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峰会观察 | 我们要的不是鲸落，而是万物生

「核心提示」

我国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创造了中国乃至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个人信息泄露、网络安全威胁、平台治理、算法滥用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让数字经济“行稳致远”，如何正确处理数据的归属、保护数据安全，如何帮助更多人跨越“数字鸿沟”，既是所有大型互联网公司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它们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 | 曾舆

编辑 | 刘杨

世界互联网大会结束两天了，没有了饭局，没有了花边，安静地似乎不曾来过。

但从去年开始，对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反垄断审查和对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审查，也让这场大会备受企业家们关注。他们想从中探得风向，获知监管的尺度，布局未来的政策风口。

从2014年开始，我参加了7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亲身感受和近距离观察了这些年互联网企业的蓬勃发展，乃至疯狂地攻城掠地。在大审查的当下，去分析我们的经济环境，互联网公司的现实困境，以及可能的趋势，就尤为重要。

“我是谁？从哪里来？在哪里？到哪里去？”

这几个终极之问，也适用于当下的互联网公司。

1、那一年，这一年

9月25日，世界互联网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在乌镇西栅景区冶坊桥的西南角，也就是西市河的南岸，张朝阳和同事悠闲地喝着咖啡，他一如既往地光着脚穿着鞋。

7年前，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中外互联网领袖高峰对话》论坛上，张朝阳和马云、刘强东、李彦宏等同台。张朝阳翘着二郎腿，露着半尺的脚踝，主持人刘芳菲就调侃他，“古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您既光脚又穿鞋，我很害怕”。

刘强东则说，要知道马云来参加这个论坛，“我来的时候也不应该穿袜子，才符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情景。”

马云踌躇满志，也锋芒侧漏，称阿里巴巴的任务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要培养更多的像京东一样的企业”。

7年后，这些插科打诨的“互联网领袖们”，只有光脚的张朝阳到了本届大会。

阿里巴巴也确实实现了马云的调侃，“造出几个京东来”。截止到2021年9月28日，阿里的市值4倍于京东。但从去年开始，阿里巴巴也遭受着一场空前的审查和舆论的口诛笔伐。

“一鲸落万物生”，有人慨叹打倒资本家的酣畅淋漓，也有人担心舆论定罪的蔓延。这些出格的断语，依据的仅仅是当时还未查证的阿里女员工举报。显然，我们要的不是鲸落，而是合规，是法治，是百花齐放。

记得当年李彦宏不停地追悔没有把重心放到移动平台的建设上，“太贵太慢”，贻误了战机。如今，这已经不再是需要讨论的事实了。5G时代已至，李彦宏的助手们，更多在研究边缘计算的5G+AI的应用了。

边缘计算，一个新名词。相对于云计算而言，边缘计算更接近于现场应用端提供的计算，处于物理实体和工业连接之间，在靠近物或数据源头的一侧，采用网络、计算、存储、应用核心能力为一体的开放平台，就近提供最近端服务。

在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阿里云CEO张建锋说，有了边缘计算，很有可能，将来的手机全部不超过1000块钱，而且性能比现在1万块钱的还要好，为什么？

因为以后所有的计算都在云端发生，手机只是边缘计算的一个端，数据也可以存在云端。这又是一个关于产业变革的猜想。

当然，小米CEO雷军一定不相信这个预判。

2014 年，小米出货量相较上一年翻了两番，达到6112万台。时间到了2020年，小米手机全球出货量已达1.46亿台。

9月26日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雷军第一次获得开幕式演讲机会。

雷军希望，用自己的数字产品帮助用户与世界相连，推进智能制造。“文明的进步，由大家共创，也由大家共享，不是以邻为壑，不是独擅其美，而是众人拾柴，科技生活是全社会每个人的科技生活”，他希望做更有温情的数字产品。

雷军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发表演讲/视觉中国

同样是2014年，还有一位失意的互联网大佬丁磊。他的兄弟唐岩，以网易总编辑身份辞职后创办了陌陌。即将登陆美股的前夜，网易发表声明，指责“唐岩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获取网易提供的各种信息、技术资源，私创‘陌陌’，从而窃取网易公司商业利益，丧失基本职业操守。”

也是在那两年，网易另一位总编辑李勇，出走创办了猿题库，也就是后来的猿辅导，每年都获得不小金额的融资。

但这一切，和丁磊没有关系。

失意的丁磊频繁组织饭局。2014年那次，他的左边是李彦宏，右边是张朝阳，移动互联网浪潮来临时的“失意三郎”。此后的几年，丁磊都要在乌镇尽地主之谊。

今年开幕前夜，丁磊没有组建饭局，而是去拜访了私人朋友，两人在“似水年华”一个角落里聊了将近两个小时，晚上十点整，才分开。丁磊跨过虞奥桥，向西走向了景区深处，依然是大裤衩子，依然是深蓝或者黑色的体恤，至于是黑，还是蓝，灯光实在是太暗了，我没有看清楚，也没好意思追上去。

