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书的相对性

一些书被称为坏书，就是对人影响不好的书。其实，并不能绝对判断一本书是不是坏书，而是要看坏书是谁定义的，有没有一定的相对性。

坏书并不是完全怀，而是具备一定的相对性。譬如历朝历代的禁毁书籍，有些确实需要禁毁，涉及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容易让人学坏。而禁毁书籍里面也有很多是好书的，《战国策》曾经被禁毁，《论语》、《老子》、《墨子》、《荀子》、《尸子》、《礼记》等都曾经被禁毁，就连《红楼梦》、《水浒传》也曾经被禁毁。那么，这些书籍就算是好书了，为什么会被列入禁毁书籍的行列？

所谓的禁毁书籍就是历史上一些朝代的当权者下令禁止公开流通和发行或者要销毁的书籍，可能因为这些书籍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吧。为了防止人们读这些书籍之后学坏，就要组织人力禁毁。其实有很多是禁不了也毁不了的，不然那些被禁毁的书籍就不会流传到现在了。其实，禁毁书籍的行为本身就是无知可笑的事，本来人们还不知道有什么书籍被禁毁呢，或者说有什么书籍提供了和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观点呢，朝廷就要组织人力禁毁一些书籍，让人们不用到书海中费尽心力寻找，直接就知道了哪些书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可以拿出来一读，甚至可以收藏，“藏之深山，传之后世。”在民间偷偷流传的所谓“禁毁书籍”不在少数，不然还真的不能流传到现在。还有就是在流传过程中，后人私自改编，或者传抄过程中的错误时有出现，现在流传的《老子》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原文有一些出入，应该遵循帛书《老子》的原文进行阅读和研究。可以说，坏书并不是绝对的坏，而是相对于被定义为坏书的年代来说是坏的，过了那些年月，就不算坏书了，反而成了好书。

文革期间，很多书籍都被封存，不让人们阅读，还有很多作家出版的书籍被定义为大毒草，到现在看来，其实是精华，而非毒草。那个时代的坏书过了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不是坏书了，反而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好书。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书籍的出版与发展，用固定的僵死不变的眼光来看待坏书的问题，只会把自己变成井底之蛙，看不到真正的天空有多大。再往前追溯，国民党时期禁止进步书籍流通，禁止鲁迅的作品发表，到了建国以后，鲁迅的作品大行其道，连同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作品也都发表，结集出版，而在白色恐怖之下，大量出版这些作家的书籍是不允许的，就是发行他们的文章也是要触犯禁忌的，而鲁迅和一些进步作家曾经遭到过通缉，被列入国民党的暗杀黑名单，就更别提他们的作品顺利出版并流行了。在白色恐怖之下的坏书到了建国以后成了好书，在文革期间被列为大毒草的书，拨乱反正以后成了好书。当然，接受不公正待遇的作家们也恢复了名誉，继续写所谓的“坏书”了。

由于人们的认知局限，可能会对一本书有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理解。于是，所谓的坏书也就出现了。连历史都具备局限性，就更别提人的认识了，也都具备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一个人认为一本书是好书，另一人可能会认为是坏书。即便很多人认为一本书是好书，也不妨碍另一些人认为那本书是坏书。流行的网络小说很吸引人，很多年轻人都认为是好书，而专家学者却认为是坏书，从来不看一眼。除了阅读层次的区别，还有专业水平的区别，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要读鲁迅，要读沈从文，要读钱钟书，而不懂文学的人却认为那是坏书，读不懂；学哲学的人要读亚里士多德，要读黑格尔，要读康德，而不学哲学的人或不喜欢哲学的人就认为那些人写的书是坏书，读不懂，即便读懂了也会变得疯疯癫癫，和普通人不一样了，还不如做个普通人呢；当然还有机械制造、计算机科学、土木工程等专业的人读专业的书，奉为至宝，门外汉只是读不懂，并敬而远之了，甚至会认为那些书是坏书，因为一些大学生读了这些书也找不到工作，却花了家里很多年的积蓄……

从实用主义来看读书，容易让人陷入逻辑怪圈，认为很多书都是坏书，其实并非是坏书，而是不实用罢了。其实，读书并非真的讲求实用，而是积攒知识，开拓眼界，甚至只是为了消遣，也是有点怡情遣兴的作用。数学课堂上，学生读《水浒传》被老师没收，老师的理由是课堂不能读闲书。于是，《水浒传》就被列入闲书的行列。甚至，老师禁止课堂读闲书，因为在老师的意识里，闲书就是影响学生听课效率和成绩的坏书，一定要没收，甚至还要当堂撕毁。

由此来看，从实用主义观点来定义哪些书是坏书就显得很狭隘了。有用的书就是好书，没用的书就是坏书，很容易陷入历史上禁毁书籍的政治逻辑，幼稚可笑的同时，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