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赤胆如春风，宗师如导师

图：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大公报》馆址在干诺道中，现今港澳码头对面。

张季鸾温文尔雅，襟怀坦荡。他重视发挥报纸言论的监督与引导功能，重视报纸的社会教化与启迪民智的作用。他主持下的《大公报》，激扬文字，评骘国事，洞察世间百态，立论持正公允，内容兼容并包，充分践行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许多文章与举措，如今来看，仍深具警醒启迪之义。张季鸾长年身着一身长衫，这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忠厚长者，如师长般热切关怀青年成长，将祖国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寄讬于青年人身上。通过一篇篇热情洋溢的文字，勉励青年人踏实做事，保持斗志，关注青年心理，给予辅导与帮助。

今天正值五四青年节，藉此以飨读者。

爱护青年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二日社评《青年思想的出路》指出：“为思想的出路而感觉烦闷之青年，为社会最有用之一部分。人类之幸福，世界之进化，皆赖此辈求之。就中国论，亦只患青年无思想，并不患青年有烦闷。”张季鸾认为，青年是最富有激情、最具备活力的群体，但往往又容易盲目、冲动或者彷徨、失落。这种心理的变化是正常的。青年应当重在提升自我，做对社会有建树、对国家有建树之人，自暴自弃与盲目激进都是不足取的两大极端。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社评《学生与政治》指出，学生“不可不注意政治”，因为“天下唯有救世之志者始能成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不然，因人碌碌，随波逐流，终同化于社会而作附庸耳。”张季鸾笔锋一转，认为学生“但不可滥运动政治”，“吾人不劝学生纷纷加入实际的政治运动也。”“学生时代为人生之黄金光阴，乘此修养，备救国于异日，对各党派之主张，先虚心研究，勿仓卒参与!为国士者，应随时准备为祖国同胞受任何牺牲，但要宜先充分发展之际精神的能力……”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再论学生问题》中，针对校园激进纠纷现象，张季鸾认为：“学生内部最宜注意者，首在尚纪律而尊自由。少数劫持多数，或多数压迫少数，皆非健全之现象。吾人希望全国青年以亲爱之感情，秉自由之意志，以一致团结，为纪律的组织的生活，而不愿见学生界本身有用威力其纷扰之事故也。”

启迪民智

张季鸾重视报纸在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大众文化修养的教化作用。《大公报》内容包罗万象，举凡外交、文化、艺术、教育、经济、社会、军事，无不涉及。作者来自方方面面，既有各领域的权威学者，已有军政方面国共要员，比如林彪、陈诚、张群、蒋经国，都曾是《大公报》作者队伍中的一员。

而这当中，“星期论文”是首屈一指的名牌栏目。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天津《大公报》在第三版刊出了“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一九五三年一月，胡适曾回忆道：“《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而事实上，最早提出此意的是张季鸾。一九三三年底，张季鸾与胡政之宴请北平文教界人士，为即将开辟的“星期论文”约稿。席上特别说明稿件除抵触法律外，决不干涉内容，不更改字义，以尊重作者。

胡适是最积极的作者之一。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他发表了在“星期论文”中的第一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肯定了《大公报》在采用白话文方面的功绩：“在《大公报》的六版半的读物之中，白话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然而从日报的历史上看来，这样的比例也就很可以使我们乐观了。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报的文字变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话化，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星期论文”共计发表七百五十篇文章，出自二百多位作者之手，均为当时各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家巨擘。据《大公报》老报人陈纪滢回忆：“‘星期论文’兴起后，引起全国注意，尤其知识界到了星期天，无不争看这个礼拜是谁写的。其中的确开启了中国专家学者在报纸上发表议论的先河，更为读者广辟吸收知识的园地。”

