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自己的囚徒

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说过：“人在地球上的唯一使命是忠实于自己，真诗人总是他们自己的囚徒；这堡垒比彼得——保罗要塞更坚固。”何止诗人是自己的囚徒，人们都是自己的囚徒。

人们都有认知局限性，总是认为自己想的是对的，自己自己做的也是对的。但很多时候，人们想的和做的受到了认知局限，就是伟大者如秦始皇也犯了不少的错误，从修建万里长城到修阿房宫，再修建骊山陵墓，劳民伤财，当然还有焚书坑儒，这些都是认知局限造成的，只认为自己是对的，却不具备科学的精神。历代帝王也是如此，认为对的就去实行，结果产生了很多不好的后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文化单一，儒家流毒散播很广；推行“片板不许入海”政策，阻断了海外贸易，同时也阻断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满汉不通婚，限制了读书人的活力，后来的自恋自大风气一直充斥着朝廷，直到被列强敲开国门，才知道睁眼看世界。如果说一个封建国家尾大不掉的话，那么个人也是如此，也会成为自己的囚徒。

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会限制他接受新事物，对于新鲜事物总是先判断，再看别人怎么样，然后自己才会作出接受还是不接受的选择。也就是说，人的“所知障”会大大限制自己接受新鲜事物的进程，甚至会对于没有见过和听说过的事物不承认其存在，只认为自己亲眼所见的才是事实，才是客观事物，其实，还是陷入了自恋和自大的圈套，不能自拔。中世纪的时候，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没人愿意相信，因为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布鲁诺为了科学献身，苟活着的人们认为他傻，何必为了一种理想和信念献身呢？承认教皇的说法又如何？没有比活下去更重要的了。但是，活下去就要说假话吗？就要苟同于那些权贵们，并且跟着他们说假话吗？

当然不是。活下去有活下去的理由，虽然人是自私的，但总有一些人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活得比较纯粹，不像那些苟且偷生者，心口不一。但历史上绝大部分人都是为了苟活于世，并不想做见证真理的人。他们会判断权贵们喜欢什么，怎么说，权贵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权贵们说怎么办，他们就怎么办，不然何以历史演化上千年，大多数人都不是忠实于真理的人，而成了庸庸碌碌面目模糊的人呢？甚至历史根本不记得这些人，只记得一些所谓的忠臣和奸臣，一些明君或昏君，一些乱臣贼子和灾难，却不会记得跟着权贵们跑的人。要是哪个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智者被砍头了，当时的人们一定会欢呼雀跃，就好像周树人在日本观看日俄战争中日本军官砍给俄国人当侦探的中国人的头颅一样，围观的中国人都在酒醉似的喝彩。还有蘸着革命者鲜血吃人血馒头的愚昧民众们，都是面目模糊的一群人，他们只会跟着权贵们跑，却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唯一的行动就是极端利己的行动，而不会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后来，这部分人进化了，进化成心口不一的人。

战争中有一些叛徒产生，他们为了活命或者为了活得更好，就要出卖人们的利益，甚至为了自己活命而出卖同志，让敌人杀死了很多同胞，如此的自私和利己就不可饶恕了。以至于解放后，很多村子的汉奸都遭遇了清算，被绑在树上剐了，肉还被人们分吃了。而为了革命牺牲的同志受到了尊敬，也被世代铭记。牺牲的同志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内心的声音，敢于献出生命，却不会苟且偷生。孟子在《鱼我所欲也》中写道：“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又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贤者能忠于本心，并且认为有比死更厌恶的事，那就是“不义”，为了苟且偷生而“不义”，就被人唾弃了。

历史走到了今天，很多人都开始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不会去考虑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他们更喜欢为了自己而去打拼，宁可背上房贷车贷也要打拼，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城里人，还要让自己的后代变成城里人，人生规划不错，但境界太狭小。把自己后半生死死捆绑在楼市上，还能干些自己喜欢干的事，说些自己喜欢说的话吗？就是把内心的声音表达出来都不可能了。看看企业年会上那些变态的要求和节目就知道了，年轻人只能遵从，顺从，卖力表演，还有企业酒会上的恶俗酒文化，陪酒文化等，弄得年轻人心口不一，只能顺从了领导的决定，其实就是让自己出丑，把自己往死里喝，就让领导高兴了。他们还重视自己的内心吗？恐怕已经不是自己内心的囚徒了，而是官场文化和酒文化的囚徒了，或者是领导的囚徒了。那么，他们就不会拒绝吗？当然不会，拒绝了就会丢了工作，丢了工作以后房贷车贷谁替他们还？

如果只是提倡活出本来面目，不对庸俗的观点表示苟同，不被强迫，就是不现实的，不被人所认同。毕竟，没有那样的环境，大家都要带着一副面具生活，谁要是活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表达了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谁就是诗人了，而现实环境不允许诗人存在，人们也会认为诗人就是发了神经病的人，是异类，会被饿死的。

看来要想表达自己内心的声音，做自己的囚徒还是在家里完成吧，卸下所有的面具与伪装，还自己本来面目，认清自己的本心，并勇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