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令人心惊胆战。而在这关键时刻，一位掌握着湘军大权的重臣，却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

他究竟为何在君命当前，选择了保境而不是救君？这个决定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1860年，英法联军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席卷而来，战火蔓延至北方。天津沦陷，敌军直逼京城。在这紧急关头，清廷下令各地督抚率军进京支援，以"勤王"之名抵御外敌。然而，在所有接到命令的督抚中，只有曾国藩和苗沛霖未能立即派出援军。这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

曾国藩，这位掌握着湘军大权的重臣，为何在君命当前，选择了保境而不是救君？他的决策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抉择

1856年，英国策划了"亚罗号事件"，成为了英法联军进攻广州、点燃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到了1860年6月，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击败了僧格林沁指挥的精骑，随后迅速推进，攻占了天津，并继续向北京进发。

面对联军的咄咄逼人，咸丰皇帝慌忙逃往热河行宫，并命令恭亲王奕䜣留守京城，准备与联军进行谈判。同时根据胜保的建议，清廷下令各地督抚率军进京支援，以"勤王"之名抵御外敌。

在这一紧急关头，曾国藩接到了清廷的谕旨，要求他派遣湘军中的勇将鲍超带领二三千名士兵北上进京勤王。然而，曾国藩却选择了按兵不动，并未如朝廷所愿派遣援军北上。

这一决策背后的考量和原因，一直以来都争议不断。有人认为这是曾国藩"拒不北援"，体现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复杂的军事和政治背景，以及曾国藩在处理这一危机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造成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考量，让曾国藩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是在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顾国家危难，还是在权衡利弊后做出了更为明智的决策？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学者。

保卫江西两湖，还是勤王救君？

1860年4月，太平天国的都城金陵遭受清军的围攻。随着江南大营的主力被击溃，原本处于偏师地位的湘军开始崭露头角。曾国藩也因此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肩负起更为重要的职责。

曾国藩领军驻扎于安徽祁门之后，战局急转直下。清军相继失去了广德、宁国等皖南的关键战略据点，而他深信的幕僚李元度也未能守住徽州。这意味着，皖南祁门和皖北安庆将面临太平军猛烈的攻势，形势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为了打破安庆的围困并改变上游的战略被动，计划发动第二次西征。这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此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部队围攻太平天国的重要上游战略据点安庆，迫使太平军在此与湘军展开决战。湖北巡抚胡林翼也驻扎在鄂皖交界地区，为湘军提供坚实的后援。李续宜和多隆阿指挥的两支重要部队分别驻扎在桐城附近，随时阻击可能前来增援安庆的太平军。

曾国藩本人则坐镇皖南的祁门，分散太平军的注意和力量。而湘军中的猛将鲍超，作为机动力量在皖南江边待命。此外，湘军的水师在长江上巡逻，力图夺取水域的控制权。

通过这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可以看出湘军已经全力以赴，准备在皖南和安庆与太平军进行一场关键的对峙。毕竟对于湘军而言，保卫江西两湖，就是保卫他们兵源粮源的所在地，是"克复金陵"的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国藩接到了清廷的勤王谕旨。一边是进京支援的君命，一边是即将到来的太平军威胁。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北上勤王，就意味着必须从现有的战略部署中抽调兵力，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湘军的整体布局。可能导致安庆或皖南出现战略上的缺口，从而使太平军有机会涌入湖北、江西等关键地区，甚至威胁到湘军的大后方湖南。这样的调动不仅会削弱湘军的军心士气，而且对于京城的安危来说，可能也是杯水车薪，难以及时奏效的。

然而，如果拒绝北上，就会被人诟病为忽视君主的危难，不顾君臣之间的伦理大义。甚至可能被怀疑，湘军只顾自身的集团利益。

在与胡林翼和幕僚们的频繁商议中，曾国藩逐渐形成了共识:虽然北援符合君臣之间的义理，但可能对整体战局造成损害;而坚持战略保卫江西、两湖和安庆，是对战局更为有利的。

于是，他们不断完善了以北援为前提的军事调整预案，做出了切实的筹划和准备。在战略规划上，湘军首先明确"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但面对可能的北上勤王行动，湘军在人员配置、战争物资储备、粮食供应以及协调配合等方面均做了周密的安排和准备。

这样的决策，似乎体现了曾国藩集团的"攘外必先安内"思想。他们更关注维护自身的势力范围，而不是全心全意地支援君主。但是，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下，这种选择或许也是一种更为明智的权衡。

曾国藩的"内斗内行"

然而，曾国藩的这一决策，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曾国藩在"踢皮球"，将决策的责任推回给了朝廷。他们指责曾国藩有意拖延时间，认为这是他"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的典型体现。

实际上，曾国藩的集团，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逐渐壮大的。他们倡导"就地正法"的制度，以"平贼"为己任，并认为太平天国的起义与一般的叛乱不可同日而语。而曾国藩本人作为集团的领袖，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是投降派的拥护者。

南京条约签订后，全国上下都对投降派愤怒声讨，曾国藩却对其恩师的卖国行为表示赞赏，认为只要能换来和平，任何手段都是上策。因此，尽管生活在西方列强不断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曾国藩集团仍然将维护清朝腐朽统治视为首要任务。

正因如此，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暴行，他们既缺乏共赴国难的决心，也缺少雪耻的勇气。反而更关注清政府的妥协和求和，以便集中力量攻击国内的起义。

当曾国藩的奏折呈递给咸丰皇帝时，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已经签署。咸丰皇帝随即命令曾国藩及其他将领无需进京，这大概正遂了他们的愿。然而，这一命令也彻底暴露了曾国藩集团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本质。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不断侵入，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广大民众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形成了外国侵略者、封建统治者和人民三者之间的对立关系。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清政府起初出于对外国势力可能颠覆其统治的担忧，采取了排外主义的政策，试图同时对抗外国侵略者和人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外国侵略者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的政治地位。

同时与外国侵略者和人民对抗，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他们开始改变策略，一面妥协于外国侵略者，一面集中力量镇压国内的革命力量。

曾国藩在处理北援问题时所采取的政策，或许正是这种策略的体现。他对外国侵略者采取屈辱性的妥协态度，却对革命群体实行残酷的镇压。这种做法，后来也为袁世凯、蒋介石等军阀所推崇，他们同样是在民族危机中寻求维护自身权力和利益的代表。

曾国藩的政策和行为，虽然在当时被视为符合清政府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加剧了民族危机，削弱了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这种短视的政策选择，最终导致了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的被动局面，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隐患。

结语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令人心惊胆战。而在这关键时刻，一位掌握着湘军大权的重臣，却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他究竟为何在君命当前，选择了保境而不是救君？这个决定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

曾国藩的抉择，不仅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内部的复杂矛盾，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在面对外来侵略时的无力应对。他们既缺乏共赴国难的决心，也缺少雪耻的勇气，反而更关注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这种短视的政策选择，最终导致了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的被动局面，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隐患。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曾国藩的抉择却仍然引发着广泛的讨论和反思。他的选择，究竟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深思熟虑，还是出于对自身集团利益的维护？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无法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仍需从中汲取教训，警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在民族危亡关头，更要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是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