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今所确认的少数民族，在鸦片战争前基本上都已形成。当时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现在基本相同。

鸦片战争前，我国少数民族中以经营农业为主的民族居多。如西南、中南、东南各省的少数民族，东北的满族、锡伯族、西北的保安、东乡、撒拉、土、回等民族。但回族中兼营小商小贩和手工业的较多。

西藏的藏族、门巴族，新疆的塔吉克、维吾尔、柯尔克孜族，东北的达斡尔以及甘肃的裕固族等等，部门经济结构有显著的特色。他们随着分布地区的不同，有的主要从事农业，有的主要从事畜牧业。内蒙古的蒙古族在清初还是较单纯的游牧经济，农业、手工业都只是作为牧民的家庭副业而存在。雍正、乾隆以后，由于大批汉人到此垦殖，农业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重要经济部门，靠近柳条边及长城各盟、旗的蒙民，已逐步学会了耕种，弃牧为农。

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始终经营着狭义农业以外的单一经济。如赫哲族主要以渔猎为生；鄂伦春及鄂温克族中居住在额尔古纳河的部分主要以狩猎为生；塔塔尔、乌孜别克族主要经营商业和手工业；哈萨克族主要经营畜牧业；京族主要经营渔业，等等。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不仅如此，就是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各个部分，也很不一致。但总的说来，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低于汉族和汉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拿农业来说，鸦片战争前，我国少数民族经营的农业，就大体上有发展水平不同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原始耕作型农业，也可以叫做刀耕火种、轮歇游耕的锄耕农业。像这样去经营农业的民族，主要有分布在云南的基诺、独龙等民族以及布朗、傈僳、纳西、德昂、景颇、佤、怒族中的一部分，西藏的门巴、珞巴族、海南岛五指山中心地带的黎族，台湾山区的高山族，等等。

第二种类型为粗放耕作型农业。像这样去经营农业的民族，主要有分布在四川凉山和云南等地的彝族，四川的羌族，云南的傣、普米、哈尼、拉祜、阿昌族，贵州的水、仡佬、布依族、川鄂湘边界的土家族，西藏、青海、四川等地的藏族，东北的满。锡伯族，广西、湖南等地的毛南、仫佬、瑶、侗族、浙江、福建等地的畲族，青海、甘肃等地的保安、东乡、撒拉、土、回族等等。

第三种类型为接近于汉族地区的精耕细作型农业。像这样去经营农业的民族，主要有分布在云南大理、下关一带的白族，贵州、湘西的苗族，广西的壮族，新疆的维吾尔族，等等。以畜牧业而论，当时无论大漠南北的蒙古族、西藏地区的藏族、东北的达斡尔族，还是西北的裕固族、新疆的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等等，毫无例外地都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放牧，基本上依靠大自然的恩赐进行生产。以狩猎业而论，以此为生的赫哲、鄂伦春及鄂温克族分布在额尔古纳河的部分，鸦片战争前使用的工具主要还是弓箭和札枪，间有使用燧石枪、火药枪的。工具的落后和狩猎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得人们的生活毫无保证。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决定了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也极不平衡。总的说来，鸦片战争前，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以自然经济为主。

由于“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它一切劳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也是自然基础”，所以，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农业生产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包括基诺、独龙、德昂、佤、怒、哈尼、普米、拉祜、布朗、傈僳、纳西、景颇、鄂伦春、赫哲、鄂温克、达斡尔、锡伯、裕固、东乡、撒拉、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土、高山、黎、瑶、京、畲、羌、门巴、珞巴以及大小凉山的彝族，等等，社会分工都很不发达。当时，这些民族还没有独立的手工业者，手工业还是农民、牧民或渔民。猎人的家庭副业，没有从农业、牧业或渔猎业中分离出来。社会分工的不发达，不能不影响到这些民族的交换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当时，有的民族内部还没有交换发生。如鄂伦春族、赫哲族以及分布在额尔古纳河的那部分鄂温克族。有的民族内部虽然已经有了交换，但还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如基诺族、独龙族。有的民族在多次物物交换中，逐步形成了一般等价物，并有了定期的集市。如傈僳族、怒族，以黄牛、铁锅、猪作为交换的媒介，通过“赶街”的形式互通有无。但这些一般等价物的价值量既高，又不便于分割，所以，交换起来不方便。其他一些民族在交换中虽有使用货币的，但也很不普遍。所有这些民族都没有专门的商品生产和专业的商人，农业中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不多。

另一些民族，包括藏、傣、水、侗、阿昌、布依、仡佬、上家、仫佬、毛南、保安等，随着农业生产的缓慢发展，附属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也有了发展，而且出现了独立的手工业者，手工业开始与农业相分离。如傣族自明代普遍使用铁器后，农作物的品种不断扩充，除传统种植的水稻外，又先后从汉族地区传入了麦、豆、荞等作物。经济作物中，茶叶和棉花的发展也较快。

西双版纳所产“普洱茶”，雍正年间即达每年六、七千沱。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发展了起来。一些手工业者也能生产比较精致的丝，毛织品。特别是丝织品，是当地向中国封建王朝交纳的珍贵贡品。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推动下，这些民族的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傣族聚居的车里等城镇，商业相当活跃。西双版纳普洱茶产区，每到产茶季节，“茶客收买，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藏族中经商的虽然很少，但汉族到康，藏藏族地区经商的颇多，汉、藏之间的商业活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频繁。明嘉靖时四川销往西北及西南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边茶”仅二万四千余引（每引配茶一百斤），清雍正八年（1730年）仅销往打箭炉（今康定）康藏地区的南路“边茶”，即有十万零四千四百二十四引。

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包括白、苗、壮、维吾尔等，则有了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云南白族聚居地区自明朝至清代道光年间，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手工业行业，即有纺织、缫丝、铁器、铜器、银器、制针、漆器、窑业、造纸等数十个之多。湘西和黔东北的苗族不仅能够制造品种较多的铁制农具，而且还能制造各种银饰和威力较大的火枪（俗称“苗枪”），以蜡染著名的染织业也相当发达。壮族所织“壮人布”和“壮锦”，清代也负盛名。

他们聚居的广西横县、宾阳等地，还出现了许多小型的陶瓷手工业作坊。维吾尔族的铁器制造、丝、棉纺织、皮革、木器、油漆、玉石雕刻、造纸等手工业，均有一定水平，并能进行较大规模的玉石开采。这几个民族的商品货币经济，比其他少数民族都要发达。如云南白族聚居地区，康熙时仅大理府属即有四十八个固定集市，其中以大理的三月街最大。

由于商品流通的需要，这一带自明代起，逐渐废除了原来流通的则贝币，开始使用白银。万历年间还在下关设铸钱局，铸造铜钱。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在定期的“巴札”（集市）上进行的。一些著名的城镇，如叶尔羌（今莎车）、喀什噶尔（今喀什）、阿克苏、辟展（今鄯善）、哈密等，已发展为较繁荣的商业中心。据记载，叶尔羌““八栅尔”（按：即巴札）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若云屯，人如蜂聚。”交换中普遍使用货币－解钱普尔和白银。五十个普尔为一腾格，合银一两。

结语

由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存在不平衡性，鸦片战争前我国少数民族的生产关系是多层次的。不仅如此，就是同一民族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各个部分，由于受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的影响，生产关系也有很大差别。鸦片战争前，有的民族或其中的部分基本上处于原始公社末期，或者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公社制度残余；有的民族或其中的部分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有的民族处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可以说，当时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展现了一部活的前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