救人救心

《大公报》极为重视保家卫国、救亡图存中的文化宣传导向。张季鸾认为，救国须先救人，救人须先救心。这个心就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必须用文化宣传的方式去唤醒与激励。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不在日军铁蹄下办报一天”，天津版、上海版相继停刊。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大公报》汉口版创刊出版。这期间，曾组织了全国闻名的“大公剧团”。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大公报》在汉口普海春餐厅举行茶会，招待戏剧界知名人士田汉、洪深、阳翰笙、凌鹤、应云卫等六十多人。张季鸾在会上阐述倡办“大公剧团”的意义。皆因“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而大公人不但用笔，还想借用文化来为抗战服务。一方面宣传抗日救国，振奋国人精神，一方面借此募捐筹款，支援抗战。

曾任上海《大公报》副刊编辑的唐纳(马季良)，“八一三”事变后也来到了汉口，受张季鸾之讬筹备“大公剧团”，并创作编写了三幕国防剧《中国万岁》。

五月十三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戏剧与抗战建国》：“戏剧，包含话剧、电影，对于抗战的伟大效用。”“我们民众，其精神里蕴藏着极高贵的东西，都是可燃性，但需要去燃，戏剧就是燃的媒介。”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国万岁》在汉口首演，观者如云。公演四天之内共演出七场，门票收入全部购买药品分送给武汉各伤兵医院，演出费用则由《大公报》社承担。这成为抗战期间文艺界一大盛事。

建言国是

张季鸾学养深厚，巨笔如椽，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评论文章，思索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提供建设性意见。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中指出：“现代报业除刊行报纸外，应为社会实际服务，凡社会应倡行之事，报纸宜为其先锋或助手。”

抗战爆发后，暴露了中国在空军方面与日本存在的巨大差距。张季鸾深感空军人才不足，而要发展航空事业，应当首先从普及航空知识，提高大众参与度做起。他将目光投向了新兴的滑翔机运动。

一九三九年六月，在欧洲学习归国的“中国滑翔第一人”韦超，致信胡政之、张季鸾，建议能够帮助《大公报》向德国订购一架最新型的滑翔机。胡、张均感此时意义重大，遂以《大公报》此前募集的资助航空款项，委讬韦超订购，定名为“大公报号”。这是中国第一架大型滑翔机。后来先后在成都、重庆举行了飞行表演，引发轰动。张季鸾多次出席滑翔机相关活动。

为增进国人对滑翔运动的了解，《大公报》还开办了专业副刊“滑翔园地”，从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起刊发第一期，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止共出版五十五期。

促美觉醒

张季鸾重视报纸在传递舆论意见、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对于国际关系也具有宏阔的视野和洞察大势的眼光。

早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张季鸾就撰写了社评《美国新总统今日就职》。针对当时美国的孤立思潮指出，美国要摆脱当时的萧条局面，必须舍弃美国本位主义的国策，融入世界，特别是与中国加强合作。文章首先援引西奥多.罗斯福的观点指出：“按罗氏与美国前任名总统罗斯福为同族，方罗前总统在职之时，曾有言曰：‘美国之未来，在太平洋上。’斯言也，历数十年而益验。”

张季鸾继而写道：“迁延复迁延，世界经济不振之怒涛，虽以黄金横溢之美国，亦不得不卷入恐慌之漩涡;如连日银行风潮，四十八州竟有二十二州陷于停兑，此美国当前之大难题，而共和党美国中心主义所贻之恶果也。夫当今之世，政治经济，息息相通，国际关联，利害与共，将欲恢复美国之繁荣，必须厉行国际之互助……应取美国本位之政策而代之矣。近日经济政策，无论保存个人资本，抑或实施国家统制，要之世界必须打通，市场必须开发，于是而中国之广大市场，终为有裨于世界经济问题之解决。”

这实际上是美国中心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争，亦可视作当今“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与全球化、多边主义的分歧。张季鸾的社评距今近九十年，而个中真知灼见，依旧振聋发聩，不因世界风云激荡而过时。

