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及其在双峰的早期传播

（上图:1948年，大批外籍基督教宣教士携家眷离开中国）

早在唐朝，基督教就传入了中国，当时把基督教称为景教。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史实......

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唐太宗李世民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郊外迎接，请进宫中详细询问教义，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信仰，李世民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三年后，李世民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命人在长安建造一座教堂，用于安顿景教教士。

而在最近徐州出土汉代铜镜《汉代基督教福音铭文镜》上有基督教十八字福音，此发现引发一些专家预测基督教早在汉朝就传入了中国。

在近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外国来华宣教达到高潮。

（上图：历史照片和影片回顾1937年日本入侵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外籍教授贝德士贝德士和宣教士约翰马吉等人成立南京国际安全区，设立难民伤兵医院，救援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他们被誉为南京大屠杀中死守南京的24名外国人 ，其中15人为基督教宣教士）

而双峰境内的基督教起源于1905年，当时境外成立有中华基督教促进会，差遣德国籍牧师许德道来永丰进行传教活动，当时永丰隶属湘乡。始则开创永丰福音堂，继而兴建杨市、水洞里、太平市、走马街、姚家桥、大村、和睦亭、测水、荷叶、新桥、锁石等分堂。

（上图：昆明市基督教堂大门侧的铭文，纪念抗战中的盟军将士）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许德道返回原籍。继有德国籍牧师都士德，丹麦籍女宣教士魏安娜循环留居永丰福音堂，为时虽短，但异动无常。

（上图：抗战时期，昆明市基督教青年会聚会地旧址）

1948年，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大背景下，许多外国人侨民撤离中国。在永丰的外国宣教士全部出境归国。

之后，长沙市基督教内地会罗步云牧师和杨市肖天民、魏湘霖；以及双峰黄瑞堂、李麟书、朱言正等牧养双峰教会。基督徒达七百余人。

（上图：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和吴耀宗交谈）

1950年4月，吴耀宗等京津教会部分负责人谒见周恩来总理，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的主张，决定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当即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同和支持。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将基督教“三自”爱国宣言刊载，并发表社论，予以支持。当时有十八万多名基督徒签名响应，支持“三自”爱国运动。美苏冷战对立的国际大背景之下，“三自”爱国运动应运而生。

（上图 《人民日报》将基督教“三自”爱国宣言刊载）

与此同时，以王明道、倪柝声等当时的部分教会领袖和信徒并未参与“三自”爱国运动。

（上图 王明道夫妇）

（上图 倪柝声）

随着文革的到来，“三自”教会和前期的非“三自”教会一样，都受到了巨大冲击，教堂关闭，不许公开聚会。

（上图 八十年代，经多方报告争取，从九峰山归回教堂的大钟）

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国各地教会工作纷纷恢复。双峰的基督教会也于一九八二年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并收回了一部分宗教活动场所。

（上图 教堂内景）

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双峰的基督教会形成了以朱言正、黄恩爱、曾子光等为教会负责人的工作集体。为双峰基督教会工作的恢复和推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上图 早期基督教会旧址所在位置（已变更为民居））

九十年代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新的矛盾和事物产生。双峰基督教会内部发生变革，工作上出现了一些变动。原来外国宣教士建立起来的教会旧址被迁移，统一的聚会点也被分散。逐渐形成了新的发展局面。

而当初由国外宣教士建立起来的教堂还记载在一段史籍资料中：

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高潮时，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郎曾专程赴永丰调查采访农民运动，她在著名的《大革命在永丰》一文中，这样描述永丰：“一天半后我们到达了永丰…永丰苍翠的小山使人有一种清新感，永丰是公路的终点。走过房子和涨水的河流间的那段垫着石块的艰难路程，我们横过石拱桥，来到了河对岸。再走过几家寻常的店铺，我们来到一幢古老的小屋前，新德伍尔夫及其妻子、女儿就住在这里。”

这一小段话里，所说的新德伍尔夫居住地，就是双峰县早期基督教堂的前身。

（上图 早期的基督教会负责人留下的作品，双峰永尚画廊提供）

本文摘取《双峰县文史资料专辑》第一期相关资料，以及部分历史纪实资料。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