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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各民族几乎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由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在其建国前就深受原始宗教的影响，信鬼而拜日。

随着辽朝的建立，诸种宗教思想在辽代得到传播与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佛教和道教。辽代奉行宽容的宗教政策，这也使得诸种宗教中的鬼神信仰内容得以传播与发展。

辽代鬼神信仰的形式和内容并非一成不变的，辽人鬼神信仰呈现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按照辽人鬼神信仰的发展变化，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

即辽代前期，主要包括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诸朝；

辽代中期，主要包括辽景宗、圣宗、兴宗诸朝；

辽代后期，主要包括辽道宗和天祚帝两朝。

辽代前期的鬼神信仰

辽朝前期是辽朝版图扩充的一个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以战争与内乱为主的时期。

辽太祖平诸弟之乱建国称帝，南下掠地中原迁徙汉民，征服渤海建立东丹国以及对室韦、乌丸、奚、阻卜等临近诸部的征服；

辽太宗时耶律倍受猜忌远渡后唐，以及太宗援后晋，得燕云十六州；

辽世宗时与耶律李胡的皇位继承之争，以及“横渡之约”后察割叛乱；

辽穆宗时平定察割之乱以及其他贵族的谋反，援助北汉与后周、北宋发生多次战争；

纵观辽朝前期的社会大背景，战争和内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随着领土的扩充以及吸纳汉人和汉文化，辽人的原始鬼神信仰受到一定冲击和影响。

但通过对该时期主流鬼神信仰的情况来看，原始宗教的鬼神崇拜依旧是主流。

辽朝前期契丹人的鬼神信仰，包括对日月山河等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的崇拜，大多以相关礼仪的形式保留下来。

“与契丹原始信仰相关的礼仪，既保留了契丹族原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吸收了中原汉族文化成分；既与自然崇拜有关，又带有政治色彩。”

具体来看，此一时期的鬼神崇拜，实现了由建国前传承部族文化到建国后更多为政治统治所服务的转变。

“遥辇胡剌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

这些礼仪都在辽朝建国后被继承下来，其中最具政治色彩的当属柴册仪，作为辽帝最高统治权力的确认仪式，实质就是借助天的力量来宣扬自己统治的正当性。

另外，辽人对于祖先的崇敬之心愈加凸显。

祭山仪、告庙仪、谒庙仪、拜陵仪、爇节仪等都是为了祭奠祖灵，祭祀先帝所举行的仪式。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的祭奠仪式，多有臣僚共同参与。

其目的应是辽朝统治者借助祭奠祖先的仪式，一方面表达对祖先的崇敬，另一方面起到教化臣僚，稳固统治的作用。

辽朝前期鬼神信仰除愈加注重行教化、固统治的作用之外，还增添了一些新的形式和内容。

这些都与前期领土的扩张与文化融合有很深的关联性。辽代帝王陵墓选址方面有新的变化。

对于帝陵的选址，除考虑政治、血缘、礼制、风水等因素之外，辽陵的选址可能还和契丹族传统的祭山仪有所关联。

辽代祭山仪主要祭祀的是木叶山和黑山，这两座山在契丹人精神世界中具有绝对地位，所以为了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或也有现实政治的需要，辽代前期皇陵都坐落在木叶山和黑山附近。

辽代中期的鬼神信仰

辽朝中期是辽朝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宋之间实现了百余年的和平，社会的安定对百姓的生活和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同时辽圣宗时期还与西夏保持友好关系，并册封夏国主为夏国王，高丽此时也纳贡称臣。

在这样的相对安定的环境下，辽代中期佛教得到较大发展，主要表现为佛教寺庙的大量修建，大修经幢以及整理佛教经典。

而此一时期辽人信奉的神灵很多都属佛教神灵，且在社会生活中践行自己对佛教神灵的崇信。

辽兴宗甚至因崇信佛教神灵，还改变了原来的祭祀习惯。

辽兴宗在祭拜制度上的变动，尤见其对佛教神灵的崇拜之深。

在统治者的影响下,辽朝境内的蕃汉诸族普遍对佛教神灵产生好感。

许多显贵家族让自己的子女出家为僧尼，甚至出现了整个家庭都信佛的现象。

随着辽朝中期关于佛教的鬼神信仰益盛，为了对自己信仰的佛教诸神实现人神之间的沟通，辽朝统治者开始大规模对佛家经典进行整理、编纂和刊印。

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枢密直学士韩绍芳知牧涿州，从政闲暇时游云居寺，“乃见石室内经碑，且多依然藏贮”，“既而于石室内，取出经碑，验明对数，得正法念经一部。全七十卷，计碑二百一十条，大涅槃经一部，全四十卷，计碑一百二十条。大华严经一部，全八十卷，计碑二百四十条。大般若经五百二十卷，计碑一千五百六十条。”

此后圣宗命僧徒可玄继续刊刻石经。

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宁三年（1057），“中间续镌造到大般若经八十卷，计碑二百四十条，以全其部也。”