2、叠加下的成就，成就下的隐忧

看几组数据。

2014年，我国网民6.32亿，2021年，我国网民10.11亿。2021年，月活跃用户（MAU）突破10亿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已有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快手4家。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和经济体。

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38.6%；2020年，腾讯总收入为4820.64亿元，年度盈利为1269.83亿元。

在去年各省财政收入六强中，居于第六的北京，全年财政收入为5481.46亿元，和腾讯相当。而在2021财年（2020年4月-2021年3月），阿里的营收高达7172.89亿元。

彼时，2014年，腾讯全年营收789亿元，阿里全年营收708亿元。如今两家公司的营收分别增长了6倍和10倍。

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让这些互联网公司获得巨大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推动着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应用，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金融科技、AI等方面的发展，都具有先发优势。

但一个问题出现了，中国网民获利了什么？

很多很多，包括购物的便利、出行的便利、生物识别的便利，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的本质。我们人口众多，又有老龄化倾向，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还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中央政府领导人发出警示，“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但社会的思潮却是，崇尚财务自由，崇尚一夜暴富。由资本助推的财富神话不断上演，虽然瞬间幻灭的例子也有很多，但依然浇不灭人们对极端财富的向往，财富的两极分化和虚幻愈演愈烈。

昆仑万维董事长周亚辉，津津乐道自己投资现金贷公司上市获得百倍、千倍回报的壮举，并大侃特侃惊心动魄的成功历程。

高瓴资本，一投就是一个赛道，把在线教育投了个遍，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前，张磊便开心地“跑了”，留了一地鸡毛给被投公司和其他的中小投资者。

俞敏洪哭了，应该不是被张磊清仓新东方气哭的。但俞老师的同事说，也绝对不是因为财产缩水95%而哭的，而是俞老师引以为傲的教育事业，最后成了灰产，他受不了。

由于资本的涌入，纷纷进入K12赛道，作为培训龙头，新东方也不得不跟进，这是深渊的开始。

经纬中国在猿辅导最后一轮融资时，专门撰文绍介投资经验，如何选中猿辅导、VIPKID这些公司，张颖也专门感谢了他的同事独具慧眼。

2020年10月，北京望京猿辅导在线教育/视觉中国

经纬中国的牛立雄说，供给、营销、技术，只要占一条就能立足，但他低估了教育这一赛道的特殊性，尤其是政府决不允许在公立教育之外，再出现一个新的教育体系，不允许热钱涌入的教育公司10倍、100倍薪酬挖公立学校的教师，最后这些成本反作用在焦虑的家长身上。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中国正在重置其经济底层逻辑》说的颇有道理，“我们正站在经济和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新目标带来的经济底层逻辑的重置以对互联网巨头监管为标志，中国正在转换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从增速优先转向兼顾公平，在新的逻辑范式下，中国似乎正在尝试将经济利益分配向劳动者倾斜，这将会带来企业盈利占比的下降。”

其实，浅层次是企业盈利的问题，深层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的疏解。把握不好，就是一个赛道、整个企业的波及与颠覆。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说，我国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叠加了改革开放，再加上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结合，创造了中国乃至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不能轻视“鲍莫尔病”下的数字鸿沟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也说，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5.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已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但与此同时，与数字社会相伴而生的许多新型矛盾纠纷也日益出现，网络治理面临新要求、新课题、新挑战。

“信息化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包括提升了时间互动的跨度和弧度，加深了空间互动的跨度和精度，改变了内外部关系对象的表达方式和交互方式。”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希勤在乌镇峰会上说，“数字经济由此可以充满无限可能，但是繁荣之下往往暗流涌动。”

王希勤提出，要为数字经济引入持续的高品质负熵流，数据治理就是一个减少数据熵的过程，是引入负熵流的最有效路径。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呼唤网络法治，网络法治不仅是现实社会治理逻辑向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更是网络空间中利益平衡与价值协调的必然要求。

这和本届互联网大会的主题不谋而合，“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互联网平台和数字经济的法治化，就是这文明和共同体的护航舰队。

另外，也不需要担心市场经济的方向，经济学家张维迎就坚定地说，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

3、将疯狂的赛车，拉回文明的轨道

从2014年始，浙江乌镇便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从电子商务到数字经济，浙江有得天独厚的基因，涌现出诸如阿里巴巴、网易等一批知名的互联网公司。

数字经济已成为这个省份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引擎，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行稳致远”，是诸多公司和学界、监管部门的一致看法。

“我们要做一家好公司，而不是大公司。”在和阿里巴巴一位管理层聊天中获知，他们也在重新审视与社会、与用户、与监管打交道的方式，就如蚂蚁集团曾经倡导的那样，为这个世界带去美好而微小的改变，他们认为“好公司比快公司更重要”。

在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看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数字化改革，一手抓依法治网，不断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过程，以法治手段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王昌荣举例，比如如何进一步打通利用各类数字要素，探索依法建立算法的基本道德与规则，如何有力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如何高效预防和惩治新型网络违法犯罪等。

