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军统

沈醉与戴笠

沈醉，原军统少将，曾是号称“特工王”的戴笠的得意部下。

沈醉和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不同，身上没有官气，外表十分儒雅，他面色白皙，戴金边眼镜，常穿一件灰呢子的短大衣，风度翩翩，一只眼睛有些视力下降，看起来像一个大学教授，有一位中统的巨头徐恩曾，沈醉晚年和他形象很相似。但这只是他的外表，实际上沈生性好动，走路很快。

更令人惊异的是，沈有一身很好的武功。

以后，助手发现，和沈醉谈话十分随意，沈醉对自己的地位和价值非常明白，所以有关文史的问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现在的采访对象这样的可不多。但是他有两个原则，第一，绝少说人家的不是；第二，国共双方的争执，尽量不说。所以他的话语中，名人轶事比较多，而锋锐的地方就不多。比如助手曾经好奇地向他打听白公馆烈士的事情，被他把话题引到中美合作所，知道了四川军阀白驹建造的白公馆，原来是很好的别墅，但是听得过瘾，最后自己要问的，却没有问出来。

助手说，沈醉当年怕见三个人。

第一个，是军统局秘书长郑介民的老婆。这个半老徐娘是有名的财迷，经常指着名向军统要东西。沈醉本人是总务处长，正是首当其冲。找他要紧俏东西的国民党官员不少，唯有这位太太特别，她要东西，不是为了自己用，自己喜欢，而是为了送到当铺里头换钱，所以是个永远填不满的坑。而郑介民本人，沈醉颇为推崇，说这个人做官不在行，而且胆小，实际上是个情报专家，平时的乐趣就是阅读特务们送来的材料，他不审犯人（戴笠就不行，急了还有过亲自动手的时候），就是看材料，但是好多大案子都是这样破的，沈醉说起过的，一个是吴佩孚的日本混血女儿吴冰特务案，就是被他从一封可疑的信件中看出了端倪，一个是当年《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的案子，当然李侠的真名不是这个。说到这儿，沈醉就打住了。

第二个，是蒋介石，沈多次见过蒋，还差点当了宋美龄赴美的随从武官。但是他怕见蒋介石。原因是沈醉的性格活跃，喜动难静，而且随便惯了，而蒋介石对部下的仪表非常重视，往往从人的衣着、姿势、精神面貌，就决定他的好恶。戴笠是特别重视对蒋投其所好的，因此每有军统人员去见蒋，必要反复嘱咐、交待，有时还要向蒋的随员预先打听蒋的心情，决定何时谒见。这种严格的要求，对做惯了外勤的沈醉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另外，蒋说一口难懂的宁波官话，沈是湖南人，往往担心听错，心情很紧张。

但是对于蒋介石，沈醉有一个独家的“新闻”——老蒋喜欢唱歌！

老蒋喜欢唱歌可是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沈醉说，老蒋不但每天必唱，而且有的时候能唱相当长的时间，颇为自我陶醉。警卫人员都听过他的歌。有趣的是，老蒋不唱京剧，不唱一般的歌曲，只唱三样：军歌、党歌、国歌。按照沈醉的记忆，如果唱国歌多的时候，就比较正常，如果唱军歌多的时候，那就是比较有麻烦了。党歌，一般都是有纪念日的时候才唱。老蒋的嗓音一般，但是就是这几首歌，居然百唱不厌，或许也是一种休息吧。奇怪的是，老蒋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唱过歌。

饱吹饿唱，难怪老蒋搞经济总是出毛病。

第三个呢，是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钱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黄埔军校军事教官，资格老得可以对陈诚一类的人物指手画脚。

此人形容威武，在西安事变的时候负过枪伤，对于特务颇有些瞧不起，因此也不太好相处。后来沈醉从别的特务嘴里听到钱大钧曾经为了娶太太险些自杀，让他大吃一惊之下，也对这位将军的看法大为改变。

那是钱大钧任武汉警备司令时候的事情了。

戴笠和军统中的共产党

有一个说法，称戴笠是反共老手，沈醉的看法是，这句话言过其实，戴笠从反共角度，相当的没有地位。

假如说戴笠不是反共高手，只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胡话。可戴笠的确不是。国民党特务系统分工中，军统前期的主要工作不是对付共产党，这方面，戴笠的成绩并不突出。

沈醉回忆，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政出多门，但是各自有自己的主要业务范围，其中军统的主要工作目标初期是各类军阀、第三党派势力，抗战开始后，主要是敌伪。邱开基系统主要是侦毒缉私，邓文仪所部是空军系统（前二者最终被戴笠排挤吞并），康泽是武装特工，而国防部二厅是军事情报。反共，是中统的主要任务。