张季鸾是谦谦君子，不务虚名，踏实做事。“但本良知发言，不计利害毁誉”，是他的毕生追求。于右任曾评价这位同乡挚友：“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铁笔化细雨，国士亦斗士

图：《大公报》旧址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169号。

被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张季鸾先生，故去已经整整八十年了。他不仅是大公报历史上难以企及的巅峰，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座丰碑。在三十年的职业报人生涯中，张季鸾始终秉持一颗爱国丹心，为国家为民族鼓呼呐喊，从不退缩;对敌寇对汉奸鞭挞讨伐，誓不低头。他展示了中国文人的崇高气节与伟岸风骨，洵为无双国士、无畏斗士。这也奠定了大公报“文章报国”的报格与报魂，薪火相传，激励一代代报人不忘爱国初心，矢志砥砺前行。

一百一十年前的一九一一年，受陕西同乡于右任之邀，加入《民立报》，张季鸾正式开启了职业报人生涯。一九二六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驾马车”接手大公报，开启了“新记”时期。

九十年前的一九三一年五月，新记《大公报》创刊一万期。各界贺信祝词纷至沓来。胡适在贺辞《后生可畏》中指出，《大公报》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同年，“九一八”国殇变起，大公报开启了最为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时期。

八十年前的一九四一年，抗战正值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这一年五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是为中国报界前所未有之光荣。讵料同年九月，主持大公报笔政的张季鸾积劳成疾，溘然长逝，将生命献给了新闻事业。

大公报能够成为舆论重镇，张季鸾居功厥伟。身体力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秉持新闻救国、文章报国的理念，臧否时事，针砭时弊。“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对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激励斗志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目睹明治维新之后的巨大变革，对日本的国策军情有着相当的了解。因此，他对于时局的体察，往往有超越常人的敏锐。

“九一八”事变前，张季鸾陆续发表过多篇文章，提醒国人应有危机意识。譬如，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东北对外关系之前途》，针对日本的异动，呼吁当局“速为相机因应之筹划，最好恢复边防大员，多驻军队，随时震慑，同时与朝鲜督府交际联络，避免隔膜，且可资为研究，庶不致临渴掘井，手忙脚乱，东北幸甚，国家幸甚!”

也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责任心和敏锐洞察力，令大公报得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一时间独家报道了这一消息。其后又迅速确立了“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一是开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梳理近代以来中国从日本所遭受的国耻;二是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教育家蒋百里主编，向民众普及军事常识。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台儿庄大捷，举国振奋。八日，张季鸾发表《台儿庄胜利以后》，继续打气鼓劲：“这一战，证明日本暴力之不可恃，然其暴力还在。日本是步步向黑暗的深渊猛进而不肯回头的，我全国军民务须切实知彼知己，沉着奋斗。”

抗战期间，大公报记者出生入死，在血与火的第一线，发回了许多传世名篇。陈纪滢只身勇闯伪满洲国白山黑水，孟秋江辗转长城脚下、青纱帐边，吕德润、黎秀石穿越滇缅丛林，朱启平在硫磺岛和冲绳的炮火中九死一生。张季鸾曾对“战地记者”做过一番精辟阐述：“诸君在敌人炮火中，在战士血迹上，认识了国家，认识了民族，也认识了自己，这种锻炼，是有无上价值的。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发扬，主要靠战地记者血泪交融的几枝笔。”

当时在大公报担任主笔的李纯青后来回忆道：“大公报在版面上没有一字一句对抗日发生丝毫动摇。”

理性不盲

“不盲”是大公报“四不”方针的重要一环。“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张季鸾一直坚持：“业言论者，宜不媚强御，亦不阿群众。”

