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孩子出路在哪里？

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是一个关键。在教育制度层面，当下教育资源分布的均衡化尤为重要。在社会制度层面，需要持续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改革社会分配制度，完善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公共支持体系。

在教育与社会流动紧密联系的中国社会，高考被视为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对于农家学子来说尤其如此。恢复高考后，农家子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一度占据相当比重。而进入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领域的农村学生不断减少，不平等趋势出现增长。

“寒门难出贵子”的社会讨论背后，指向的是人们对于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焦虑，以及对于“阶层固化”的担忧。在当下的语境里，“贵子”不仅仅意味着进入重点大学，最重要的是能够在城市里立足。因此，这样的议论不局限于农家子弟群体，也不局限于是否进入高等教育，“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名词的出现，都源于一种社会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匮乏感和无力感。

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程猛的博士论文《“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正与此相关。他关注的是农家子弟进入精英大学过程中的文化生产，探究这一群体在阶层处境不利、社会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何以进入精英大学，并试图揭示他们在跨越城乡边界，突破地域、身份、阶层等结构性屏障过程中的复杂情绪与自我重塑。

近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了程猛，就城乡发展差异下的农村教育、农家子弟需要的社会支持、农村出身的代际性伤痛以及理想的社会上升通道等问题与他进行了对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程猛 图/本刊记者 梁辰

“也许他们原本什么都不缺乏”

人物周刊：你认为相比于城市孩子，农家子弟缺乏的是什么？特有的又是什么？

程猛：这要看文化情境，也许他们原本什么都不缺乏。之所以“缺乏”，是因为到了一个新的情境。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写，教授家的孩子到了田间捉蚱蜢，“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乡下孩子则“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城里的孩子到了农村会发现自己的“缺乏”，他不适应那样的生活和文化情境。而农村的孩子到了城市，一样会有这样的问题，会变得“缺乏”。所以说，“缺失”和“富足”都是情境性的。如果失去了情境，直接认为农村的孩子好像是有某种缺失甚至缺陷，就忽略了他们所处的生活情境对个体的独特淬炼。

人物周刊：但城市化是必然的趋势，所以这个情境也是必然的？

程猛：对，这涉及到由什么样的农村进入到什么样的城市。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差别非常大，江浙地区的农村和中西部的农村差别也非常大。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口不能自由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城市往往会遭遇歧视和种种限制。人总是受益也受限于他生长和熟悉的生活情境。

人物周刊：你论文里写到农家子弟所拥有的底层文化资本，让人感觉这个群体缺失的是很多外在的东西，可是他们独有的、促使他们能够进入精英大学的其实只是一些主观的情感因素。

程猛：有情感的因素，偏心性的因素，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种特别的生命遭遇。在不断向外求学的过程中，原先乡村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经验与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境相遇、碰撞，这个过程会撞出来很多东西。心性和情感因素可以是一种动力，或者说可以成为一种特殊性质的文化资本，但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会帮助他们，有的时候也会限制他们。所以很难说这些情感因素一定能让他们取得高学业成就，只能说这些因素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融入城市

人物周刊：农家子弟需要如何重建自我，才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

程猛：融入城市的过程不是一个把自己的底色抹掉、把自己原先的东西全部抛弃掉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布满了冲突和碰撞，也有交融和并行不悖。

人物周刊：那我们换一种问法，那些已经取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农家子弟，他们具有什么特性？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程猛：如果以高考为标尺的话，那么我研究的这些农家子弟在学业上是取得了一些成就。至少在大学以前，他们原先的家庭经验和学校经验交汇所碰撞而生的底层文化资本是能够起作用的。他们的学业获得与他们的出身、成长体验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说他们不是真的是字面意义的“读书的料”，不是天赋异禀。

但是在上了大学之后，哪些人能够继续保持比较主动的状态，能够融入到新的情境，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一帆风顺的人应该是比较少的。可能大家在某个阶段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痛苦和挣扎。那些显得比较成功的人，或者说比较能适应新的情境的人，往往是能把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以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平衡、结合起来的人，是把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好地连接在一起的人。这样才比较有可能以更平和、更宽阔的心态面对人生，积极地吸纳各种有益于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变成一个封闭、自我限制的人。

他们的苦痛和代代农民相连

人物周刊：你刚刚也有提到这些情感因素是双刃剑，既会带来动力，同时也会感到压力、孤独、缺乏安全感等等，如何去化解这些？

程猛：农家子弟成长中的伤痛，是个人的，也是社会性的，源于不同社会情境剧烈的差异。要适应这种差异，对个体的身心适应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无论是他们体验的落差，还是遭遇的歧视和排斥，都不会凭空消失，而是会在内心留下印记和隐痛。一些时候，你可以把这些情绪压下去，再扬些土掩起来，看起来风平浪静，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是这些东西总是会冒出来，需要一个疏解，甚至是疗愈过程。我们都需要重新面对自己的过去，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统合成一个连续整体，能够把不同社会情境的复杂差异以一种比较平衡的方式连接起来。他能够和各个情境里的人交往，融入到不同的世界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不适和疏离感，像两栖动物一样。

