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主编仅提到核弹头数量增加至1000枚，政策问题也值得讨论

近日《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老师（以下简称“老胡”）就中国核武器规模问题撰文，提出将中国核弹头数量增加至1000枚，引起网络热议，其中以批评的声音居多。笔者凑个热闹，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中国核武器规模问题的讨论，应当持开放的态度，允许讨论，允许争鸣，在这一点上笔者支持老胡把这个话题抛出来供大家讨论。

二、就具体问题而言，中国核武器的数量到底应不应该增加、增加到多少为宜，这是一个复杂的专业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的讨论涉及到战略、战术、法律、国际关系等多个层面，需要综合研究判断才能得出结论，笔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此不发表意见。

三、老胡提出的这个问题更深层次反映了这样一个现状：包括核武器使用在内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局势情况定期更新，但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笔者在体制内多年，一个政策或法规提出来以后多年不动的现象很普遍，或者就是如果要动一下突破既有的传统做法和习惯很难。推动中国政策或法规调整的通常要伴随突发事件，不得已改的时候才改，缺乏主动的塑造和主动的变革。

四、除了老胡提到的核武器数量问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问题也值得讨论。2017年笔者写了《“洞朗事件”回顾与反思》一文，发表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1期，其中专门论述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问题。引文如下：

“不开第一枪”与“不向海外派遣一兵一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原则概念类似是一个历史性原则和概念，其提出有当时历史背景和情势的限制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国当时的安全环境和国力军力需要用这样的原则概念清楚地表达战略意图、避免战略误判同时发挥战略威慑的作用。在新形势下这些历史上确立的原则概念是否仍然使用或如何实事求是地辩证适用，值得研究。

除了老胡提出的是否应当将中国核弹头增加到1000枚的关于核武器规模问题，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改变的原因是什么？不变的原因又是为何？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