辽兴宗时，开始校勘、刊印大藏经，根据金朝大同华严寺碑刻的记载，辽兴宗时校正的藏经就有五百七十九种。

辽朝中期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充实佛经，与这一时期佛教成为当时辽人信仰的主流不无关系。

换言之，为了现实的需要，或借诵念佛经这种形式，辽希望与佛教中的诸神灵进行沟通，以显示自己的虔诚之心。

辽代后期的鬼神信仰

辽代后期是内乱和外患并存的时期。

清宁五年（1055），兴宗崩，子耶律洪基继位，是为辽道宗。

道宗期间，先有重元之叛，后有乙辛之乱。

耶律乙辛与张孝杰勾结，专政擅权，先后加害了宣懿皇后和太子耶鲁濬，道宗最后虽铲除了耶律乙辛和张孝杰，但统治集团内部长期攻讦倾轧，统治式微。

天祚帝时，女真势力崛起，给辽朝统治以最后一击。

作为辽朝统治的晚期，不可否认的是辽代后期对佛教神灵的信仰依然是当时的主流，但该时期有关道教神灵的记载也较多，说明辽人对道教神灵的信奉得到一定的发展。

辽代后期，辽人对佛教神灵的信仰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

从当时辽朝周边一些政权的视角来看，契丹人已经由原来骁勇的民族变为羸弱的民族。

出土于黑水城遗址西夏文本《碎金》第39联至第41联介绍了当时西夏周边的民族和习性，其中对契丹的记载为：“契丹步履缓”到了辽代后期，周边地区的思想文化对辽人影响已经很深，对于佛教神灵的信仰也促使辽人一改以前骁勇善战的民风。

元祐四年（1089）出使辽朝的苏辙，更是对当时辽人有亲身体会：“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在辽代后期，辽人对佛教神灵信仰还和祖先崇拜结合到一起。

所建造的佛寺带有家庙的性质。

清宁八年（1062），辽道宗巡幸西京所建华严寺，寺内“奉安诸帝石像、铜像。”

其他类似的还有“山西应县的宝宫禅寺为萧孝穆一系的家庙，辽宁义县奉国寺与道宗惠妃萧氏家族有直接关系。

乾统年间萧氏在奉国寺建长廊200间，涂金装銮佛像，继续佛寺扩建的工程。

据考河北蓟县的独乐寺也具有韩匡嗣一族家寺的性质。”

此一时期民众对佛教神灵的崇拜还来源于佛教热心于救死扶伤的事业之中。

辽朝后期天灾频发，每次大灾之后，众多佛教徒会向灾民施舍药物，治疗疾病。

如天祚帝时佛教徒琅玡仁及“德动四民，学通半古”,“尔后医方针灸,光扬内外”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辽人对道教鬼神的崇拜，在此一时期逐渐被钟爱。

道教在辽初就已传入，但是发展和传播程度并不广泛。

史料中零星记载和道教有关的内容也基本限于统治阶层，如耶律倍曾将道教经典《阴符经》译成契丹文字；圣宗弟耶律隆裕崇建道观；辽兴宗与上层道士关系密切等。

对崇拜道教神灵的辽人来说，“人类的抉择和行动的东西都归之于神们和神们的行动；因此人类的活动显得也就是神们的事迹；神仿佛通过人来实现他们的决定。”

所以当时的辽人有意识的摆脱功名利禄，向往神仙生活。

处于辽道宗晚期和天祚帝初期的萧常哥（义），是两朝重臣，道宗时曾任南院宣徽使，天祚帝时改任辽兴军节度使召拜北府宰相，以柴册礼有功，加兼侍中。“

此后，萧义即追慕留侯(张良)故事，‘欲脱去荣利，缅慕神仙’，遂‘三抗表章,愿还印绶’”。

所以道教这种遁世逍遥的思想，并不利于契丹统治者的统治，也无法得到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

辽天祚帝时期还发生民众利用道教谶言发动起义的记载：“李弘以左道聚众为乱，支解，分示五京。”

道教关于李弘称王的谶言在南北朝隋唐之际就已兴起，这次起义应也是利用了道教的谶言。

在辽朝后期道教鬼神崇拜逐渐兴盛的原因，应和当时统治黑暗，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有关。

特别是到了天祚帝时期，“降臻天祚，既丁末运，又觖人望，崇信奸回，自椓国本，群下离心。金兵一集，内难先作，废立之谋，叛亡之迹，相继蜂起。”

除此之外，一般的普通平民，还经常向道士打卦问卜，诵测凶吉，或招贴门神，驱鬼求安等。

如中原人信奉的雨神“龙”就在此这一时期被崇拜，《梁援墓志》（寿昌元年）载：梁援“知武定军节度使。属夏旱，百姓祈龙请雨三日不获。公素事佛，因焚咒祷之，雨乃降”。

当时的百姓信仰雨神“龙”，虽未祈雨成功，但也可见当时民众对道教神灵是有所信奉的。