蒋介石从自己的生存出发，不断平衡两统的工作，也不总是以对付共产党为优先。在1932年，军统的经费为八十万元，中统仅仅为二十万元，相差四倍。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对共产党主要是军事围剿，情报工作的威力不及军事进攻，而对军阀政客，军统那一套江湖功夫比洋枪洋炮还管用，纵横折冲中原大战，搞垮唐生智、陈济棠、蔡廷楷都是戴笠的得意之作。蒋宁可把买枪买炮的银子放到戴笠身上，收兵不血刃的好效果。

这也和两统的历史渊源有关。军统以戴笠为首，大量吸纳军界和帮会人员，是职业特务，普遍没有太高的政治素养，戴笠做事好像有个五字诀，“裙办师才干”，对付出身于旧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相当有效，连胡宗南都说戴笠“人情世故熟”。但他本人对共产党的理论并不熟悉，这一套惯技用在组织严密、崇尚信仰的共产党身上用处很小。

戴笠为人好胜，且知道蒋介石对于反共的功绩最为看重，故此从没有停止过反共的特务工作，可惜收效甚微。这主要是因为戴笠根本就不允许军统特务对共产党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防赤化，同时一旦得到线索，必急功近利地进行逮捕、审讯，往往人也打死了，线索也断了。而中统就不一样，中统的人员多是出身国民党党务工作的人员，对共产党理论有较深的理解，不依靠刑讯，而依靠所谓“说理”的办法造成基层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动摇，制造叛徒，然后利用叛徒逐步深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给共产党组织造成巨大的危害。故此，抗战之前，中统在反共的效率上面，远远超过军统。

军统唯一一次比较大的“成果”是抓住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沈醉亲自执行的密捕，没想到华尔顿也是个徒手战高手，沈醉加上几个特务居然抓他不住，最后惊动了租界巡捕，密捕变成了庭审）。华尔顿在法庭一言不发，军统竟然无法查出他的身份！而中统就成就斐然，顾顺章案、向忠发案、盛忠亮案等等，连连奏捷。戴笠对这一点非常恼火，但又不得要领，称他为反共老手未免太高，他在这方面比较外行。

中统在抗战中因为对局势认识不深，同时受到军统排挤，人员普遍意志消沉，高级特工人员纷纷投靠日伪，抗战后，被大量整肃或闲置，是国民党解放战争期间反共特工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是戴笠不反共，实在是“共军太狡猾”。戴笠的专长，不在对付共产党。

但是军统内部却不乏共产党。

沈醉笑称，军统内部共产党有两派，一派称为老共产党，一派称为新共产党。

老共产党，就是被戴笠利用的共产党叛徒。戴笠对这些人虽然考察严格，但欣赏他们高超的工作水准和忘我的投入精神，故此每每重用，甚至引起一些老特务的嫉妒。其中比较有名的共产党叛徒，包括余乐醒（戴笠的智囊，沈醉的姨父）、谢力公（军统训练专家，负责苏联方面问题的大特务）、王克全（原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其中，王克全工作最为认真，成为军统内勤的台柱子之一，沈醉回忆，此人后来因为重庆局本部遭到日机轰炸物资损失惨重，他自认为准备不周，责任不可推卸，竟开枪自杀了。

这些共产党叛徒虽然叛变，但往往都是有才之人，而且对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特务组织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不只军统，其他国民党特务系统也都有对其重用者。张学良系统的特务头子黎天才，早年曾为李大钊赏识，后被捕投奉，由于张学良爱惜其才气，保留了下来，后来受到“感动”的黎投桃报李，彻底改变了立场。

还有一批新共产党，就不是戴笠想留的了。他们是打入军统内部的共产党员。

军统组织严密，共产党怎能打入呢？沈醉说，多半是军统自己招的。军统对于人员，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戴笠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那时招收的人员越要求积极向上，其中隐性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越多。而军统因为自身名声不佳，招生又采取许多欺骗手段，使学生往往感到上当。这样，有机会的时候，学生中的一部分变成共产党的潜伏人员并不奇怪。

比如著名的军统电台案，就逮捕了一张姓报务员（张蔚林）为首的六名共产党员。其中，职位最高的报务主任冯传庆，本来已经接到警报渡江脱险，避开了军统的搜捕半径。但是他没有经验，因疲劳停下来休息，因出手阔绰，被当地农民作为日本间谍举报，假如他当时亮出军统的身份，大概也能逃过一劫，可是冯试图隐瞒身份，终于暴露。这六个人后来全部被戴枪决。

戴笠曾支持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更是共产党人刘澜波等活动的重要据点。

但也颇有一些共产党人，最终作为军统人员在抗日的战场上以身殉国，直到解放后有关部门向沈醉核对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些“殉职英烈”是共产党人。不过，讨论这些人在殉国的时候属于哪个党派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他们都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献出生命的，是中华民族的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