人物周刊：你提到博士论文出版后收到一些读者的反馈，比如说自己“难以言说的阴翳被温和地化解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个人的伤痛其实也是一代人的共同体验？

程猛：这种伤痛确实是代际性的，不仅是单个人的，也不仅是一个家庭特有的，背后是社会性、历史性因素。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再版序言里有写道：“这些农家子弟的苦痛，不只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父母辈的。更关键的是，它是改革开放之后剧烈的社会变迁和城乡差异在个体内心世界的投影。在一个更广的社会历史维度，它还掩藏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祖祖辈辈无声的眼泪。”

这些农家子弟虽然走上了一条通过教育“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道路，但实际上他们人生中许多隐秘的线索是掩藏在农民的生活历史里的。农民的处境和这些农家子弟的处境是黏连在一起的。

人物周刊：怎么去理解这些关联？

程猛：改革开放之前，出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意味，比如贫下中农意味着根正苗红。而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身意味着什么呢？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像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的一项研究表明，“80后”群体中，城里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倍。家境因素还会延伸到他们在大学里的交友、恋爱、人生选择、成家立业等诸多方面。

农村出身也有历史性的那一面。从古至今，农民常常以沉默不语的历史群像出现，他们的生活布满了难以言说的艰辛和苦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长期实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战略下，国家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城市发展和繁荣背后有无数农民的汗水。今天的农家子弟身上依然有父辈生活留下的烙印。即使他们已经不生活在农村，也许他们的父辈也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作为中国社会最基础、又经常被忽视的社会群体，他们共同付出和承受的太多了。

现在城乡关系又有新的变化，歧视的话语好像变得比较少了。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有人会把“农村人”作为一个贬低或者讽刺人的话，比如“你穿的很村”，意思是你很土。这些经历是会刺伤我们的。出身是一个人很难改变的东西。农家子弟的成长面临着特有的阻碍，通过教育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过程，也伴随太多无法预知的风险。

城乡差距

人物周刊：在城乡差距变化的过程中，农家子弟与城市孩子的教育资源有哪些具体的差异？

程猛：首先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越是贫困的地区，在师资方面越受限。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流动的壁垒被打破，好的老师越来越往城里走，从乡村走到区县，从区县走到市里，从市里走到省里……形成了一种类似抽水机的机制。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是造成农村孩子上大学的可能性比城里孩子低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方面是家庭。和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孩子的父母是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没有那么多闲暇去陪伴孩子。改革开放后，为了生计，数以亿计的农民选择到城市务工，由此大量儿童愈加缺少父母陪伴。有研究表明，父母（特别是母亲）越早离开孩子，对孩子的发展越不利。外出务工带来的问题还有夫妻分居、老人赡养等诸多问题。相比于过去流动性较少的乡土社会，现在留守的农村儿童在情感照料上更显匮乏。

人物周刊：所以农村学校和农村家庭自身很难去改变这些劣势？

程猛：个人和家庭的努力很重要，但背后确实面临许多结构性的障碍，需要依靠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持续缩小，需要城市反哺乡村，需要乡村自我造血，需要外部政策性的支持，包括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力量来弥合差距。

农家子弟的求学历程很像是从一个房间跨到另一个房间。不同的房间相差越远，对个体的拉扯越大，需要个人付出的努力就越多。如果两个房间很接近，他们跨的步子不用很大，需要克服的外在和内在障碍也就不会那么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不断弥合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根本。

人物周刊：你觉得目前城乡差距在缩小吗？

程猛：有些方面在缩小，但是这种缩小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东西。就教育而言，农家的孩子可能面临更多的诱惑和挑战，比如手机的使用问题。对这些农村孩子来说，父母没有办法长期陪在身边，他们的自控能力又比较差，很容易沉迷手机，在学习上面临的诱惑更大，需要很强的自我克制能力。

而且现在很多农村孩子觉得走读书这条路很难。在我调研的一所初中，初三年级有两个班，每年也许只有10个人左右能通过指标到校政策进入好的高中。可是到了市里的“重点高中”，能够跟得上节奏、最后考上“重点大学”的是凤毛麟角。如今考上大学以后也无法确定能不能找到工作，读书的吸引力在下降，风险在变高。不像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上完大学包分配工作，有一个稳定的“铁饭碗”，进入体制内，有编制，有分房，有各种福利，马上就实现了阶层的流动和命运的改变。现在上完大学，什么都需要个人去打拼。最近见到一个大四的农村孩子，快毕业时发现自己没办法保研，没办法找到对口的工作，也没办法如父母的意愿进入体制内，整个人就陷入一种非常不好的情绪。