“我们将致力于打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网络环境，制定并实施有关互联网数据要素流动、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网络人权等规则，以司法权威划定数字经济活动的边界和底线。”王昌荣在互联网大会上如是说。

侯云灏是中央网信办法治局副局长，他的讲话透露着不少政策信息，首先是肯定“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个人信息泄露、网络安全威胁、平台治理、算法滥用等问题日益凸显，数字经济治理面临重大挑战，加强数字经济治理，营造数字经济健康良好的发展环境，成为各国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

侯云灏说：“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激发数字经济活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发挥法治的引领，促进规范和保障作用。”

“清醒地看到”这一段才是最重要的。侯云灏副局长希望看到，数字经济共建、共享、共治的新格局。

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表示，中国坚持把法治作为护航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手段，加快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的立法，相继出台了《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制度，持续整治竞争失序、个人隐私泄露、虚假营销等突出问题，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但他也提到，数字经济作为信息时代的全新经济形态，市场主体更为多元，服务需求更为多样，法律关系也更为复杂，需要抓紧“探索建立无人驾驶、在线医疗、智能配送”等新兴领域监管的框架。

比如，在本次互联网大会上，很多嘉宾都提到一个问题，无人驾驶来临，出了交通事故，谁负责呢？

吉利控股董事长李书福就说，如果无人驾驶系统发生交通事故，车企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不具备这个前提，说自己车子可以无人驾驶，是不合适的。”

4、个人数据不是哪家企业的财富

而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

在对互联网、数字经济进行法治化管理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数据归属、安全和保护。

今年央视3・15报道，智联招聘、猎聘、前程无忧等平台简历给钱就可被随意下载，大量用户个人隐私信息流向黑市，并被明码标价。

7月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消息，根据举报，经检测核实，“滴滴出行”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国家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要求滴滴整改，并连同其他部委对其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此番受到审查的还有，“运满满”、“货车帮”和“BOSS直聘”。

大量涉诉的个人信息案件涌现，最高检检委会委员、经济犯罪检察厅厅长郑新俭介绍，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2400余件，6000余人。检察机关尤其关注数字信息安全，精准打击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相关黑灰产业链。

而在2018年、2019年、2020年三年间，检察机关起诉的网络犯罪案件人数，也分别同比上升了20.7%和30.2%和50.3%。

除了立法、检察，数据脱敏和保护的执行也十分敏感和重要。百度党委书记、资深副总裁梁志祥提到，今年上半年随着智能汽车数据泄露事件发生，关于汽车数据的安全问题也传得沸沸扬扬。

“一个汽车就是一个行走的计算机，对很多数据你要打马赛克。”梁志祥解释，汽车相关的传感器、雷达会把周围所有东西都拍下来，如果这个车辆不脱敏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车内原则也很明确，你可以采集车内的数据，但你不能采集车外的资源。”

毫无疑问，车外的信息资源就涉及公共信息了，但是不采集又如何体现汽车的智能化，如何实现无人驾驶呢？

数据的脱敏和安全至关重要。

“数据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没有数据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中央网信办法治局副局长侯云灏说。另一方面，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要聚合又要流动，必须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权责明确、保护有效、利用规范的数据安全保护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规范数据处理。

数据安全和界定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在开幕式中提到，要求合理界定数字产权，真正平衡数据的私人和公共属性，从而在增长和分配中实现均衡。

再过一个月，《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将实施。中国人民大学法法学院教授张新宝讲到了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第一、平台企业必须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二、那么谁是大型平台企业呢？需要业务类型有多复杂？一年处理的信息量有多大？用户有多少？这些需要监管部门拿出具体数据来界定，每年需要公布名单，帮助这些企业理清他们的义务。

第三、需要由外部的独立机构监督。成员是谁？如何运作？经费如何保障？“但你还不能和企业挂钩太紧，可能产生腐败问题”，究竟是怎么一个机制还需探讨。

第四、对于违反法律法规处理个人信息的主体的判断，是不是可以把该权利交给大型企业，由它来判断账户或者商户的违规？如果它认定错了怎么办？

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但对于平台型互联网公司而言，对于个人信息和数据的保护，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为重要了。

一位专家说，个人数据是企业的竞争力，但不是哪家企业的私有财富，而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

牛津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则提到，公民应该知道数据的去向，谁从中受益了。

就在乌镇峰会召开的同时，河北沧州的范二伯在愁苦，他的冬枣能不能卖出去，连续的阴雨天已让枣子烂在了树上、地里。

他和他的4亿同胞一样，属于不会上网者，也就是那群难以逾越数字鸿沟的人们。

互联网文明的高级阶段是数字经济下的共同富裕。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腾讯、阿里等分别投入1000亿助力共同富裕，美团的王兴出了一个意念，“美团的团不是团购的团，是一起，是共同富裕。”

“送物送钱，不如送数字技术。”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张勇在大会上说，要培养20万数字化人才到农村去。

不知道王兴要送些什么，在本次互联网大会上，轻轻地他走了，正如他轻轻地来，不留只言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