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别识心裁”与“贯穴熔铸”——开沅师对本所学术的开示

作者：马敏 前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时间过得真快呵！转眼章开沅老师已年届九旬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更何况九十高寿！在庆祝老师九十大寿之时，作为弟子，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继承吾师之志，弘扬本所的学术精神，让桂子学脉“世代延绵”。

回顾起来，在开沅师手创的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无数学子受惠良多方方面面皆能感受到老师学者人格和学术思想的影响，可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但在我看来，开沅老师对本所学术发展影响最大的，可能还在他那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史识”与“史观”，以及其“史识”、“史观”对本所同仁和众多弟子的“开示”。这里的“开示”系借用佛家语，其实也就是启发、影响之意，但此种启发和影响往往又具有令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或至终生难忘。

李寿昆敬书 追思章开沅先生挽联

在《史学寻找自己》这篇隽永的短文中，开沅师特别提到了清代史家章学诚力排众议，对郑樵及其《通志》所作出的高度评价：“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二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也。”所谓“别识心裁”，即治史者对历史的领悟和裁断，或曰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史识”。关于“史识”，唐代刘知几有“史才三长”之说：“谓才也学也、识也。”其中，“史才”是指治史的才具、技艺和方法，“史学”是指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和史料，“史识”则是指修史的识见和判断力。对史学家而言，三者皆十分重要，但最难能可贵的可能还是“史识”。史家只有具备较高的“史识”，具有洞察历史真相的“眼力”，方能成为“成一家之言”的大家。

愚意以为，作为当之无愧的当代史学名家、大家，开沅师过人的“史识”，首先表现在他对史学研究方向的深刻洞察力和把握力，即所谓治史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将弟子们引导到学术的前沿，取得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本所学术所擅长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早期资产阶级研究、商会史研究、早期现代化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领域，均系开沅师最早发现和提倡，并全力加以开拓，然后弟子们相继跟进、加入，最终形成成果迭出、蔚为壮观的大好学术局面。对此，开沅师曾形象地比喻为学术的“会餐”，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母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1979年在东京大学搜集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的档案文献，1980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年在那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的收藏状况，都为本所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长起了若干导引作用。

不难看出，每次“会餐”的结果，都推动了本所学术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学术领域，影响所及，不仅仅在本所的年轻学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秉承开门办学方针，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思路与风格。1985年热情接待来访者

在多种场合，开沅师都曾反复强调，“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史家必须要有自己的风骨，治学切忌人云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种立的见解，并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始终加以贯彻。

1986年12月14日中华大学校友会上讲话

章开沅老师不仅在一些学木研究的大关节上头脑清醒、预判准确，敢于直言，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论断上也常常新见迭出、振聋发聩，令人印象深刻。警如，还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物质生活并未充沛之时，他便较早地意识到了章太炎所言“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警示意义。就道德言“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就经济、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发展而言，“乐亦进化，苦亦进化”，随着知识与科技水平的提高，善恶苦乐亦将不断同步增长。这就告诫我们，不可盲目迷信进化和经济增长，更不可将进化和增长视作绝对的信仰。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与物质生活提高相伴随的，很可能是挥之不去的现代病，是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是道德的滑坡。因此，与许多人认为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是其思想倒退的表现相反，开沅师则认为章太炎并非全盘否定进化，而是阐明了一种涉及范围更广的进步文明观。若干年后，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进程以及面临的许多生态与社会的复杂问题，再回过头来看，不得不佩服开沅师当初敏锐的学术判断。与此相同的还有传统文化与近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2010年10月31日下午在“神户论坛：辛亥革命百周年寄语”作主题演讲

开沅师之所以具有过人的“史识”，能够在史学研究中不断创获和开新，除有章学诚所强调的作为“著书者之心术”的崇高“史德”外，关键又在于他长期对史家“通识”意识的强调和主动修为。在他看来，“别识心裁”的“史识”与“贯穴熔铸”（梁启超语）的“通识”密不可分，史家“贵在通识”。

在提倡史家“贵在通识”方面，开沅师完全是身体力行的。他治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便是淹贯赅博、气象宏大，既讲“横通”，也讲“纵通”，还讲中外古今相通，往往是全史在胸、全局在胸，然后阐精抉微，言人所未言。在他看来，史学的使命如司马迁所言，就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不能通古今之变，就不能或很难成一家之言。“古与今都是客观存在，通的任务便落在历中学家的身上，也正因为如此，史学便成为把过去与现在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就历史“纵通”而言，同美国著名华裔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样，开沅师力主“大历史观”，主张要从历史的长时段来把握和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开沅师便率先提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要“盘点三百年，三个一百年”的观点，给人以极大启发。先生认为：“应该了解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特别是辛亥革命怎么来的，孙中山的纲领怎么来的，它都是有依据的。同时还要盘点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还要研究从现在开始，往后的一百年。”这“三个一百年”，实际上就是要从历史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三个长时段中，观察辛亥革命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的全种和全过程，从而全面深化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

科研刚刚起步的章开沅

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开沅师曾满怀深情地表露过他心目中的“大历史观”：“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过去我所损失的时间已经太多，剩下的时间又未免太少。现在，我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类，别无更为宏大的抱负与规划。但我内心深处却保持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2017年参访大理时接受采访

“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则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开沅师近90年漫长人生中对历史和史学的不断思考，是一笔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理应成为本所学术发展的指南。“古之学者必有师。”（韩愈《师说》）“学士简练于学，成熟于师。“（王充《论衡·量知》）学术的传承有赖良师的指点和开示，对章门弟子而言，只有通过不断“重读章开沅”，弘扬其学术精神，方能真正使我桂子学脉世代延绵。

节选自《章开沅先生九秩华诞纪念文集》

云英艺术馆是武汉地区第一座大型综合类艺术馆，是李寿昆先生回馈社会的一个文化机构。艺术馆由一群有使命感的青年人运营，致力于传承中华文脉，探索中国智慧，向公众提供有思想的文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