不患寡而患不均

人物周刊：现在有人说“寒门难出贵子”，应该怎么理解？什么是“贵子”？只有考上好大学才算吗？

程猛：“寒门贵子”是一个隐喻，是底层子弟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成为社会精英的一种想象。一个健全社会需要各行各业的良性发展，绝不应该只有沿着读书这条路，成为知识精英才有未来。实际上，有时候读书多了，体尝的痛苦也可能会更多。

“寒门难出贵子”不仅仅在说有没有考上一个好大学，而是一个出身寒门的人，能不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个很好的出路。农村孩子读完书以后还要去城市里打拼，但是他们经常没有相应的社会资源，如果处处碰壁，找不到工作，不是凭实力说话，处处要靠关系走后门，再加上房价特别高等，常常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幻灭感。

2017年，一名复旦大学的女生在网上发帖说“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为什么2017年这个帖子引起了那么多共鸣和讨论？很重要一个外部因素是，那两年各个地方的房价都在飙升,小城镇背景、家境普通的孩子也会觉得无力，农家子弟的落差感就更大了。如果农村的孩子考了大学，却没有好的发展，很多农村孩子和家长会觉得“读书好也不过如此”“你看谁谁上了大学现在还没找到工作”，一下子就会打击他们对于读书，甚至对于公共教育体系的信仰。

所以城市需要做很多事情去接纳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只是高中有指标到校，大学有专项计划，还要考虑他们到大学以后可以怎么样生活，怎么才能真正拓宽他们发展的空间，怎么样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不是深陷高昂的房价和资本的压榨之中。

一个健全社会需要各行各业都发展得好，不是只有成为文化精英，才是一个好的出路。“不患寡而患不均”，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同地区发展的差距、不同职业收入的差距、体制内和体制外社会福利保障的差距，都需要不断弥合。市场经济总是容易造成差距，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需要有一只强有力但不越界的手发挥调控作用。即使书读得不好，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里的孩子，都可以有合适的学习机会，可以过上比较体面、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持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方面的保障。

谈理想：社会的上升通道

人物周刊：目前社会的阶层流动有没有受到阻断？

程猛：阻断肯定谈不上，只能说还是有许多障碍。因为钱而上不了学的情况，农村地区可能都有缓解，现在国家和高校都有比较完善的资助体系。不过，教育资源不均衡依然严重，在一些地方也许是差距更加明显了。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上升了不少，但教育资源还是进一步地（向城市）集中。有条件的农村老师都会想方设法往城里走，在城里买房子，让自己的孩子在城里接受教育。物质生活水平在弥合，可是农村和城市在教育资源、公共服务、文化设施等方面的差距还比较大。

人物周刊：目前是否特别推荐学生去读职业教育？

程猛：国内已经有一些发展得比较好的职业技术学校，但目前的职业教育体系还亟需完善，师资的提升、产学研的协同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有一种观念，似乎读不好书才去职业学校。但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些和具体职业结合很紧密的中专院校是非常受推崇的。关键就在于，读了职业技术学校之后，能不能通过职业教育获得稳定的就业、稳定的收入和相对体面的生活。随着国家对于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和投入，职业院校的发展空间很大，一些刻板的观念也会发生改变。相信未来会出现有学生能上高中或者能上还可以的大学时，他会选择放弃，去上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职业技术学校，成为一个高级技术工人。当然，这需要国家社会分配体制的调整，需要对职业教育持续的重视和投入，尤其是加强师资建设以及产学研的协同，保障好学生的就业和未来发展。

人物周刊：很多单位和企业还是看重学历的。

程猛：这么做可能是出于减小筛选成本，但这存在问题，很多时候学历和能力并不相称。不必要的学历限制、年龄限制，包括隐藏的性别歧视，都亟需破除。

人物周刊：怎么样让社会上的每个人感觉到有一个很畅通的上升通道？

程猛：这个问题很大，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制度是具有教育功能的，就像康永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指出的，“教育制度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因此，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公平正义是一个关键。在教育制度层面，当下教育资源分布的均衡化尤为重要。在社会制度层面，需要持续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改革社会分配制度，完善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公共支持体系。

在此之外，一个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特别重要。不是走出学校之后，人就不再学习和成长了。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学习的需要和渴望，需要多元的自我探索空间。在这些方面，国家和全社会可以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