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为什么要换省会？揭秘合肥是如何成为“最终赢家”的

安徽，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自清朝建省至今，其省会的选择与变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安徽省会的变动频繁，尤其在民国时期，省会的稳定性几乎不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频繁变动？为什么最终合肥能够成为省会之争的最大赢家？

安徽建省与省会的初步选择

安徽建省的历史相对较晚。在明朝之前，这片土地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明朝建立后，为了巩固都城南京，将南京附近的淮北、淮南、江南等地划归为一个行政区，这可以视为安徽的雏形。然而，真正的安徽建省要追溯到清朝时期。清朝初年，江南省作为一个巨无霸级别的存在，其人口、面积、经济在全国都占据重要地位。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清朝政府决定将江南省分为江苏和安徽两省。

在建省之初，安徽省会的选择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有四个城市有望成为省会：安庆、徽州、庐州和太平。安庆位于长江中游至下游的咽喉位置，军事地位重要；徽州则是徽商的大本营，经济中心；庐州位于全省地理中心，便于管理；而太平则因距离南京太近且城池规模不够大而被认为不适合作为省会。

安庆的崛起与衰落

经过权衡对比，安庆最终凭借其“长江咽喉”的军事区位优势以及便利的水运交通等条件，成为了安徽的省会。然而，这一地位并非一帆风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安徽布政使司实际上寄治于江宁（南京）城内，对安徽进行遥控指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乾隆年间，安徽布政使才正式迁驻安庆，标志着安庆正式成为安徽省会。

在安庆作为省会的近百年时间里，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桐城派在这里兴起，影响了中国文坛二百多年；京剧也在这里孵化诞生；洋务运动时期，安庆更是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和中国近代化的试验田。同时，安庆也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温床之一，许多革命党人曾在这里策划起义。

民国时期的省会变迁

然而进入民国时期后，安庆的省会地位开始面临挑战。首先是蚌埠的崛起。随着津浦铁路的全线贯通和蚌埠成为铁路与淮河的交汇处以及徐州与浦口间的铁路“宿站”，蚌埠开始了对安庆传统政治地位的挑战。它迅速成为安徽铁路枢纽、皖北航运中心和货物集散中心，并曾三次短暂地成为安徽省的“临时省会”。

除了蚌埠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安徽省会也经历了艰难的迁移路。从六安到立煌县（今金寨县）再到霍邱李家圩等地，安徽省会在整个抗战期间不断迁移以躲避战火。这些迁移不仅反映了当时战争的严峻形势也体现了省会选择对于地理位置和安全性的考量。

合肥成为最终赢家

抗战胜利后，安徽省会的选择再次成为关注焦点。1945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将省会迁往合肥。这是合肥在时隔近百年后第二次成为安徽省会（第一次是在清朝末期）。虽然此时的合肥已残破不堪、民生凋敝，但它位于安徽地理中心位置且拥有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合适的选择。不过由于内战形势的变化以及解放战争的逼近，省会回迁安庆的声音也一度响起。然而最终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合肥作为新安徽省的省会地位得以确立并沿用至今。

省会选择的背后逻辑与争议

那么为什么合肥能够成为最终赢家呢？这背后有多重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地理位置的考量：合肥位于安徽地理中心位置便于对全省进行管理；其次是交通条件的改善：随着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合肥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显著提升；再者是安全性的考虑：相比沿江城市如安庆等合肥身居内陆军事上更为安全；最后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省会城市合肥得到了大量的政策和资源支持促进了其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然即使合肥已经成为了安徽省会关于其是否合适的争议依然存在。例如在恢复安徽省建制时就有“设芜湖为省会”的动议；在毛主席视察安徽时也曾对“安徽省会是否要设于合肥”进行过思考并最终支持了合肥作为省会的决定。这些争议和思考都反映了人们对于省会选择的关注和期望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下人们对于城市发展和地理位置的不同理解和需求。

总的来说安徽省会的变迁历程不仅是一部历史长卷更是一部反映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生动画卷。从安庆到合肥的变迁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刻的时代烙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思考城市发展与地理位置关系的有趣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