张季鸾密切关注时局变化，进行冷静理性的分析，前瞻事态发展，帮助国人正确认清形势。“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国家真到危重关头》中写道：“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并三省……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对战事前途应有的认识》，开篇指出“这一战，中国必胜，但附有条件：必须力用够，苦吃够，断无便宜的胜。”并列举了四点理由：“第一，日本此次已下大决心，断无中途罢手之理。”“第二：大家不可过重视日本的内部不安或经济脆弱的消息……其一部分民众感情并不能牵制军法行动，其经济基础一时也不会动摇。”“第三：现在国际上的道德呼声并不能使日本反省。就是局部的一时的经济制裁，也不能生效。”“第四，国际形势确与我有利，但一切需要时间，特别看我们自己奋斗的成绩……即使有援助，也必须以我们自己坚决奋斗为前提。”

短短百千字，便有理有据驳斥了投降、妥协、苟安、寄希望于国际等不同论调，鼓励国人必须斗争到底。旗帜鲜明，鞭辟入里，充满信心但不盲目乐观，正视困难而不畏葸懈怠。大公报老报人陈纪滢曾说：“季鸾先生洞察时事，眼光之敏锐与远大，就中日关系来说，先知先觉，是最权威之政论家。”

公允持正

张季鸾言论的出发点都是救国、爱国、报国，以国家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先，体现的是一种匡扶天下、忧国忧民的士子情结。

一九四一年五月，就在大公报荣获密苏里新闻奖章几天之后，当月二十一日，重庆《大公报》刊登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起因是当时日寇进犯中条山，散播谣言，污蔑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对岸观火”，挑拨离间国共关系。一时间反共舆论甚嚣尘上。大公报社评指出：“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此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这篇社评后，连夜疾书一封长信，二十二日一大早就派人送到李子坝大公报馆。信中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惟贵报所引传说，既泰半为敌人谣言……”接着说明晋南战事真相，驳斥敌寇谣言。

接到周恩来的信，张季鸾非常重视。五月二十三日在《大公报》上全文刊登，并摘录信中两句话“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为题，醒目表达了中共的抗战立场。他还扶病撰写了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度引用了这两句话，并且写道：“这些话，非常精辟。正是我们在北方办报多年的政策标准，也正是十几年来中国大业演进的推动力量。”

嫉恶如仇

张季鸾体质瘦削，但却一直都是言论界的勇士与斗士，嫉恶如仇。对于丑恶奸邪，辄加挞伐，毫不留情。他在主持大公报编辑工作之初，就以脍炙人口的“三骂”而声名鹊起。所骂者，皆是手握重权重兵的要员。

一骂吴佩孚刚愎自用。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吴佩孚连遭惨败，仓皇逃回郑州。十二月四日，张季鸾撰写社评《跌霸》：“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无之，但有气耳。”

二骂汪精卫权欲薰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张季鸾发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一文，斥汪精卫“可以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三骂蒋介石虚伪好名。一九二七年，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忙着筹办与宋美龄的婚礼，并却鼓吹结婚乃是为了革命工作进步。十二月二日，张季鸾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批评其不过是以“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革命志士“虽牺牲其最宝爱之生命而不辞”，而蒋“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连哉?”

而对于背叛民族、卖国求荣的汉奸败类，张季鸾更是不吝笔墨。一九四0年初，汪精卫与日本暗中签订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其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在紧要关头幡然悔悟，秘密离沪赴港，将密约经由杜月笙交给张季鸾。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报》独家刊登“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并痛斥：“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同日，重庆《大公报》亦刊发相关消息。此后连续数日，两地《大公报》相继刊发多篇社评《敌汪阴谋的大暴露》《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一针见血地指出：“全国同胞应该彻底明了了：敌人的野心阴谋是如此的深刻狠毒。……汪精卫所谓的‘和平救国’，就是整个的亡国。”

这是正义与无耻的较量，是振臂高呼与怯懦屈膝的斗争。正如张季鸾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报人宣誓》一文中所言：“我们誓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凌之际，绝对效忠于抗战。我们对国家的敌人必诛伐，对民族的败类必摘击，伐敌谋，揭奸计，是我们不敢后人的任务。”

他，将文人的正气歌、报人的丹心谱，永远留存在汗青之上。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