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辱母杀人案”说起

从“辱母杀人案”说起
2016年4月14日，22岁的于欢用水果刀刺向暴力催债人。
2017年2月，山东聊城中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同年6月，山东高院改判为防卫过当，于欢获刑5年。
在服刑期间，于欢有悔罪表现，受到表扬6次，并获得减刑，于今年的11月18日出狱。
说实话，从故意伤害罪，到防卫过当；从无期徒刑，到5年徒刑，对于欢所犯罪行的认定，都是有争议的。而改变，是在强大的舆论影响下，更主要的是在最高院的指导下，该案，即辱母杀人案总算有了这个结果。
不过，这起案件的相关背景，随着媒体的报道，也渐渐浮出水面。于欢的母亲拖欠债务，被人暴力催债。与此同时，于欢的母亲在2016年有三次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甚至因此被国内银行禁止发放贷款。而在2018年11月14日，于欢母亲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3年，罚款8万。2019年二审维持原判。
为啥于欢的母亲拖欠债务，或者搞非法集资呢？因为于欢的母亲创办了一家企业，即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从资料上看，该企业占地120亩，注册资金2000万，有员工200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16人，自主研发人员10名，显然，因为经营企业才导致于欢的母亲不断的寻求资金。同时，之所以拖欠，或者寻求不确定公众募资，也是企业运营中，需要资金的缘故。
就是说，对这些中小微企业来说，对资金的需求应该说是刚性的。可惜的是，市场中各种风险无法确定，尤其是民营企业很多时候，本就无法有足够的底气应对资金危机。于欢的母亲三次被列入“黑名单”，几乎可以说，完全被杜绝了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可能。
到此，要么就企业破产倒闭，要么就“不惜代价”寻求资金。从实际来看，于欢的母亲选择的是“不惜代价”，为此搞了向不确定性公众以高利息吸收资金。这就是被判刑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缘由。
被判刑，被处罚，不用说，于欢母亲的企业估计很难再经营下去了。说实话，若是被“列入黑名单”，无非就是无法借到合法的资金，而被判刑，那就是触犯刑法了。而在此之前，就是“辱母杀人案”的发生前提，指望着“高利贷”来寻求资金。
得不到合法的贷款，可经营企业又不能缺资金，估计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老板都会寻求“高利贷”的。高利贷，自然要比商业银行的利息高。因为愿意找高利贷的人，都是没有抵押，没有担保，可以说借贷风险很大的。资金一旦还不上，对放贷者来说，那就是烂账，很难会收回了。
如此以来，这高利贷不但利息高，而且条件苛刻。就如目前久为人们诟病的是“校园贷”、“裸贷”等之类的。没有确定收入的人，明摆着风险很大，出借者不是指望学生家长还钱，就是打算搞非法事项确保回款。于是，媒体网络上屡屡曝光此类，因还钱引发的“悲剧”。
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的提醒高利贷有风险，也对借贷的利息有明确规定，不准超过LPR的4倍，但是，如于欢母亲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或者急需现金的人，这总是一个无法忽视与客观存在的市场。或许，这才是蚂蚁金服、京东金融和腾讯金融等金融科技公司存在的理由吧。
以蚂蚁金服为例，截止2020年6月末，蚂蚁平台促成了小微经营者信贷资金余额4217亿，而坏账率只有1.23%。蚂蚁金服通过花呗、借呗等方式，高效快捷，尤其是安全的发放贷款。能够用30亿资金，形成3000亿的资金规模，这是与蚂蚁金服的竞争优势分不开的。大数据的金融手段识别潜在客户的信贷能力，其信用风险模型有3000多个变量，可在三分钟之内决定是否发放贷款。
特别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在网络上看到过有关蚂蚁金服暴力催债的信息。而暴力催债可以说是与高利贷密不可分的一项违法犯罪行为。本来嘛，这愿意借高利贷的人，都是风险很高的人，自愿借款，自愿签订协议，可是在还款时的行为，包括借款人的赖账，尤其放贷者的催债，才算判断违法与违规的关键因素。
如于欢母亲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拖欠债务，可以被列入“黑名单”，但却不是犯罪。而她借的高利贷，被暴力催债，也才有了她被侮辱，才有了于欢的防卫过当一事。正常情况下，以于欢母亲这样的信用条件，是很难找到资金的，而月息10%，才借到了135万。别看这月息10%，到后来于欢母亲支付了本息184万和一套70万元的房产，依然没有还清。
假如说，于欢母亲在蚂蚁平台借款的话，起码，平台可以有足够的信息数据能够分析源大工贸公司的运营情况，评估出于欢母亲的信贷能力。至少，于欢母亲可以不用抵押，可以不用担保，可以凭借企业的各种信息，也包括个人的信息数据，来从蚂蚁金服或者京东金融或者腾讯金融等，如今被“探讨”监管的金融科技平台，借到足够的资金。
总之，没有暴力催债的话，就不会有人们厌恶的高利贷。但是，这个市场的客观存在，有且只有金融科技公司的信用贷款可以补充。要是这样的话，于欢和于欢母亲样的悲剧，就完全可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