尊，都兰县博物馆藏 青瓷莲花尊是南北朝时期名贵的青瓷品种，以器型硕大、纹饰精美、制作工艺复杂著称于世。这件器物的器口部分虽然有残缺，层层莲花依然折射出熠熠清辉。青瓷莲花尊纹饰精美，广泛使用了刻画、雕塑、模印堆贴等技法；以雕刻仰覆莲花为主题。

除莲瓣外，见于莲花尊上的纹饰还有忍冬花、菩提叶、宝相花、佛像、龙、熊、飞天等。一般在颈部饰二、三层花，为佛像飞天、龙、宝相花等，间以弦纹，腹部饰仰覆莲花，胫部饰覆莲，其他花纹巧布其间。

青瓷莲花尊大多出自墓中，应是带有宗教意义的随葬品，很可能是替代死者灵魂的栖息物谷念罐，用于安放灵魂，而且加入了浓郁的宗教色彩，能超度死者亡魂，使其免受轮回之苦，可以认为莲花尊是佛教和中国灵魂观念结合的产物。

金牌信符，青海省贵德县博物馆藏。 上世纪50年代，青海省考古学者在贵德县文化馆的一堆废铜烂铁中发现了它们。 这块金牌信符为长方形，顶端呈半圆形，长23.5厘米，厚0.8厘米，重870克。正面铸楷书“信符”二字。背面铸篆文12字：上部为“皇帝圣旨”，左边是“合当差发”，右边是“不信者斩”，在侧边骑缝处刻有“口口十五号”的字样。

明代是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它的机构较以前更加完备，设置了官营茶马互市的专门机构。就在这个时候，金牌信符诞生了，它分上下两半，上号颁发于纳马诸族，下号藏于内府，是茶马贸易的凭证。金牌制的实行，使得中央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这既是当时民族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的文字散发着无穷的威慑力。在当时，金牌信符具有法律作用，“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明初的这种规定得到了严格执行，对舞弊走私者严惩不贷，即使对王公贵族也不例外。据《明会典》记载，明王朝共制作金牌信符41面，下发沙洮州、河州、西宁州各部族，其中河州必里卫西蕃29族21面。编号“拾伍”的金牌信符，就是当年下发给必里卫21面金牌中的一面。

凌江将军印，十六国时期，青海省博物馆藏 龟钮，半球形印盒。印文篆书“凌江将军章”五字。龟钮作翘首站立状，龟背精刻纹饰并曲附一蛇。蛇首从龟颈部斜状，龟的憨态、蛇的灵动表现生动。印盒则用犀角制成。

凌江将军是三国时期设置的官职，为五品官员，主要负责征伐或驻守。根据这枚铜印，有人推测，原青海省砖瓦厂发现的这座魏晋墓的主人身份可能是一位武将，官至凌江将军，可惜的是，印章上并没有古墓主人的名字。之前介绍的金扣蚌壳羽觞就是从凌江将军墓出土的。

如今，在史书中能寻查到的，与河湟地区有关的凌江将军最著名的是郭阻。《资治通鉴·晋纪》中记载了郭阻奋勇营救秃发俱延（南凉王秃发傉檀的弟弟）的相关事迹。郭阻也许并不是这枚凌江将军印的主人，时隔千余年，当年拥有这枚凌江将军铜印的凌江将军到底是谁，早已不得而知，只留下这枚散发着温润光泽的凌江将军印和印盒供大家回想那段历史。

耳铛是古代女子的耳朵上的饰品，相当于今天的耳坠儿和耳钉。耳铛早在原始社会就成为女子的珠宝首饰了，到了汉代耳铛成为时尚的首饰饰品，而且种类多，颜色鲜艳，堪称古代的艺术品首饰，而且佛像中塑像也有耳铛配饰，可见耳铛应该是从西域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图为汉代煤精耳铛，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古代耳铛材质多为玉石、陶、煤精等制品。先秦时期，随着玻璃制作工艺的出现，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已出现玻璃耳珰的随葬品。进入汉代，将如珠似玉的玻璃用做装饰品比较流行，玻璃耳珰逐渐增多。图为汉代耳铛，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古代耳铛的形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呈收腰圆筒形，横剖面为圆形，中部收腰，两端呈喇叭状奢口，通常一端较另一端奢口略大，分平头和圆头两种。图为汉代蓝色琉璃耳铛，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另一种呈钉头形，即只有一头奢口，佩戴时直接将小头穿入耳洞，是原始社会蘑菇形耳珰的拉长版。这两类耳饰体积一般不大，长度在2—3厘米左右，小端直径一般不超过1厘米，有中空和实心两种，以中空居多。图为汉代蓝色琉璃耳铛，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彩陶靴，乐都县柳湾墓地出土，青海省博物馆藏 陶靴虽然是一种容器，但是它的造型应是当时古代先民所穿靴的直接反映，其做工规整，左右对称，并无左右脚的区别，证实了现实部分民族穿靴不分左右的习惯。这件彩陶靴在我国属首次发现，但是它的造型结构却在告诉我们一个远古的伟大创举所经历的漫长岁月，使我们对古代先民所创的制鞋源流充满无限的敬畏。

唐 黄地对飞马饮水纹锦，都兰古墓出土 图案为两匹左右对称低头饮水的翼马。马翼卷曲，脖、腹、臀有黑色斑纹。马鬃剪花的做法在中亚到北方草原文化马的造型中都能见到。马佩绶带则源自波斯皇室的披帛，飘带向上飞扬。三足站立、前足弯曲造型的马，整体状态稳定协调，一足蹬地微抬又为之在静态中增加一份动感。背生双翼的马匹很像西方神话里的“天马”，体现了当地人民浪漫奔放的想象。

唐 红地中窠对马纹锦，都兰古墓出土 图案为两个完整的联珠纹椭圆形团窠，团窠内为对马图案。长着翅膀的马儿站立于莲瓣状花草花台之上，两两相对。马鬃与翼翅呈条带状，颈后有两条结状飘带，翼翅如卷草般向上弯曲。团窠之间以八瓣小团花为中心形成四方连续的簇四团窠图案，这种图案在青海地区仍保留了中亚的传统式样，并发展有新的双向连接的簇二团窠图样出现，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 红地鹰嘴带翅双兽锦，都兰古墓出土 以深、浅黄及淡绿分区换色、显示主要花纹，主体图案是对兽图案，团窠环内由阿拉伯文和十字小花组成。圈内的对兽狮身、鹰嘴、带翅，回首相望，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